悲情城巿

星期五早上讀着公民黨和社民連五個立法會議員即將參與總辭的新聞，習習寒風的冬日清晨在決戰前夕更形肅殺——香港從八十年代推動代議政制直至今天，加起來最少有好幾十萬人次的遊行示威，目的地從灣仔皇后大道東新華社轉到如今的中區政府總部，可是普選的承諾卻一個接一個跳票。有人說，五位議員是戰爭邊緣策略，以退為進逼出普選云云。我不懂得回答，只想到我們都已是預科以上學歷佔社會人口主流、文盲率幾乎等於零的城巿；香港巿民是智力正常的族群，為什麼不配早就有普選？

文安裕

那五張立法會議員面目讓人憶起清末革命黨被割下的頭顱掛在北京城牆的發黃歷史照片，時空切換，令人想到中國百年而來的歷史總要悲劇結局才能算是完整一頁。從星期三唐英年在立法會公布政改諮詢文件到星期六我都在想這個問題：為什麼回歸十二年，說到二○一七二○二○還要用迹近啞謎的字眼小心套說，「可以有普選」。漢文字在這裏被狎弄得迹近輪姦， 「可以有普選」固然可解說「你們會有普選」，然而這裏頭卻加了但書——「可以」是一種期待更是一種由上而下的允許，就等於小孩子想出去遊樂場玩，父母會說， 「你可以，不過……」。這種天威難測的父權統治本質，從家裏一直伸延到企業管治到特區政治到北京如何對待香港，三清歸一炁。

玩弄文字的遊戲我們老祖宗早已有之，但放在現代政治卻是小學生，所以很熱中，不時拿出來把玩。這是有歷史背景的：一九七二年尼克遜訪華，中共極想在台灣問題強按美國人承諾，基辛格很厲害，在「美國認知中華人民共和國擁有對台灣的主權」這句耍了花招， 他用的字眼是acknowledge （ 認知） 而不是recognize（承認）；對於台灣獨立的立場，他聲稱美國不能說「不允許（not allow）台灣獨立」，於是文件變成「不鼓勵（discourage）台灣獨立」。這兩個字眼從此成為三十多年來北京無法在台灣問題逮住美國的主因，尋且是中共處理外交事務的最痛。不過，就是當年吃了文字圈套大虧，才有今天香港「可以」有普選這一句埋伏。

香港為什麼不配馬上有普選?

猶抱琵琶半遮臉的「可以」有普選引起的質問，是香港為什麼不配馬上有普選。香港巿民或外國提出類似的質疑，曾經令許家屯敲着眼鏡說「不按本子辦事」、末代港督彭定康遭圍剿成為Sinner for 1000 Years；為了不讓香港早些有普選，北京官員不惜撕破面皮漲紅了臉大拍桌子。有解說是北京不放心香港，有說是由於北京不能保證自己人在選舉必勝於是不放心，雖然沒有誰有證據說這是哪一個原因令致北京推倒承諾，但人人都知道，北京就是不願意。

這是七百萬巿民眾所周知的殘酷現實，也是我間中替特區官員感到難堪的由來：要那些擁有英國大律師資格、美國名牌大學從學士念到博士、在英國人統治年代成長獲得爵士勳銜的官員，忽然公開說同意香港不適合馬上有普選硬吞中共橫蠻一套的，確實很困難，但他們都做出來了。我極不情願跟隨鄭經翰指罵這些人是狗官，但客觀上他們是連一點點要替港人爭取的能力也沒有，連一點點的勇氣也付之厥如。這是十年來香港最大的無力感，到了最近幾個星期，這種無力感終於找到了根源：大氣候之下的小氣候，香港就是這樣子，只能待着被宰。

六四事件之後，中共內部浮現一個字眼：大氣候。在那些年的政治背景而言，這是指共產主義國家一個接一個倒下的宏觀政治氣候；幾乎同一時間，另一個詞「蘇東波」和「大氣候」同樣佔據了中共的意識形態平台。當時中共的解說是，西方以美國為首的意識形態是大氣候，不能和它硬碰，這才有鄧小平的「穩住陣腳，沉着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絕不當頭，有所作為」所謂二十四字大方向。二十年後，美國在金融海嘯衝擊節節敗退，中國卻因為改革開放一躍成為美國的最大債主。國際象棋有一條法則，小兵匐伏而行爬到對方底線即能變身車馬象后，今天的中共，就是昨天的小兵、今天的皇后。

奧巴馬訪華是揭開這一變身的證言。作為美國民主黨東北部自由派頭面人物，一向對極權帶着批判色彩的奧巴馬和希拉里在中國訪問時，人權問題一帶而過，連拿出一份被囚人士名單向中方表示關切的都沒有。這是大氣候遽變的寒暑表：今天的美國無法對中共起着制衡作用。誠然，中國的民主進程和人權發展是中國人民的事，外部力量很難從根本上扭轉這一情勢，但以往的經驗，西方國家通常可以在一些關節眼像點穴那樣壓制整副肢體的活動。這些在阮囊羞澀的奧巴馬身上看不到，所以美國傳媒批評奧巴馬在中國空手而回而中方激讚這是一場成功的訪問，因為中美兩國對這次訪問是否「成功」理解各有不同。

美國都在人民幣之下低頭不語

連美國都在人民幣之下低頭不語，香港能在這股大氣候下做什麼？我們企圖以忍耐退讓換取更大的空間，早些時候，譚蕙芸在《星期日生活》裏討論到香港傳媒在艾曉明事件裏的空間若何。在這篇長文裏，我閱讀出作者在有限政治空間下的無奈，作者提出的後退一步，是為了未來更多的採訪發掘。我不會同意這是投降主義的彰顯，應該說這是深挖洞廣積糧的韜光養晦，留得青山在，哪怕沒柴燒。問題是，當人們向後退一步準備留下更多空間的時候，北京會任由這一空檔存活下來嗎？當奧巴馬無法在面對中共時談到中國人權問題、當馬英九以各樣理由推卻出席紀念六四二十周年晚會的時候，平心而論，我是悲觀的。

大路朝天，各走一邊，溫和派有溫和派的長期作戰企圖，社會上另一邊則踏上激烈抗爭的不歸路，公民黨和社民連的五區總辭名單擬定，大狀黨和街頭政治出身的梁國雄美女與野獸式結合反映了他們的急切心態（desperate）。這或許是臨時組合的短暫利益組成，但我們必須了解，這一伙伴關係折射出的政治姿態，極可能被社會解讀成殉道式的政治自我犧牲。五人總辭，黨內同志不一定能在補選時選上，這有着極大的機會成本夾纏其中，可是公民黨和社民連依然不顧一切走上這條路，明顯是準備以此喚起社會的關切和關注。當然，這不同抗戰年間大學生以自焚喚醒國人的愛國情操，也難與越戰年代僧人在順化街頭自焚成一尊朽木的悲情比擬，但畢竟這是香港政治前所未有的舉措，已然跳出「政客只識攞着數」這一普遍認知。可惜政府高官和保皇黨的反應只流於議會席位得失這一層次，未態探究一旦總辭起動對社會的影響，這或許另一個失敗（blunder）的觸媒。

香港多次在普選的歷史門檻前失諸交臂，社會上有抱怨說，這是民主派過於激進也過於曲高和寡；亦有把普選未能提早到來說成是民主派的要價過高和不諳策略。兩類怨言其實都缺了另一重視角：北京的插手干預，是造成今天香港政制發展停滯不前的唯一因素——平素大膽敢闖的香港傳媒要後退一步爭取在中國採訪的空間、民選議員準備以辭職抗議政改牛步的政治自戕——七百萬巿民在剌骨寒風裏念及的是難以名狀的悲情。

PS挖苦法國

亨利一手推動法國出線世界盃，全球罵聲之中，法國還有人是有良心的，說國家隊教練杜明尼治是路易十六以降的最劣教練。這句話繞了一個圈罵人，路易十六是一七九一年的事，杜明尼治是二百年來最差的教練。

法國人挖苦很有一手，一九九三年，法國失意世界盃外圍賽，無望出線九四年美國世界盃，舉國上下失望透頂。翌日，法國一份大報的頭條是「法國晉軍世界盃」，下面是小小一行字「一九九八年世界盃」。一九九八年世界盃決賽周主辦國是法國，東道主有直接參加決賽周的特權。這份報章的頭條，至今仍然傳誦不衰。

美國最後一個中國通死了

China Hand Lilley Dies.
星期六早上甫打開電腦就看到這短短的一句標題。這是《華盛頓郵報》的消息，百來字短訊說的是美國前任駐華大使李潔明（James Lilley）逝世，享年八十一歲。

也許只有上帝才知道，李潔明對《華盛頓郵報》以中國通（China hand）來總結他的一生會作何反應，不過，確實也只有中國通這三個字，才可以完全勾勒這位生於青島的美國之子和中國的關係。

八十年代後期的一段不短時間，李潔明是我隔一陣子總會在電話上聊幾句的人，他那時候在政府裏沒有正式工作，我卻因着一些原因，對中美關係尤其是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一年這三年尋根究柢而找上了他。找李潔明之前，學校裏的朋友再三提醒我李潔明是中央情報局的人，我倒沒有在交談裏發現有什麼突兀，只道是老頭火氣很大，尤其是在不適當的時候打電話到他家。

民國之後，美國對中國的系統外交政策逐漸出現變化，特點是執行這些政策的外交官普遍有着與別不同的中國關係（China Connection）——他們之中的上一代大多有傳教士背景，更多的是他們根本就是生於中國的美國人。到底美國這種迹近以夷制夷的駐華外交官派遣安排緣於何事，無人得知，但事實是美國在處理對外關係時對中國有着與別不同的思考。美國不會調派日本出生的外交官到東京當大使，也不會派遣生於韓國的大使到首爾就任；某程度而言，美國對歐洲寬鬆一些，愛爾蘭裔的甘迺迪家族龍頭老約瑟夫甘迺迪，就曾經當過駐英大使。

出身傳教士家族或在中國大陸出生的美國官員，在中美關係裏扮演了重要角色，可說是世界外交史裏的異數。中共奪得政權前的最後一任美國駐華大使是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便是傳教士，生於浙江杭州，當過燕京大學校長，一九四九年解放軍兵臨南京城下之際他還守着大使館。司徒雷登其後怏怏而別，毛澤東眼見美帝國主義從此絕迹中國大地，寫下《別了，司徒雷登》洋洋長文，一度都是內地中文科教材。

中國通（China hand）駐華 政策悠久
美國以傳教士駐華的政策根深柢固，中共上台後也未見大變，一九七九年一月中美建交，美國首任駐華大使是與中國無甚淵源的伍德科克，到了第二任，美方突然派出資深中國通恒安石（Arthur W. Hummel , Jr.）駐京，揭開十年間四任大使中國通佔其三的序幕。恒安石父親是公理會傳教士兼老資格中國通恒慕義，恒安石生於山西汾陽，八歲回美國讀書，長大後再到北平輔仁大學教英文。

接着恒安石的是耶魯大學畢業的洛德，他不是傳教士之子，但他的妻子是華裔作家包柏漪（Betty Bao ）。接替洛德的是李潔明，之後是一九九一年到九五年在任的芮孝儉（Stapleton Roy），他也是傳教士之子，生於南京，聽過芮孝儉講中文的人說，芮的普通話閉着眼睛聽，是聽不出這是一個美國人說的。芮孝儉之後美國再也沒有派出中國通駐華，有人說上一任的雷德（Clark T. Randt, Jr.）能說普通話，也有說現任的洪博培（Jon Meade Huntsman, Jr.）漢語很行，但他們畢竟不是傳教士之子了。

這當然不是因為美國國務院再也沒有傳教士之子而派不出中國通，這是謔而近虐的笑話，事實上美國國務院裏能說一口無瑕普通話的不在少數，人們還記得在香港做過總領事、其後當過助理國務卿的包潤石（Richard Boucher）的普通話很地道，况且他是大使銜職業外交官，可是一直無緣駐京。像恒安石芮孝儉等傳教士之子，像包潤石這些職業外交官，他們在美國社會和哈佛大學的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哥倫比亞大學的包大可（Doak Bennett）和韋慕庭（Martin Wilbur）都有一個共同稱號﹕中國通。這曾經代表了他們在官場學界的地位，可是在嶄新的國際關係裏，中國通地位已大不如前，取而代之的是經貿專家和戰略學者。

出現此一根本變化的原因在於中美關係的「正常化」。我在這裏說的正常化，並非指一般理解下的正常化；眾所周知，北京對一九七九年中美建交的官式叫法稱為正常化（normalization），那是相對於中美關係在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九年之間的斲斷。然而，我所說的正常化，是指美國脫離以對付非我族類的心態處理對華關係的固有思想——華府認定，對北京應該更多的從廣義的兩國關係入手，即經貿往來、地緣政治、意識形態以至軍事關係。簡而言之，是明刀明槍的硬式關係取代了企圖從文化層次建立的軟式關係。美國在這方面說不上是先行者，英國在香港回歸談判結束後，一大批中國通外交官從此解甲歸田，這裏頭有港人熟悉的伊文思（Richard Evans）、柯利達（Percy Cracdock）和麥若彬（Robin MacLaren）；日本更早一些，小川平四郎退下之後，日本駐華大使只有一個阿南惟茂是普通話頂呱呱的中國通。

泛亞派大勝 親中派式微
踏入九十年代，美英日三國外交部內部勢力此消彼長，客觀上推倒了中國通長期以來的山頭。美國國務院東亞事務科長期是兩派相鬥，一派是中國通為主體的親中派，一派是以日本通佔多的泛亞派，這一爭逐有其周期特徵，四十年代是親中派天下，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是泛亞派主政；尼克遜訪華使得親中派抬頭，一直獨佔風騷到克林頓(相關)入主白宮。克林頓是把中美關係與人權脫鈎的第一人，在另一個側面把意識形態丟到歷史的角落，務實主義抬頭，親中派固然失城敗地，泛亞派在朝鮮問題白熱化之際也無甚甜頭。喬治布殊(相關)登台，他的反共本質令泛亞派再度稱王，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敢於和北京抬槓，背後實是有着星條旗巨大的影子，這註定親中派崩敗，中國通終於走到歷史的終結。

李潔明逝世，北京也許會有人喜形於色，因為李潔明在六四期間的一些做法令北京當時的當權者很不高興。這是一種淺見的狹隘，是的，李潔明走了，北京一些人眼不見為乾淨，但美國內部再也沒有了解中國國情的高級官員。以後中美關係是一種完全官式的形態，沒有半點對中國的感性因子，business is business。

大崩敗

連譚耀宗也在立法會或明或暗說曾蔭權要「深思群眾心理」的時候，我搜索枯腸想找出在董建華七年任期裏，保皇黨議員有沒有在議事堂說過要董「深思群眾心理」的印象。想了半天都想不起來。或者換轉說，保皇黨有沒有隱喻或暗示對董建華說三道四，記憶裏還是沒有。應該說，那年頭的保皇黨是誓死捍衛董建華的。

那天聽了譚耀宗的短短發言，牆倒眾人推的感覺湧上心頭。香港的左派是一支有紀律的隊伍，形象化來形容，香港左派是一個命令一個動作執行中央的要求，中央要它站着死它不敢坐着死，哪怕他們心裏對董建華曾蔭權愛之深切恨之入骨。以中共的用語來說，香港左派絕不可能用樸素的階級感情來代替黨的政策。

到底譚耀宗說的是他個人看法還是北京的態度，這要要問譚先生才知道。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北京經歷二○○三年七一大遊行洗禮，全力把香港營造成經濟香港而不是政治香港的巨大努力，在曾蔭權飽受圍剿的這二十天鏖戰之後，全面崩敗，死無全屍。

中共對香港的考量，香港九龍及新界這塊千把平方公里的小地方從來是政治先行。抗戰年間中共在香港有自己辦的《華商報》，眾所周知的還有活躍在新界的東江縱隊。到了中共一統大陸前夕，毛澤東就是如何勝利冲昏頭腦都沒有說要派一個團解放軍跨過羅湖橋接收香港；同樣，澳門一九六六年暴動後，澳葡當局眼見形勢不妙要交回澳門，被正在文化大革命狂飈裏的中共擋回來。中共自詡是民族主義者，但在一九四九年「天翻地覆慨而慷」的解放全國大潮裏都沒想過收回港澳，為的不是這丁點土地的主權，而是這兩塊地方的政治作用。香港巿民應記得八十年代中英有關香問題前途談判，當時香港社會的說法是「中國收回香港」，但新華社新聞稿卻是「收回主權」。中共治下把漢文字弄得一團糟，可這「收回主權」四字卻有其深意——治權二字提都沒提，其實便是客觀承認治理香港的權力一直在英國人手裏。

香港 窺伺世界南風窗

香港的政治作用在一九四九年中共掌權後一直未衰，到底是毛澤東雄才大略還是精通心計的周恩來看到中共必然受到英美包圍、香港這活眼是中共撩起帷幔一角窺伺世界的南風窗，至今仍無正式紀錄可考。從周恩來主要智囊廖承志的文集和書信裏，涉及港澳的具體政策亦不多見，然而，中共對香港在政治上的角色卻在廖承志書信字裏行間看得出究竟﹕一九七九年四月十三日及十四日，廖承志連發兩信給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王匡，兩函俱提及香港商人查濟民，說的是查到內地投資之事。信寫得很短，三言兩語交代任務——「查濟民的那事不能不管，也不能撒手不管，我們必須堅持支持到底，我們給予他們的原則，一條也不改變……這件事搞好，同其他問題都連在一起，大嶼山也可以有所鼓勵……」（《廖承志文集》八六一、八六二頁）；「對於這件事，我們必須支持，就是排除萬難，以求幹成。千方百計，盡力籌款，第一年四百萬，第二年再四百萬，把事情辦好。財源是有辦法的，你盡量去奔走，借高利貸也可以……」（《廖承志文集》，八六三頁）。

這兩封信是《廖承志文集》少數觸及港人的信件。第一封的下令無論如何要成事，第二封的就算借貴利也要辦好此事，改革開放初期外匯只有一億六千七百萬美元的中共雖是一貧如洗，但卻對香港出動駐港最高領導人拉線，明顯是政治任務高於一切。中共通過香港獲取政治及經濟利益不是新聞，五十年代副食品來港，六十年代東江之水越山來，七十年代再窮也保障輸港貨品質量不缺。於當時中共外貿政策而言，經香港出口打破美國圍堵換取寶貴外匯固然是東方之珠的作用，但香港更是竹幕後的中共與西方打交道的要塞——當中有良性互動的第一次握手﹕美國駐港領事到舊中國銀行大廈參加毛澤東周恩來追悼會是當時駐港外交界的大事；越戰期間中共派人到港觀察美艦動靜；中央情報局天天到紅磡火車站細心檢查南下大陸貨卡的編號及鋼輪上的印痕，從而推斷這些車從何而來、曾載何物。

九七回歸，香港的政治角色更形重要，不僅是實踐「一國兩制」構思的場地，更是向台灣招安納降的樣板。香港巿民應當記得，談及中港關係，中共曾說過「井水不犯河水」；九七前夕，所有中共大官小官皆對香港避而不談，無他，一國兩制耳。但設若細想，掩嘴不說或面對記者拱手為禮不發一言，與其說是不便談論港事，毋寧說這是另一種政治姿態也許更恰當——香港從英國作家Richard Huges一九六八年成書的《香港﹕借來的土地、借來的時間》（Hong Kong,borrowed place,borrowed time），到一九九七年變成中國的土地、中國的時間，以中共有權不用逾期無效的政治慓悍，若不是為了在國際舞台的顏面和對台灣工作，哪可能踟躕得如此？

○三七一後 打造經濟香港
這種政治香港的論述框架，到了二○○三年七一大遊行後出現根本變化。五十萬人上街險些當天就推倒特區政府管治權威，中共察覺到香港過於「政治化」，於是開始逐小調整這一方向，把政治香港扭轉成經濟香港。這種做法有迹可尋，六四慘案後，中共在國際社會飽受批評，當時中共因着如山鐵證如海人證，無法在開槍屠城這一事實退下來，於是想出所謂吃飯人權論，誑稱中國人民的生存權是先吃上飽飯，並以此在聯合國上再三推銷。今天看來，這種推銷手法和所推銷的俱似曾相識，可不是麼，董建華曾蔭權每談及六四，除了吞吞吐吐言不及義，便是念出早已準備的「國家這些年經濟突發猛進，我們都以國家的發展為榮」，接着呼籲巿民「向前看」。這種悖論周而復此樂此不疲，加上中國經濟確是起飛，當美國仍為復蘇搔破頭皮之際，北京公告世人今年保八成功，客觀上建構成現實裏的虛妄——講經濟勝於講政治，講政治的沒飯吃。

這一中心思想過去六年源源不絕隨着各種有利香港經濟的政策跨越深圳河進入特區，造成既成事實﹕董落曾上意味「香港巿民厭倦了政治；董建華下台代表政治香港隱入歷史，曾蔭權上台是經濟香港的來臨」。這套說法在大量中央利港政策，例如自由行、CEPA、人民幣國債以及幾乎開拔的港股直通車保駕護航之下，在一千平方公里的海港城巿上空盤纏不去。

香港從來都是政治城市

然而，中共作為唯物主義的追隨者，應當知道事物發展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香港仍是如假包換的政治城巿，香港從不缺政治議題亦從不愁政治動作。追本溯源，政治香港在九七年之後實係由中共一手打造，每年十一當晚的文藝晚會（光是文藝晚會這四字便完全是中國政治特色）、忽然親共者大量現身（這票傢伙每到六四前夕便以理性為說詞招搖過巿）、部分左派人士破土而出吐氣揚眉（民政局長曾德成在立法會出言譏諷陳方安生）， 誰還會說香港不是政治城巿？誰還會說香港上下對政治冷漠？

所不同的，是中共及其同路人所說的政治香港有極強的可操作性，天天奢言香港不必馬上普選是為了香港好，這種官方接納的政治口徑是受到確認的；但只要把這條線移到議會移到社會，馬上變成「香港社會太政治化」。這種誰掌握話語權誰便有空間的設定，把香港更進一步推向政治香港而不是經濟香港，為所謂政治香港論述的大崩敗埋下伏筆。

曾蔭權的慳電膽事件和家人的雷曼產品事件，詳細底蘊還要待進一步調查，但從他被圍攻二十天卻沒有戰友出來擋駕，像譚耀宗這樣的老左派還來一記撩陰腿從下而上，曾蔭權今天確實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局。本來，以中共的經濟香港思考出發，金融海嘯後失業率首次止跌回升、股巿反覆而上再穿二萬一千點、樓價不止是比天高而是高於天，這些在香港社會傳統智慧都是利好消息，可是社會似乎都視而不見，或者說，沒有人把這些好景和曾蔭權政府連結起來。這是一種相當不可思議（weird）的現象，一洗過往自麥理浩年代大蓋公屋以堵社會悠悠諸口、以迄近年施政報告再三送糖帶來的社會順境。

是香港巿民不要經濟甜頭？是香港巿民吃撐了不要錢？都不是。我城仍是貪婪之城，人人俱為五斗米而折腰。然而，就像一枚銅幣的兩面，飯固然要吃，但本來應該屬於我們的各樣物事也是缺一不可，這包括政治上的透明社會裏的正義。也許，寫到這裏，會有人說這是英國人臨走前設下的一個局。這或許對或許不對，但都不打緊，反正是少一個都不可。對此，北京一些人說不能理解，下亞厘畢道某些人稱不會明白，這早在預料之中﹕一個只懂馬恩列毛的中共官員，一個緊跟只懂馬恩列毛中共官員的香港官僚，哪裏知道《管子》裏有「衣食足而後知榮辱」這句話。這八個字，太深奧了。

ps

將會傳染的懷舊
再一次推薦《官僚們的夏天》。城山三郎的原著和電視劇版本就是不同﹕電視劇是這樣介紹力推日本汽車國產化的通產省官員風越信吾出場的﹕好鬥、好辯、好強。城山三郎在小說是這樣描寫風越的出現——「兩條手臂在身旁大幅擺動，翻開大步而去。那堂堂的樣子，就像他便是大臣辦公室的主人。然而，風越不是大臣，也不是次官，更不是局長。風越的身分，是大臣官房秘書長。」文字把風越的強悍風格勾勒得黑白分明。

日本近年把五十年代的小說開拍又翻拍，《官僚們的夏天》是其中之一，即將上映的松本清張作品《零的焦點》更是日本四島的焦點。網上有《零的焦點》這齣戲的宣傳片，廣末涼子一身洋裝，在電話機上說，丈夫出門去了，「但是連電報也沒有」。甫聽，腦裏一呆，電報？時空交錯之間我們身處忘了什麼是電報的先進年代，忘了根本也忘了胼手胝足的日子。

講懷舊，日本人的確在行，尤其是在泡沫經濟爆破快二十年的今天；廣末涼子戲中那一口江戶腔、蒸氣火車頭的轟隆巨響，都是日本經濟起飛年代的舊事。看來，這股思念往昔好日子之風，很快也會來到香港了。

安裕周記﹕建華給蔭權的一封信

愚兄近日外遊返港，赫見吾弟再陷文字囹圄，有說吾弟惶惶然不能終日，且突外遊四天，有指吾弟「畏罪」「怕死」云云。愚兄以親身經歷，以吾弟之愛好攝影郊遊熱愛自然，又以吾弟過往屢遇大事時之精明跳脫，直如美國杜邦得弗朗化工不沾鍋技術，理應不受如此牽，實係趁金風送爽之際出行數天兼一舒胸中積壘，然否？

愚兄細閱傳媒報道，仰望長天，不禁嘆息。憶昔愚兄擔任行政長官期間，朝七晚十一，以家為辦公室，周日照舊上班，被譏為七十一特首，民間以為愚兄對工作甘之如飴，實係不才，手腳特慢，又因上恐負中央諸公，下恐累及香港巿民，詎料人非機器，以致工作流轉一拖再拖，竟成特區負累，始非所願也。及至愚兄腳痛求去若干年來，一思再思，念至在任五年，無負北京囑託，始覺釋然。及到外遊回港讀報，有指吾弟民望差於愚兄，此乃回歸十二載以來最重大發現，以愚兄之社會直覺，香港社會正激起一股不滿之風，吾弟必須有所注意，否則或重蹈愚兄○三年覆轍，追悔莫及。

吾弟天生精刮，愚兄三生不及，然世事之情，並非走精面繞左路即可得道。愚兄吾弟相親相交，際此夜闌人靜之際，愚兄斗膽以個人經過總結提出二三，盼吾弟外遊靜心之際翻閱一二，或能在紛亂混沌中對應時局有所裨益。

吾弟與愚兄係西學專才，愚兄雖習航海，然並非竟日埋首鍋爐之中，吾弟亦係出身哈佛碩士，校友不乏出將入相臥虎藏龍之輩，耳濡目染，一招半式亦固已納囊中，應知十九世紀美利堅總統Abraham Lincoln嘗言you may fool all of the people some of the time，you can even fool some of the people all of the time，but you can't fool all of the people all of the time，吾弟想必曾經一閱；愚兄管見，吾弟到任四年，一直無法踰越此一天塹，尋且沉溺此中無法自拔。愚兄自離官場，不知何故，腳痛全消，耳目清目，或係當年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如今遠望中環，妖氣天，各式詭辯盡在其內。或辯曰西方白宮亦有親君子遠小人之說，然西情華情不同，下亞厘畢道以為手操輿論，狂妄之極，倒行逆施，一再扭盡六壬以操縱民情輿情，以致巿民怨氣無處可去無法可消，表面而言歌舞昇平，實則內裏一片糜爛，吾弟初到任時種種風光，竟係一捅即破，難經考驗。




蔭權吾弟，愚兄初入官場之際，無兵無將，無氈無扇，遂延攬一眾熟人入閣，組成問責團隊，當時有指此係董家軍，愚兄不服，因所謂熟人，俱係事業有成各方才俊，有眼科名醫有金融長才有環保專家有大學教授，都屬拋卻高薪厚祿來投，緣此，縱有批駁指明益自己友，愚兄都不覺如此，蓋只消一比之前之後收入，薪酬之廉特區庫房實應厚賺有餘，所謂明益之說，不擊而破。然吾弟捨此道而弗由，以一再掀動爭議之副局長政治助理為例，滿城皆爭論，蓋動用大量公帑而無所得，並且一再出現醜聞，如某副局長名片門事件，亦有到任後如鴕鳥埋首文件中不見縱影，再加今天延聘退休高官翻閹，不見人情亦無道理，民情難怪洶湧，評說難以苟同。

有曰，吾弟自詡美利堅列根總統化外門人，一身武功俱來自列根之Great Communicator哲學，事事採取置身事外之hands off管治，遂出現大亂之中離港四日，傾軋之時遠離物外之舉。愚兄之見，吾弟若以此治港，實大謬也，蓋列根之為Great Communicator，乃其口舌便給出口成文，而列根出身演員，一顰一笑俱係職業訓練，絕非三流spin doctor可堪比擬。再者，所謂hands off管治，實是列根陣中猛將如雲，聯儲局主席Paul Volcker一力抵擋通脹，三十年後被奧巴馬延為顧問，可見功之深；又例如財長Regan為美林證券總裁，幕僚長James Baker出身頂級律師行，如此人才，始可讓列根逍遙自在。吾弟或不明所以，或以偏概全，或遭受誤導，或一知半解，貽笑大方。

愚兄在任期間，勤懇工作，不求聞達於諸候，卻遭政圈內外目為傻瓜，愚兄對此不以為忤，蓋計利應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愚兄天生笨拙，不求甚解，萬世名豈敢沾光，天下利則人同此心，然往往事與願違，如八萬五如問責制，攻擊者甚眾。對此，愚兄從無懊悔，然天可憐見，執行時有所偏差，以致一沉不起，成為愚兄被攻擊之口實。愚兄退任，對此從不辯解，無謂再揭傷疤之故也，然愚兄在此中亦有所得，政策也者，百姓喜之惡之，愚兄無法掌握，然作為父母官，愚兄向公私分明，除卻拙荊搭機A1座位事件，尚幸家人家丁自我約束甚嚴，不致無事生非，此乃愚兄官場生涯之中稍覺滿意之處。

蔭權吾弟，睽諸歷史，我國官場最忌不清不楚，更忌家丁專權，愚兄癡長多年，較多涉獵古籍，明朝初年，太祖朱元璋最恨外戚干政，皇后馬氏深明此理，從無干預朝政亦不私親族。洪武元年正月，朱元璋欲賜馬皇后家人官職，馬皇后制止曰：「國家官爵當與賢能之士，妾家親屬未必有可用之才。且聞前世外戚之家多驕淫奢縱，不守法度，有致覆敗者。」七百年前已見官家自我約束，七百年後豈能無後？或曰，一己雖不沾腥，然無法阻羶附身，持此說者，應杖打八十再逐出，蓋倘若親君子而遠小人，腥羶如何浪蝶如何俱無法逼近，一字之淺，以吾弟之聰明，毋庸釋矣。

愚兄畢竟晉身國家領導人之列，應恪守本分，不理港政，但近日香江民氣紛亂，愚兄一時不明所以，蓋金融海嘯快即成絕響，流感瘟疫亦遠不及沙士惡潮，應當舒泰始是，然而港內滿目怨氣，愚兄認為，治病須杜根，吾弟應否一清病灶，恐係未來短期之頭等大事。愚兄馬齒徒增，始終心繫家國，午夜夢迴念及世事紛紜，無法成眠，始坐言起行，揮筆疾書。吾弟軍機事忙，愚兄不便打擾，然見香港巿內種種歪風，北望神州事事亂來，心痛之極，心痛之極，心痛之極。

愚兄

建華

ps

禮物

肥仔聰回到公司派喜帖，無以為贈，準備燒錄一隻題為《結婚》的天碟送他，若嫌聽碟不方便，youtube上都有這些——華格納的《Lohengrin》的〈Bridal Chorus〉是首選，幾個不同樂團樂器的版本都抄了。Cliff Richard的《Congratulations》不可少；接下來是一九六四年英國女歌手Julie Rogers的《The Wedding》，方逸華後來翻唱成了國語名曲《花月佳期》，今天在無電視手執大權的方小姐唱出成熟女性的韻味。

日本歌曲關於結婚的也不少，我抄了小柳美子的《戶花嫁》和山口百惠的《秋櫻》，都是七十年代的作品。《戶花嫁》是我最喜愛的其中一首日本歌曲，說的是瀨戶內海一個女孩的出嫁心情，裊裊炊煙中說到對未來人生的期盼，揮手自茲去裏安慰哭送別的弟弟，這是一九七二年的日本歌謠大賞作品。

山口百惠一九七七年灌錄的《秋櫻》則是另一首的長青不老，近年福山雅治和德永英明都唱過，但仍以山口百惠最出色——百惠四歲時父親棄她們母女仨而去，母親帶兩個女兒由東京遷到橫須賀，獨力撫養出這位日本天后。女兒嫁人前夕對母親的難捨難離在佐田雅志的歌詞裏顯露無遺，很大程度是百惠若干年後退出舞台下嫁三浦友和的心境投射﹕

「淡紅的秋櫻

在秋日平淡陽光中若無其事搖曳

此刻 變得易哭的母親

在花園中輕咳一聲……」

秋櫻是大波斯菊的日語叫法，有意思的是，寫出這樣優美歌詞的不是女孩而是男子漢佐田雅志，這位愛以日語假名姓名示人的創作人心思細膩，和《戶花嫁》作詞的山上路夫都是雄赳赳大丈夫，卻都能在筆下勾勒少女心事，可說異數。

這份禮物，肥仔聰要與不要都必須收下的。不過，我準備送他一份更大的厚禮﹕You'll Never Walk Alone，肥仔，你一定會知道，就在今夜。

香港人有福了

一邊聽甘乃威在李慧玲的《左右大局》裏哽咽解說，我一邊在msn給小雲寫了這麼的一段﹕what the hell is it all about？男人大丈夫，做得出唔怕認，and, wtf is public interest？

　my goodness ,they are all adults.

　這是接全國山河一片紅的六十周年之後一個最震撼人心場面﹕多少年了，

　香港沒有公開問訊這種事，也許人們記憶裏最近的一次應該是八十年代X先生的黃腳雞案。

　今天，另一場轟轟烈烈的道德審判來到我們面前——香港人，就像《聖經》那樣說，

　你們有福了，sex,lies and videotapes這回一下子都齊了。

　甘乃威事件的核心是他有沒有濫用公帑，但到底他與誰交往而那人以前做過些什麼和究竟甘乃威太太會作何感想，這些都干卿底事。涉及事件的俱是早在上世紀已經更換成人身分證的人，而這片土地雖然叫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畢竟仍在深圳河以南，港九新界十八個區議會縱然如何不濟，還不至於搖身變成街道委員，戴臂章要剌探人家的機密，包括房事。我不準備在這裏譴責那些以偷窺眼光看待甘乃威事件、轉過頭來暗下以甘乃威的言行量度自己有多少像甘乃威的男女；我也不打算研究為什麼傳媒一擁而上精研「表達好感」和「求愛」的理性因素和線性邏輯；我甚至連語意分析甘乃威是否說謊的興趣都沒有。我只想了解，為什麼甘乃威事件會吵翻天。

　沒有像樣的新聞

　甘乃威事件迅速發酵成為二十一世紀男歡女愛的自我檢視藍本，既有時效因素，也因我們的八卦本質。只要翻閱報紙或上網查找，球季馬季歇暑之後，香港壓根兒沒有發生過一樁像樣的新聞，去年這段時間，好歹有北京奧運和金融海嘯這兩樁先喜後悲的落差極大事件，但今年夏秋之交卻一點都沒有，若是有人認為酷熱天氣警告和颱風襲港也算大新聞的話，今天的討論可以到此為止。讀到這裏，有朋友一定不服氣﹕你忘了國慶六十周年，這還不算大事？

　毫無疑問，在一些心繫祖國的香港同胞心裏，六十周年是大事，但「一些同胞」究竟是多少，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質疑。先不要用「整個港島東路旁都插上慶祝國慶旗幟」這些話唬我，如果這也算四海歸心薄海同歡，七十年代整個九龍到了雙十都是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海、報章頭版當天必定是幾百個社團祝賀中華民國華誕，香港早就回到自由中國懷抱並且成為毋忘在莒反攻大陸的橋頭堡了。今年十一前後，香港社會流露出來的是一股懨悶之氣，全城只有一個話題﹕國慶，從黃金周長假期到十一當天的電視節目，甚至來自北歐的大型家具商場都氾濫這些氛圍，那是一種近填鴨的強制歡慶。不要以為電影院的漆黑空間有助逃避這種儀式（ritual），華語電影只有《建國大業》，那天我看了一場，戲院中央一大片座位幾乎都給耆英包了下來，在坐得偏到要扭頸看戲的兩個多小時裏，身旁的年輕人待劉德華飾演的俞濟時出場時才精神一振，然後離座奪門而去。

　平常人的搪塞

　渾噩假期結束後，甘乃威事件捅了出來，港人迅速離棄國慶轉進最愛的八卦世界，這猶如運動員經過高原訓練重返平地、環境差別造就世界紀錄那樣的原理；禮失求諸野，港人抓住了活力無限的城巿焦點。這是香港這個海港城巿的本質——我們不是政治動物，確切來說只是日求兩餐夜求一宿的過客，今天是十月十一日，不妨飲茶灌水之際自問自答，今年十一國慶至今還記得什麼，是胡錦濤高喊「為人民服務」，抑或是九九型主戰坦克殲十戰機特種部隊滅音衝鋒槍。答不出？但我肯定你一定對甘乃威的自白有獨特看法。

　除了已然成為城巿話題（talk of the town）的主觀原因，客觀上，甘乃威事件迤邐不去的另一因素，是他無法以政客（politician）身分對待事件。甘乃威和民主黨的巨大自尊心，使得這宗本是成年人之間談話的事件變成了社會焦點，然而這卻是我在觀察事件的過程中感到一絲安慰的最大因由——我們之中相當部分的一些人，會認為甘乃威賣相不佳從而對他印象大打折扣，或認定他的「求愛」和「表達好感」解說笨拙得無以復加。但在實際操作而言，甘乃威在這兩方面都是以一個平常人（ordinary people）的思考水平來搪塞回應，在這一點，港人確是有福的——十年前的一個深夜，我和一位長輩細閱美國國會調查克林頓總統是否濫權的《斯塔爾報告》（Starr Report），克林頓是耶魯大學法學院高材生，有近先天的能言善辯本能，他對檢察官說與萊溫斯基「口交不算是性交」；長輩邊看報告邊搖頭一幕至今不忘。克林頓這些巧言令色，和他上台前被質疑是否曾經吸食大麻時回應「我沒有吸入」（When I was in England, I experimented with marijuana a time or two, and I didn't like it. I didn't inhale and never tried it again.） 是如出一轍的油腔滑調滿嘴謊言。

　甘乃威事件曝光後，香港冒現一些奇腔怪調，說民主黨太不懂得危機管理，才讓事情出糗人前；又有人說，不僅民主黨不懂，民建聯自由黨公民黨都不懂spinning，言下之意，spinning至少可以把一些傳媒弄昏了頭，更甚最好是像十一那樣把所有人都弄昏了頭。這些話近幾年很有巿場，不少政治人物行必稱師從Dick Morris。我讀了這些必定乾笑三聲﹕假設有一天，甘乃威有克林頓的一半水平還懂得自嘲，曉得像美國作家Linda Hutcheon在《Irony's Edge》裏所言，把自貶（self-deprecating）作為自己保護的一種手法及以此逢迎質疑，從而幫助自己從詰難解脫出來。在電視新聞的videotape裏，這些令人會心微笑的講話無疑是sexy sound-bite，更是印刷傳媒用來作為A1標題的哄動文字，但關鍵是甘乃威在笑聲裏與受眾取得共同認知，從而淡化事件的核心本質。事實上，近期甘乃威事件的發展已漸漸朝這一方向移近，社會對他的質問，已開始從公職人員濫權轉向「表達好感」和「示愛」的微觀解構，必須指出的是，這是極為危險的捨本逐末。

　PS

　這是今年十一之後在網上看到最令人打從心底笑出來的一張帖子﹕

　致交警的一封信﹕

　交警同志，向你反映一個情，二○○九年十月一日上午十時許，一輛牌號為京V02009的紅旗牌小轎車，從天安門中華門開出，壓雙實線，違規掉頭，沿長安街逆向行駛，車內人員還將半身探出車外，並在公共場合大聲喧嘩，希望嚴肅處理。

　這是上集，馬上就有人貼出下集。

　您好，同志：

　經我局同志調查核實，對方人太多，飛機大炮坦克都帶來了，手下有全球最大的社團，本所內部也大部分都是該社團人員，實在招惹不起，敬請忍氣吞聲。

　文 安 裕

安裕周記﹕今夕是何年

電影《開國大典》最後的一幕應該是一九四九年中共的夫子自道和對未來的自我期許﹕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天安門廣場下午閱兵晚上放煙花，入夜後毛澤東從城樓上往下看，興奮不已的農民高呼「毛主席萬歲」，正值盛年的毛以濃厚的湖南口音官話揚手回喊「人民萬歲」。全片大部分時間都平平無奇的導演李前寬在這裏以相對粗糙的平行剪接（cross cutting），把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當晚的紀錄片和一九八九年重拍的場景交錯對接，在這一分鐘內把歷史的真實與導演主觀視角下的虛幻糅合在一起。

中共黨史對這一時期毛澤東的言行有巨細無遺的紀錄——一九四九年四月，共軍橫掃大江南北，中共中央開始籌組中央人民政府，一次，毛澤東會見民主人士張瀾，之前遍找不一件像樣的衣服，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著的《毛澤東傳——走向勝利》記載了毛澤東安慰侍衛長李銀橋，「歷來紈子弟考不出好成績，安貧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們會考出好成績」。十月一日，李銀橋憶述，從下午三時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到晚上十時煙花晚會結束，除了吃飯，毛澤東不肯坐下，始終揮手。晚會結束，毛澤東回到住處，激動地對李銀橋說，「人民喊我萬歲，我也喊人民萬歲，這才對得起人民啊」。

中共對「人民」二字和其代表的概念有巨大並近形而上的崇拜，雖然五十年代北京有一種說法﹕毛澤東懊悔沒有自稱是中華民國，因為若是這樣做，不但接過孫中山先生的革命傳統還把逃到台灣的蔣介石逼出中國歷史斷了他的法統，但最後一九四九年成立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軍隊是人民解放軍、貨幣是人民幣、《憲法》提到的政體是人民民主專政；開會的屋子叫人民大會堂，天安門廣場在中共建政後建的第一個紀念物是人民英雄紀念碑。

四九前後 中共謙遜虛心

一九四九年尤其是十月一日前後的中共是特別謙遜虛心的，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傍晚，毛澤東和政協全體代表到天安門廣場為人民英雄紀念碑舉行奠基禮，《毛澤東傳——走向勝利》﹕「毛澤東滿懷激情朗讀了由他撰寫的碑文『……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鬥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這段碑文是此後若干年中共唯一可以獲得人民確認的遺產（legacy），人民英雄紀念碑更因它的歷史跨度，成為中共政權之下「人民」概念的彰顯。

建政前後的中共決心帶來新氣象，大批農村出來的幹部，比起國民政府出身美英名牌大學的要員無疑是有先天性的缺憾，但中共幹部的熱誠卻絕不是顢頇無能的國府官員所能企及。北京今天滿朝盡帶黃金甲的中國崛起強勢心態難以想像的是，建政年間的中共竟是那樣的低姿勢，李銀橋在《在毛澤東身邊十五年》說，毛澤東對滿口稱善的同鄉皺眉，「不要這個樣子，我們是私交，這個樣子不好」。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政協選舉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為副主席，黨外人士佔了一半；翌日中央人民政府通過政務院成員，二十一個個政府部長，十個是黨外。

建政後滿是底氣的毛澤東萬千讚頌在一身，但還未至於個人崇拜。然而在這建政之後的黃金十年，即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九年，中共在朝鮮戰場與世界第一強國美國打成平手、國民經濟漸見起色、台灣島上的蔣介石日薄西山無力竄擾大陸沿海；也是在這十年，毛澤東從人民領袖變成騎在人民頭上的皇帝，倫敦大學教授施拉姆（Stuart R.Schram）在其極負盛名的研究《Party Leader or True Ruler？Foundations and Significance of Mao Zedong's Personal Power 》一針見血指出，毛澤東在一九五五年中共有關合作化的會議上，開始顯露「非常自信唯有他才能洞察歷史發展進程，縱然他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是正確的，但此事助長了他那種自信」。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澤東在成都一次會議上說的話，可以作為個人崇拜興起的註腳，「一個人若代表真理，則對他個人崇拜是正確的」；跟有人附和說，「相信毛主席要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到盲從的程度」。

施拉姆認為，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後來推到極致的其中一個主要因素是中共內部的盲從，一九五九年軍委會會議，國家主席劉少奇說﹕「我這個人，歷來是積極地提倡個人崇拜的，也可以說個人崇拜這個名詞不大妥當，我是說提高毛主席的威信。我在很長時間就在搞這個事情。……現在我還要搞，還要搞林彪同志的、小平同志的的個人崇拜，他們不贊成我搞，我也要搞」。十年後，劉少奇在文革狂濤中遭逼害致死，成為他極力維護的「領導威信」的犧牲品。廬山會議之後，毛澤東對批評他的視之為叛逆，「對膽敢如此放肆的人，一定嚴加懲處」。

唯上思想至今未滅毛最大遺害

毛澤東對中國的最大災害，是至今未滅的唯上思想，而在這其中受創最大最深的便是知識分子，其傷害一直到今天文革三十年後依然在淌血。毛澤東發動文革，主要目的是打倒劉少奇，但要發動涵蓋全國的巨大政治運動，必須有一個清晰目標，若一開始便以劉少奇為打擊對象，就無法策動群眾進行長時間的「革命」。於是毛澤東選中了知識分子，裴毅然在《文革狂濤中的知識分子》指出，在文化程度偏低的中國，「打擊知識分子」的訴求容易動員民眾，毛澤東說過，「我們沒有大學教授、中學教員、小學教員，全部用國民黨的，是他們在那裏統治。文化大革命就是從他們那裏開始」。

知識分子在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壓和肢體衝突中頹然倒下，老舍等一大批人含冤自盡，留下緊跟中央的郭沫若和馮友蘭。平心而論，郭沫若對《楚辭》的研究無人出其右，馮友蘭的《中國哲學簡史》更是公認的研究中國哲學史的必讀，可是他們都為毛澤東諱，他們得到了安穩人生和飯碗，卻完全失去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風骨——郭沫若的「機艙內外兩個太陽」之語被恥笑到他去世三十年的今天，馮友蘭向毛澤東輸誠而毛回以「老實態度」，令馮一舉名列「四大不要臉」之首，與郭沫若「平分春色」。

對於毛澤東由人而魔，中共內部一直沒有正面鞭撻，勉其而言只有鄧小平大權在握下，於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大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表面上是對毛澤東等一系列問題作出結論，可是，中共勇於發動文革，極左派勇於整人打人殺人，葉劍英在一九七八年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報告可以作為參考﹕文革死了二千萬人、整了一億人，佔全人口的九分之一，面對如此重大人禍，中共中央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卻只在第二十節導言有這一段——「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這些論點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的估計，是完全錯誤的。」第二十二節則是不痛不癢總結毛澤東的錯誤，「對於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但是，毛澤東同志的錯誤終究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

中共中央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帶出一個極其錯誤的訊息，那便是縱然發動如文革般的巨大災難，但在「一分為二」的指導思想下，毛澤東竟還有「功六過四」的六四開評價，這為以後中共兜兜轉轉無法擺脫極左思潮埋下禍根——寧左勿右——右傾是機會主義、是本質上的問題，比起左傾的僅是認識上的錯誤嚴重得多。這條尾巴禍延至今，三十年來，中共內部若干大爭論，從精神文明污染到姓資姓社，到最近新疆西藏等民族問題的處理之道，以至國慶前北京保安水潑不進，核心都是左毒未清。

中共在這黃金三十年間浪費了寶貴的時間，以為左毒經已隨二萬億美元外匯存底灰飛湮滅，事實是三十年間中共荷包暴脹是全憑人民胼手胝足靠低附加值貨品換回美鈔，而不是大步走向思想現代化的明天。但中共把這扭曲說是制度上的成功，在宣傳機器口中筆下，人們看到的是施拉姆形容五十年代毛澤東的「非常自信唯有他才能洞察歷史發展進程」；今天，大國崛起還不夠，要來一個「騰飛於世界之巔」。然而正當一腔自信滿溢到杯口時，卻接二連三出現「低級錯誤」，那是有沒有二萬億美元外匯存底都避不了的民族衝突，轉眼之間，信心崩塌倒下，於是人們看到的是緊繃國慶——神經脆弱得把北京打造成鐵桶般針插不進，全城七萬的士裝上監聽器，負責公安的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說，首都穩定是「壓倒一切的任務」，通往北京的水源、電纜、油管、電話都巡查守護，保安措施要做到「每輛車、每件物、每個經過的人」。

鐵桶國慶神經衰弱

無疑這是北京六十年來最嚴格的保安措施，比起五十年代對台灣戰機潛入大陸的戒備、六十年代對美國遁進羅布泊轟炸核基地的擔憂、七十年代對蘇聯核報復的恐懼都嚴峻。可是，就這幾天國慶假日，中國的國家安全就會受到如此巨大威脅？今天的北京已經取代耶路撒冷或巴格達成為世界危城？稍為頭腦清明的都知道答案是什麼。那末，中共到底要把國慶六十周年變成一個怎麼樣的國慶？又或者，比起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晚上的火樹銀花不夜天，六十年了，還留下了些什麼？

文 安裕

未完成的民族國家

文：安徒

十．一將近，鑼鼓喧天，原來又一個「國慶節」。不過，對於和筆者這個年紀一樣，上半生在香港過慣了一個悠長的「國慶之月」的中年人來說，無論煙花放得多麼燦爛，燈綵結得多麼堂皇，都總不及當年每到十月都經驗到的那種眼花瞭亂的「國家震撼」。

戰後的香港，並沒有官式的「國慶節」，你要在英女王壽辰當日，以帝國子民自居，為帝國搖旗吶喊，宣示政治忠誠，原來也是一個非要有「高等華人」資格不可才能參加的活動。但是，一到十月前後，街頭巷尾鋪天蓋地的旗海，都能令你想起「國家」。只不過，這些「國家」的內容是如此複雜凌亂，「國家」的象徵是如此矛盾和斑駁，「國慶之月」的熱鬧，就活像一個墟市。

十月的香港，一定是紅旗遍地。街頭那列五星旗陣背後的大幅毛主席像剛好卸下，街尾那片青天白日的旗海，蔣公在上揮手，萬民在下搖旗的畫像，就會在四五層樓高的竹棚掛上。可是，官津學校內，沒有任何老師會給你在班上解說這些有趣的符號，要明白這些「能指」背後的「所指」，除非你當時也會付錢購買那些非左即右的報章。

超市狀態國家認同

可以說，戰後成長的一代香港人的「國族意識」，都是在這種接近「自由市場」的非官式狀態下完成。兩個「中國」之間不時對抗互罵，甚至偶有衝突，但更多時「中國」就像兩班各為其主的推銷員一樣，爭相向你招手。你可以在這一刻鐘入去三民書店購一些紙筆文具，順手翻一翻那本《總理遺囑》，下一刻你可以拐個彎到「中僑國貨」買罐「樂口福」，店內正高聲播放那沙啞的《南泥灣》。

曾經有一個時期，香港人這種陷入超市狀態的「國家認同」，被視作一種「欠缺」或一種「迷失」。但今日平情而論，那不正是香港獨特經驗中，難得的「無政府主義式」「自由」？而且，不正正就是這種「國族認同」的無政府狀態，容讓一代香港人滋長出對「國家」和「國家本質」的不同認識？

事實上，如果沒有看過在「三民」購得的那本《金陵春夢》，再到「普慶戲院」看罷長達三小時的《東方紅》，筆者絕不會為「推翻三座大山」的「建國理想」而感動。而深深刻在筆者心中的「勞動人民當家作主」，其理想境界的層次，當然要比「三民主義」的節制資本、平均地權聽起來要高遠得多。

消失的「三座大山」

可是，最近這幾年來關於「國慶」的種種述說，「推翻三座大山」、「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說法，竟然悄悄地消失於無形，換來的竟是將「國慶」定義為「國家的生日」。可問題就是，如果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時，曾經感召千萬人的「立國理想」不談，卻以一個抽象飄渺的「中國生日」概念取而代之，那人們就有理由問﹕號稱存在了三千年的文明大國「中國」，怎麼一下子就減壽了二千九百多年呢？「中國」，只存在了六十年嗎？

事實上，全世界的國慶，都按各自國情而有明確意義。例如認為自己是世系傳承未斷，可以上溯中古時代的國家，因為難以考究一個「國家的生日」，所謂國慶往往是一些聖人或王者的生日。但由各種現代民族主義所推動而建立的現代民族國家，則往往以「國家獨立」、「國家解放」的關鍵日子，例如「立憲日」、「國旗日」或「共和政體成立日」作為「國慶」。

中國曾被一些不平等條約奴役，曾被佔領部分國土，但從未亡國，所以不存在「國家獨立」的意義；中國被日本侵略，「國家解放日」是日本戰敗投降日，不是十月一日；中國的共和政體從推翻清廷開始，「中華民國」早已定辛亥革命紀念日為「雙十國慶」，也不是十月一日。

一九四九年的十月一日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其立國實質是一場「內戰」的結果，卻被賦予一個「革命的敘事」以作詮釋，那就不能不訴諸「推翻三座大山」、「勞動人民當家作主」情節，以繪畫國家的圖像。因為只有這種解釋，才能符合某種「國家解放」的意義。

可是，今年的「十．一國慶日」，大家諱言「三座大山」，「勞動人民」也退隱為閒角，甚至「解放」這個詞也開始消失，然後子虛烏有地被杜撰為「中國的生日」，事實上既是光天化日地把「民族認同」掉包為「國家認同」，也是將「國家認同」以「民族認同」的含混說詞所含糊掉。這不單是對民族傳承的肆意切割，也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國家」的「立國精神」的篡改。

「愛國者」能不神傷嗎？

事實上，無論「國慶」、「國旗」還是「國歌」，都只不過是現代民族國家（nation-state）體制的一部分。它們的功能是在象徵的層次構築一個又一個「想像的社群」，透過符號的交換和中介，把時間和空間上互相隔絕的人，想像成一個命運和經驗相同的社群。然後，透過「歷史敘事」，把這些被同質化了的經驗用來為「國家」的體制及權力，給予「合法性」的證明。

不斷刪改遺忘

可是，這麼多年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都無法維持一個一貫的國家敘事，反而是在不斷的刪改、遺忘中，多番置換故事中的角色分配和情節佈局。所以，當「國慶」這些本應讓我們回望「過去」，以展望「將來」的日子，我們愈發覺「過去」是充滿漏洞和裂縫，「現在」和「未來」，其實都是建築在這些充滿漏洞和裂縫的基礎之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自我故事唯一在做的，就是把漏洞和裂縫的補救和彌合，都推到一個烏托邦的「未來」去。

當三座大山當中的「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都在以不同的面貌要不是復辟就是借屍還魂的情下，高舉「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旗幟無疑是自殺舉動，於是，我們發覺我們是在一個避免觸及立國精神的狀態下慶祝「國慶」，射飛船、辦世博、搞奧運反是「國慶日」的主角。

這樣的國家若果仍能凝聚「人民整體」的話，那並不是一種可以煥發國民精神意志的理想，而是會激發無窮欲望，但又無從保障其得以實現的浮躁想像。

相比於這種浮誇矯飾以及濫情無度的「國家想像」單面地鋪天蓋地而來，我更懷念年少時期那種「國慶（眾數）之月」的超市式熱鬧。不單因為這種熱鬧背後的實質的分裂創傷令人對「家國情懷」的感受、領會更為深刻，也更因為這些不同品牌的「國族認同」推銷員的行銷性質更為坦白和「老實」——「買就買、唔買就唔買！」

相對於一個事實上還未完成的民族國家，這是港式愛國主義的「無政府假期」，卻也是它深刻的秘密所在。

文 安徒

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

白先勇、唐飛、高希均、徐立之、陳履安、傅建中、林懷民、朱經武、錢鋼、周陽山、初安民、朱建華、程祖鉞、阮大仁、上官百成……這是我從《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第四百三十二頁龍應台的二百一十六個被訪者感謝名單信手抄下來的。與近二十年在香港迹近氾濫的中產味道濃烈的孩子名字相比，這些相對土氣了些的姓名後面隱藏（hidden）的是中國人民對家國純樸企盼——《中國時報》華盛頓特派員傅建中是「建設中國」， 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肯定是「心懷吾民」，《印刻文學生活誌》總編輯初安民不言而喻是「安民樂道」，前行政院長唐飛是在空中迎頭痛擊日本侵略者「振翅高飛」。準確一點說，這些名字的由來，是他們的父執輩以至自身對家國的忠心耿耿（loyalty）彰顯，也是中國人民在傳統天地君臣父子權力關係結構下的卑微。

四百四十頁的書不僅是轉徙天地間的流離失所，不盡是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激戰連場，字裏行間是一幕幕的忠肝義膽——人民對家國的不離不棄，父母對子女的捨身相救，朋友對摯友的相濡以沫。這是中國人民的美德，歷史學者許倬雲被問到「抗戰意義何在？」時剛直有力地回答「中國人九死一生，幾乎亡國，而不肯投降，只為了打出一個國格」。旨哉斯言，可是在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的三年內戰裏，忠義是單向而不是雙向，是一毛錢可以買三打的便宜貨﹕國家領袖負了國人、戰場司令負了戰士，還有是美國蘇聯負了他們各自的盟友國民政府和中共。那是一次又一次情何以堪的背信棄義（betrayal）。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令人感念的原因，是它表率中國人民在領袖「雄圖大計」前的無償犧牲。書中七十三節〈兩個小男孩〉是令我長噓不已的一頁，我上中學後開始看王曉波的書，想不到王先生一九四三年出生江西後，四九年與憲兵父親來到台中，「有一天，爸爸沒有回家，媽也不見了，家中一片恐怖的凌亂。外婆哭着跟曉波解釋﹕深夜裏，憲兵來抄家了，把媽媽帶走了……這個二十九歲的年輕女性，在一九五三年八月十八日執行槍決，曉波再見媽媽，只是一罈骨灰，營長父親因為知匪不報，判處七年徒刑。十歲的男孩王曉波，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台灣，突然成為孤兒」。

王曉波是七、八十年代台灣民主運動健將，那是國民黨隻手遮天的日子，在美國圍堵共產主義的高牆扮演磚瓦小腳色。為了向主子獻媚，國民黨當局全力整肅所有懷疑親共或親台獨的民眾，包括王曉波。「讀書的整個過程裏，除了捱餓之外，這男孩要小心翼翼地不讓同學發現他的『匪諜』身世，但是，老師們都知道。一犯錯，老師很容易一面打一面就脫口而出，『王曉波站起來，你這個匪諜的兒子』。」王曉波後來在台灣大學哲學系任教時成為整肅對象，警總約談，偵訊員直接了當說，「你不要像你母親一樣，子彈穿進胸膛的滋味是不好受的」。




蔣介石的「美國友人」

國民黨從大陸到台灣後，蔣介石感到唯一可以託附的是「美國友人」。因為，他認為當年在大陸和共軍鏖戰三年，美援從來不缺，美國友人是他的忠實戰友，也是他「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光復河山寄望。美國五十年代掀起「誰失去了中國」狂飈，參議員麥卡錫在國會非美委員會上作威作福，說要把美國國內的共產黨同路人揪出來。蔣介石自詡為美國忠實盟友，哪有不亦步亦趨之理，高壓政策大棒子統統都學到手。那年頭美國右派當道，况且正值東西方冷戰高峰，難得有人自告奮勇加入「自由世界」陣營而又高舉反共旗幟，在保守主義氣氛濃烈得化不開的五十年代，對迹近窮途的蔣介石來說倒是一條活路。

王曉波的母親是眾多「匪諜」寃案的其中一人。這是蔣介石的機會成本，他為了要取悅美國也要保住小小一片江山幾乎是無所不用其極。這是蔣介石一貫的手段，軍警特國家機器四出作惡，當然，沒有主子的默許，嘍囉是不會如斯兇殘成性。蔣介石的美國老闆倒是知道這些的，小羅斯福總夫人Eleanor Rooosevelt在回憶錄《This I Remember》說，一九四三年，蔣介石夫人宋美齡訪問美京華盛頓，獲邀暫住白宮。小羅斯福夫人常向丈夫說宋美齡如何溫和親切，小羅斯福畢竟是一國總統，見識自然不同，但他沒有駁斥妻子。直至一天晚上吃飯時，話題轉到美國工會領袖劉易斯，小羅斯福刻意問宋美齡，「你們在中國會是如何處理像劉易斯這樣的人？」宋美齡一言不發，舉起手在脖子上劃了一下；那天夜裏回到寢室，小羅斯福問妻子，「你那溫和親切的人怎樣了？」這一夜的白宮飯局再往後推十年，宋美齡粉嫩的手是劃在台北的劉曉波母親脖子上。

龍應台的悲天憫人以及對人性光輝的歌頌貫穿全書，然而黎民百姓的付出和他們的回報比例小得不像話，因為「領袖」各有各盤算——蔣介石是準備打走共產黨後重建中國，中共的計謀是殲滅國軍創立新中國；這些是都是在枱面上的，枱下另有其人——美國和蘇聯通過他們的代理人（surrogate）國民政府和中共逐鹿全球，這倆代理人則長期處於一種隨時可被取代的狀態。當然，國民黨和共產黨都不知道。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第三十五節〈一萬多斤高粱〉﹕「對於『敵人』，國軍『仁慈』嗎？一九四七年七月，國軍整編六十四師在山東沂蒙地區與陳毅的華東野戰軍激烈爭奪領土的時候，曾經接到『上峰』的電令﹕『以東里店為中心，將縱橫二十五公里，造成絕地，限五日內完成任務，飭將該地區內所有農作物與建築物，一律焚毁，所有居民，無論男女老幼，一律格殺。前線指揮官看到最高統帥的命令，『面面相覷不知所從』。」也是在這個月的九號，美國總統杜魯門批示了一份文件，這是美國官方對中國局勢的最高指示，史丹福大學出版的《中國白皮書》（The China White Paper）第二卷有這樣的詳細記述﹕

「這是有可能採取等着瞧（wait and see）的政策，以待國民政府最終採取真正的改革……由於無可避免出現滯後效果，這一政策會令致國民政府持續瓦解。在這一瓦解的某些階段，國民政府的權力和控制會弱化並受到限制，在國民政府控制下的地區可能出現一些獨立分子的活動……美國或會對這些可能會控制這個國家一定面積、其政策亦與我國相符（whose policies would be compatible with our own）的組織提供人力或物資援助」。

說白了，這就是當國軍受命燒光殺光山東東里店一帶的人畜決心要和中共大幹一場，認為美國義無反顧支持國軍把共產黨逐出大陸時，老謀深算剛打勝了二戰的美國人卻在想別的事﹕蔣介石治國無能，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對國庫上下其手，杜魯門和幕僚推出「等着瞧」政策，其實是想找一個機會把蔣介石掃地出門。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成書於一九七六年著作《美國和中國》（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的觀察也和官方的看法接近﹕「一九四七年之後，我們除了從介入中國內戰上退卻，別無他途」（We had no alternative after 1947 but to abstain from intervention in the Chinese civil war）。一九四七年，也就是國共三大戰役一仗也未打、國民黨準備把中共炸得從地球上消失的時候，原來美國已暗下決心準備放棄蔣介石；蔣卻仍一廂情願與共軍苦纏下去，因為他相信，美國友人決不會離他而去。


最大的背信

歷史證明蔣介石錯了。民主黨自由派出身的杜魯門對蔣介石和他的皇親國戚極之厭惡，杜魯門接受記者Merle Miller訪問時破口大罵「他們都是賊，個個都他媽的是賊。他們從我們給蔣的幾十億美元裏偷了七億五千萬。他們是偷了。他們投資在聖保羅和紐約這裏的房地產上」（They're thieves, every damn one of them.They stole $750 million out of the billions that we sent to Chiang. They stole it, and it's invested in real estate down in Sao Paolo and some right here in New York）。

美國對蔣介石的最大背信是內戰後期，杜魯門討厭的不是屢戰屢敗的蔣介石，而是政治上只懂玩手段的蔣委員長。美國轉過頭來千方百計要在「貧農裏頗得民心」（benefitted the poor peasants）的中共拉關係，東海黃海上的美國軍艦靜觀國軍連番失利，客觀造成國民政府一蹶不振而共軍氣勢如虹。這時的中華民國大勢已去，一九四九年八月，美國國務院發表《中國白皮書》，公開表示美國大使館雖隨國民政府赴台灣，但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仍留南京，其他駐大陸的總領事亦奉令留駐。美國眼見國民政府已是強弩之末，幾十億美援泡湯，認定台灣早晚會解放，擺明車馬要賴在大陸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想不到中共殺紅了眼，不察長年敵人美國的大獻殷勤，一九四九年八月二日，美國駐南京大使館在共軍圍伺降下星條旗。據說，在離開中國前夕，司徒雷登打算前往北京磋商美國承認中共政權，其後忽被召回。八月八日，新華社發布毛澤東的《別了，司徒雷登》，將他作為美國的象徵而極盡諷刺，說他是「美國侵略政策徹底失敗的象徵」。

到了台灣後的蔣介石雖有打回大陸之意，但已是時不與我，美國亦無意冒犯中共，對蔣則處處設限。丟家失國的蔣介石力求自主，其後發生孫立人事件，蔣介石和美國關係急遽惡化，奈何冷戰正盛，華府對蔣無可奈何。到了尼克遜一九七二年突訪北京，蔣介石始明白「沒有永遠的敵人，但有永遠的利益」這句金石良言。蔣介石被盟友二十年間兩度遺棄，美國人照舊睡得安穩，可憐國民政府諸君卻是「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



毛澤東的「蘇聯兄弟」

中共內戰雖然橫掃千軍，但也難逃蔣介石的被出賣的命運，險被老大哥蘇聯擺了一道。一九四九年，共軍經捲了半個中國，大軍在長江以北會師，準備揮軍過江。以當時共軍實力，江南一帶國軍防守兵力一敲即碎，殺雞焉用牛刀。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毛澤東突發表《將革命進行到底》長文，說一九四九年是重要的一年，要取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偉大的勝利。毛澤東此舉正令人納罕的當兒，蘇聯領袖斯大林發來電報，說國民政府要求英美蘇三國斡旋局勢，意欲求和。中共眼看全國解放在望，婉拒斯大林和議，隨即強行渡江，解放南京，這才有毛澤東的七律「宜將剩勇追窮寇」之句。多年之後，老毛餘怒未清，說斯大林對中國「作了一些錯事」，指摘蘇聯要中國出現隔江而治的南北朝局面。

中蘇不和從此潛伏，到五十年代末中蘇共大論戰後全面爆發，昔日甜蜜關係變酸，蘇聯撤走所有援助，要在三年困難期間的中共還清所有貸款。昔日的國際主義同志加兄弟情誼，中共建政之初盡遣精英參與韓戰死傷五十萬，從此一刀切斷，言簡意賅的毛澤東丟下一句「蘇修亡我之心不死」。一九六九年，中蘇在珍寶島血戰，蘇聯調動百萬大軍壓境，中共發出一號命令，全國高幹疏散農村。直至一九七一年一場乒乓外交，中共與美國拉上關係，才出現國際政治學者所說的大三角外交。

中國近代史上，外國而非中國一直扮演主要角色，如孫中山先生與英國的關係，倘無業師康德黎教授，孫先生也許早陷囹圄，沒有後來的辛亥革命了；孫先生其後提出聯俄容共，蘇俄勢力在沙皇年代後再次君臨中國；蔣介石與美國澳洲關係密切，美援金元之外，蔣的顧問端納是澳洲人，西安事變便是由端納陪宋美齡去西安；日本也是這段兵燹頻繁之年的主角，滿洲國偽政權是日本，汪精衛也是日本，何應欽和日本的關係令蔣介石寢食難安。

沒有人能從文化上解釋，乾隆康熙年代富甲全球的中國何以淪落至見洋人即渾身發軟，民間傳統智慧說這是中國裏有一些人患了軟骨症。是耶非耶，要起蔣介石和毛澤東於地下才能知曉，不過，從遺傳病學來說，這種發軟症大概是有傳統的﹕六十年前，蔣介石毛澤東都吃過美蘇的虧，交足學費吃足排頭，然而到今天還是照吃不誤——美國仍在兩岸之間頤指氣使；俄國一樣在中共頭上繞來繞去——日本雖小，一個釣魚台就要夠十億人口大國無可奈何。《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描述的內戰死傷至少八百萬國軍，陣亡的是妻子的丈夫、弟弟的哥哥、孩子的父親，其實，還有國人的忠貞，包括對內和對外的。又是金秋十月，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此之謂歟？

今夜星光燦爛 ——讀《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及其他

掩卷之後，望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半藍半紅宋體字清勁秀麗的封面，我想，從白先勇《花橋榮記》的國文教師盧先生到陳映真《將軍族》的三角眼，他們終於都找到了各自佚失卻又一模一樣的上半集人生。

　是的，這就是一九四六年內戰爆發，以迄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這三年之間的一段全面被遺忘的歷史。這一段歷史在中共政權和國民黨在台灣小朝廷的威權政治之下，不是遭到全面扭曲便是刻意忘記。二○○九年是中共稱為解放戰爭國民黨喚作內戰的結束六十周年，這一年也是台灣找到一己身分（identity）的關鍵年份——龍應台這部新作想必會令中共訝然驚覺，六十年的意識形態天塹相隔，台灣已然成為中國（middle kingdom）以外的他者（other）。

　回首前塵，內戰不啻是中國人民的悲哀。一九四六年，剛從八年抗戰的廢墟顛顛巍巍準備重新站起來的中國再次籠罩在戰爭陰影裏，蔣介石毛澤東談不攏，和平協定撕，內戰全面爆發。這場在戰場上惡戰三年、卻在兩岸人民心目中延綿六十年的戰爭，在中共歷史上扮演了極其主要的角色——毛澤東運籌帷幄決勝於千里之外，第四野戰軍林彪在東北華北連打兩場舉世矚目的遼瀋戰役和平津戰役，全殲百萬國軍，抗日名將陳明仁傅作義盡成戰犯；劉伯承鄧小平的第二野戰軍在江南發動淮海戰役，殲滅黃維兵團等五十五萬人，司令杜聿明被俘。要一提的是杜聿明有一女杜致禮，女婿是諾貝爾物理學獎得獎者楊振寧。

　蔣介石雖是日本士官學校出身，但那時國民黨氣數已盡，三上五下二給小米加步槍的共軍打得全軍盡墨，加上國軍內部傾軋，蔣介石本擬靠桂系的白崇禧在武漢一線阻擊林彪部隊，但在國軍內有小諸葛之稱的白崇禧，眼看林彪如狼似虎殺到，虛晃一招西逃回廣西。林彪本來準備與白崇禧主力部隊惡戰八十回合，結果軍心散渙的國軍沒有興，林彪部隊直插華南，解放廣東後渡海攻海南島，完成大業。

　在世界戰爭史上，像國軍那樣的三年間敗掉九百六十萬平方里的家與國固然罕見，像共軍那樣摧枯拉朽一口吞下整個國家更是匪夷所思。如此的成王敗寇出來的歷史必然是有截然不同的視角，中共的內戰史除了四支野戰軍如何英勇善戰每戰必捷，便是老百姓的「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當然，話語權在手的中共內戰史是片面的，內地讀者如果能夠讀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話，也許會感慨被蒙騙了幾十年，原來共軍並非百戰百勝——東北戰場，國軍將領陳明仁曾經予共軍重創，《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第三部二十五節〈走一趟吉林路〉﹕「林彪的東北野戰軍用四個師圍攻，……激烈戰鬥了一個禮拜，共軍敗退而走。……陳明仁巡視戰地，看敵人屍體也不禁流下眼淚」；師長潘裕昆走在屍陣，「只沙啞地說了一句話﹕『一將功成萬骨枯』，眼睛就紅了」。

　敗仗遭掩蓋 勝利亦扭曲

　不僅敗仗的歷史遭到掩蓋，連勝戰也因這樣那樣的原因受到各式各樣扭曲。一九七一年，林彪外逃內蒙墜機身亡，中共內戰史出現更大面積的空白。中共建政後分封十大元帥，排行第一和第二分別是朱德和彭德懷，這是井岡山以降的歷史因素使然，朱彭早在那年代已奠定在軍隊的地位，林彪則以赫赫戰功排第三。這是一個恰當的安排，共軍三大解放戰役，林彪獨力打其二，在共軍內有戰神之稱，打天津一役，林彪甚至不必出馬，僅派遣參謀長劉亞樓便解決碉堡如林的死城天津。可是，林彪墜機，中共戰史從此缺了遼瀋戰役和平津戰役細節，十大元帥究竟姓甚名誰也模模糊糊，甚至到了前些年，官方的十大元帥說法竟是「朱德、彭德懷、劉伯承、賀龍、陳毅、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等」——堂堂開國元帥林彪，在政治正確壓倒一切的氛圍裏，居然矮化得變成一個「等」字。

　夾尾巴到台灣的蔣介石也不見得比中共開明，一切都有規有矩跳不出法統，國軍被共軍打得無處可逃，大軍擠上軍艦貨輪漁船逃到台灣，一直自認正朔的國民黨竟還不怕臉紅把這叫作「播遷」。播遷源出北周《哀江南賦》，「彼淩江而建國，始播遷于吾祖」，說到底原來是一樁好事哩。到台北後的蔣介石草山靜思，毋忘在莒，然而作為職業軍人的最痛便是丟城失地，何這次是失去整整一個國家！台灣局勢五十年代在美國核子傘保護下逐漸穩定，文學創作漸見豐富，可是一九四六年後戰場上的馬革裹屍節節敗退、四九年撤走一刻的「最是倉皇辭廟日」，都在各式壓力下只在親友間口耳相傳或永藏心底，獨獨難以見諸文字。

　台灣的文字工作者在這空間下也不盡是從此刀槍入庫馬放南山，他們在各自的人生歷練裏找到題材，白崇禧之子白先勇在《台北人》十四個短篇裏，勾勒的是來台故人對故里的懷憶，這都是時不予我的人生悲劇。《花橋榮記》的國文教師盧先生，三十出頭，「盧老太爺從前在湖南做過道台，是我們桂林有名的大善人」。這一段只有下集台灣故事的斷代史缺了上集的大陸篇，盧先生以前在大陸到底做過些什麼，只是一句斷然回答「大陸撤退，我們自己軍隊一把火，都燒光嘍」。撤退也者，崩敗也；盧老太爺「從前」在湖南做事，「從前」是哪年哪月，也是一帶而過。《冬夜》裏，余嶔磊教授在冷雨冬夜為海外學人的當年北平同學吳柱國接風，說到吳出國第二年「北平便陷落了」。字裏行間人們讀到另一種味﹕那是含蓄隱晦的大陸敗退倉皇來台，至於是如何敗退如何倉皇如何從「舊時王謝堂前燕」變成「飛入尋常百姓家」，在幾乎只能姓蔣的才能當總統的台灣，那時是一種禁忌，尤其是對一九四九年以前的種種，雖然史實早就流傳多時。

　只得下半集的台灣故事

　白先勇在《台北人》的扉頁裏是這樣寫的﹕「紀念先父母以及他們那個憂患重重的時代」，誠然這是桂系主事人之子的紀念，但不獨白先勇如此，台灣社會的低下層，也有他們的只得下半集的台灣故事。陳映真《將軍族》的三角眼便是其一，在有強烈小林多喜二風格的短篇，三角眼「在淪陷給日本的東北，他的姐姐曾說給他聽過一些故事」。這是我讀過的台灣一九四九年後文學作品裏，大陸原鄉直線距離台灣最遠的一人﹕東北，比起盧先生的桂林、余嶔磊的北平、《永遠的尹雪艷》的上海都遠，而且都偏偏缺了在大陸的回憶，這是六十年代台灣文學的一個共通點。

　內戰不提，大陸舊史佚失，這是人為使然。這既有中共的戰勝史觀，也有國民黨敗退大陸的失敗史觀，兩種其實都有欠周全，但這裏面夾雜的卻不純是威權主義的牽涉，而是民族主義者面對故國河山的難捨。

　蔣介石的中國近代史觀便是他的個人史觀，毛澤東曾自稱是民族主義者多於共產主義者，蔣介石除了跟隨宋美齡信膺基督教，他這個出身浙江的軍人也是民族主義者。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共史觀，蔣介石被描述為「賣國賊」，經過歲月爬梳，中共近年開始為蔣介石洗去污名，甚至實事求是指出國軍才是抗日戰爭的正面戰場主力，一洗是八路軍打倒日本侵略者的中共史觀。這其中夾纏了對台灣陳水扁治下的藍營統戰，客觀上也是在「民族大義」大纛下的拉攏。中共最近幾年改弦易幟，是看到台灣開始向太平洋東飄，逐漸遠離傳統認知裏的「中國」（middle kingdom），這才加大力度，企圖從歷史認知上扭轉這一趨勢。

　蔣介石在當權年代怯於承認內戰慘敗，除了是職業軍人的天性，更多的是他拒絕從「中國」的認知中脫離出來。蔣介石心目中，歷史或文學作品提及國民黨內戰大敗或丟失大陸，是對他終有一天重回故土的否定﹕他不可能以一個敗軍之將的身分回到大陸，內戰潰敗的歷史、幾百萬人倉卒遷台，統統會令他重回大陸時失去國之主人的統治合法性（legitimacy）。蔣介石這種拒絕承認永遠留在台灣的心理，在生之年如是，甚至去世後亦如是，不但在遺囑再提「光復大陸國土，復興民族文化，堅守民主陣容，為餘畢生之志事」，更不忘浙江奉化老家，靈柩暫厝慈湖，準備重回中原。

　蔣介石不提內戰，中共卻大張旗鼓大談特談內戰，其實是與蔣介石隔江唱和，藉內戰維持中國大陸——台灣的血緣和法統關係。一九五八年，解放軍突然對金門發動炮轟，史稱金門炮戰，這場世界戰爭史罕見的奇特炮戰，炮彈只打空地不打人，而且後來發展至大陸台灣隔日互轟，政治態度溢於言表。若干年後，中共史料透露，這是毛蔣向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表態﹕金門是國民黨政權的前沿，國軍絕不退出，更大涵意在於，因為只要撤出金門，台灣即斷絕與中國大陸的血脈，為美日推動或逼使台灣獨立創造條件。

　蔣介石毛澤東墓木已拱逾三十年，這一默契到了下一代領導人已是無人接棒，加上大陸和台灣發展各走一邊，台灣大步流星走向民主化及本土化，中共則祭出先吃飽飯為先的人權論，價值取向大相逕庭，六十年的意識形態天塹，台灣逐漸孕育出非中原甚至非中國（non-china）的集體認知。北京天安門廣場不乏興高采烈的年輕台灣遊客，他們是從台灣到「中國」遊覽，於這批成長於八十年代、目睹電視直播六四鎮壓的年輕一代而言，中共治下的中國，是一個不在他們的「國家」認知裏的他者（other）——他們興許會為六四事件哀悼，但不會認為倒在廣場上的學生是骨肉兄弟，因為那畢竟是另一個國家。

　政治割裂 We don't give a damn

　這種還原歷史但暗示政治割裂的情近年尤為明顯，大陸電影《集結號》台灣上演，主角張涵予一舉奪得金馬影帝，這是非常明顯的信號——《集結號》內容是內戰年代共軍打敗國軍，過往不可能會在台灣上映，但這次不但上映而且還奪得影帝，折射出來的政治潛台詞是台灣民眾對國共之爭的we don't give a damn態度，認定這些是父執輩以至祖父輩的歷史，與我何干。作為一個愛書人，我會視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是對台灣內戰文學裏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的整整一大塊刻意遺忘的補遺，也是對六十年來中共史觀下的所謂「解放戰爭歷史」的蓄意扭曲的正面調整；作為對中國近代史興致濃厚的其中一人，我感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補足了內戰顛沛流離的人文感覺，更提供了相對較全面的內戰視覺，大大豐富了這一段早已在我們記憶裏殘缺不全的歷史。

　六十年的迂迴和輪迴之後，最終是歷史的歸歷史，文學的歸文學；當然，政治的也歸政治，於一介草民而言，這從來不是我關心或者擔心的，那是政客的事，I don't give a damn。

傳媒圈內人之議

林子豪和攝記劉永全被扣留，再被烏市新聞辦誣陷，對無電視的形象來說，時間來得正好。

　過去三個月，無新聞部形象跌至歷史性谷底。先有「事旦男」於直播舉牌抗議，無新聞從此活在「事旦」和「自我審查」的指控中。再有陳志雲於公共廣播諮詢會上被市民追擊。最後有離職資深員工羅恩慧撰文，指多次被無高層阻撓採訪政治新聞。內憂外患，大台幾十年信譽，所剩無幾。

　突然一個鯉魚翻身，無記者及攝記在烏魯木齊被打，再被誣陷成「煽動鬧事者」，激起民怨。雖然now的記者（黃嘉瑜及攝記林振威）亦先後在成都及烏魯木齊被阻撓採訪，但由於now收視遠不及無，對普羅市民的影響力，自然是無佔優。

　再加上今次無在新聞中「極詳盡」報道事件，邀請被打記者及攝記多次上鏡澄清。大眾的印象是，林子豪和攝記是新聞自由的鬥士。突然，無的形象翻生，「記者被打」成為最佳的形象工程，比無賣十個廣告更厲害。市民會覺得﹕「嘩！無新聞還是很夠『薑』的。」

　在內地採訪的技巧

　那記者圈子的反應如何？我們的第一反應是極度不滿和憤怒。記者被暴力對待，已經不對，還要被烏魯木齊新聞辦誣陷，指他們「跟蹤拍攝……指手劃腳，有煽動鬧事之嫌。」這些指控實在是莫須有，沒根據的。我們感到的是一種唇亡齒寒的同理心，因為我們都在大陸採訪過。我們可能是下次的受害者。

　但隨事件發展，記者圈子一邊表達對暴力的不滿，另一邊又開始熱烈地討論在內地採訪的技巧。我們感到，在內地工作的時候，記者是沒法理直氣壯的，因為內地社會不明白「編採獨立」、「新聞自由」這些西方的價值觀。如果我們一味堅持記者有神聖的採訪權，我們知道，最終沒法採訪到任何東西，還可能身陷險境。所以，跑中國線的記者都知道要有技巧，要識走位，識躲避「皇氣」。

　我曾經在內地採訪官員向平民店舖沒收貨品私下賣出的濫權事件。當我到達受害人店舖，拍到要的東西，訪問夠，知道「見好就收」，就即刻拆下錄影帶藏在內衣褲裏。當群眾開始聚集的時候，我們要趕快離開，還要留意有沒有被跟蹤。我們更不會蠢到先向政府申請採訪文件。

　在內地，為了爭取採訪機會，我們會經常假扮另一種身分，向人說謊，更會在被訪者不知情的情下偷拍。你可以說我們沒有「新聞道德」，但資深的新聞記者知道界線在那裏。我們衡量過，若事件的社會意義重大，我們會用盡方法讓觀眾知道事件真相，不會讓自己出師未捷身先死。

　記者圈子認為，「做到」，把報道傳送到觀眾眼前，才是採訪的最終極目標。

　理性專業記者形象

　不過，當記者千方百計躲避公安武警的追捕，成功完成採訪任務，電視台的管理層竟然未必感到滿意。就這次來說，當無的記者被武警扣留毆打，成為了新聞英雄，間接令無新聞人氣急升。沒有記者被打被拉的新聞機構，就失去了這種宣傳機會。我知道，有管理層酸溜溜，心有不甘，暗地裏希望自己的記者被拉被打。不過，最緊要被打時按下拍攝掣，把現場攝入鏡頭，成為宣傳片的上佳材料。記者被打的片段，新聞價值竟比記者採訪回來的資料寶貴。面對上司的這種歪曲心理，或許記者也閃過一絲想法，希望自己成為受害者，以討好嗜血的上司。

　不少跑內地新聞的記者都說，當衝突發生時，都會先站得遠一點，以保障自己人身安全。但亦有行家認為，即使有危險，也應該走在最前，以拍攝到現場的情。

　主流新聞學主張記者要客觀，冷靜，將事件的經過記錄下來，不下判斷，讓畫面聲音「說出事實」。若我們相信這個原則，就應該將記者的主觀性壓至最低，把事件記錄下來。例如這次烏市示威，應該力圖把示威者和官方立場說清。即使後來烏魯木齊新聞官誣衊記者，也不應該在鏡頭下大喊「政府說謊，政府可恥」。有行家就應為，我們那麼辛苦經營一個理性專業的記者形象，就算該官員幾抵鬧，也不應在採訪期間叫口號，會給人情緒失控的感覺。

　心裏不敢得罪中央

　但另一些同業又認為，記者也是事件的參與者，我們可以透過記者的眼耳去經歷事件。在採訪烏魯木齊的示威時，記者可以混入示威群眾裏，以第一人感受的拍攝方法，近距離看到示威者的表情，亦可以看到武警鎮壓示威者的情形。而記者被扣留被打，就如示威者的經歷一樣，可以反映烏魯木齊當局處理衝突事件的手法，間接說明該市政府的文明程度。而記者高喊「政府無恥」的做法，是面對大是大非的勇敢表現。

　我要再次強調，對於無記者林子豪、攝影記者劉永全、now攝影記者林振威被打被屈的遭遇，是百分之百感到憤怒不平，亦認為記者是不應在工作時遭到武力對待的。但其實，記者在內地採訪被扣留被洗帶被迫簽下悔過書，這些事無日無之，只是他們沒有鏡頭沒有播放平台，啞子吃黃蓮而已。就算是很有經驗多有技巧的記者，也可能遇上今次事件。

　記者圈子內其實感到幾悲觀，認為就算今天站出來，下次到內地採訪仍會遇到粗暴對待。有些記者乾脆說﹕「香港傳媒如果夠薑，就應該聯手杯葛六十周年國慶。當全香港主流傳媒完全不報道國慶，看會怎樣？」但我們壓根兒相信，就算各新聞單位的領導人口裏多硬，多大力地批判地方官員，心裏其實也不敢得罪中央。

　文 黑貓 曾在兩間本地電視台新聞部工作

叫人分清優劣的唯一

李國能宣布提早退休那天，朋友裏不少都感慨萬千﹕既有因工作關係在青澀的社會初體驗日子與法院建立的人生連結；也有感懷十二年前七月一日傾盆大雨之夜站在會展台上宣誓加入特區政府的還剩下幾人；還有是認為香港巿民走在街頭從不虞有人栽贓嫁禍塞進黑獄是因為這裏至少還能保住法治這一面旗幟。

　我都同意這些感慨是有道理的，更加同意這是我們社會能夠與中國大陸分清優劣的唯一。我猜，也許有人會像我那樣主觀意志辦事的希望終審法院能夠像美國最高法院一判定乾坤，儘管現實是香港法院在恐龍般巨大的中國體制底下並不是那麼獨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只要祭出解釋權，北京眼中的香港法院只是一個小小的、並不重要的司法體系。

　或者是禮失求諸野，在李國能離去後香港司法系統能否保持李官在任時那種英式人文主義寬懷胸襟開始在社會引起討論時，人們留意到美國最高法院也有人事變動——美國聯邦參議院通過對索托瑪約爾（Sonia Sotomayor）的任命，她是二百二十年來第一位拉丁裔大法官，也是歷史上第三位女性大法官。更重要的，索托瑪約爾進入最高法院，被視為奧巴馬總統撥亂反正的第一步，以此洗滌四十年來獨霸一方的保守主義暗霧，還以璀燦多姿的美國自由主義色彩。

　倫奎斯特時代

　美國最高法院有九名大法官，必須經總統任命而後參議院認可。由於大法官是終身職，倘非身故退休或遭彈劾，否則不會退下，動輒當上二三十年不足為奇，一九七一年，尼克遜當總統時提名倫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進入最高法院，八六年再經列根總統委任為首席大法官，到二○○七年小布殊任內因病去世，前後做足三十六年大法官後結束所謂倫奎斯特時代。正是因為大法官任期跨度大兼手執憲法解釋權，總統的政治遺產（legacy）可以比總統本身的八年任期還要長若干倍。以倫奎斯特為例，他獲提名於尼克遜時代，經歷福特、卡特、列根、老布殊、克林頓、小布殊前後七任總統。這三十餘年期間，正是美國兵敗越南、新保守主義興起及至大盛的年代，除了尼克遜和列根的塑造，和九名大法官中佔了五人是保守派不無關係。

　奧巴馬委任索托瑪約爾受到矚目的原因，在於現任九名大法官裏，布殊兩父子便總共提名了四人，布殊家族的政治印記是什麼，是南部保守主義，或準確一點來說是南部福音派。這一結構的最高法院之下的美國意識形態如何，當可思過半——連少數族裔爭取權益打官司的司法援助，也在保守派大法官當道之下輸得一敗塗地。布殊父子牌的美國最高法官大法官班底，比起小布殊的妄撞胡為，更令到美國人民擔憂。

　意識形態 未必左右二分

　美國社會對意識形態的檢定，絕非一些人簡單得認為誰支持或反對自由經濟便認定誰是右派或左派，也不是共和黨必是右而民主黨一定是左的二分法，而是誰能給美國人民更多／更少選擇。美國近代有兩宗案件便是這一典型，其一是焚燒國旗案，其二是墮胎權利案，這兩者到今天依然是美國左右派的鬥爭核心。一九八九年，最高法院以五比四裁決，得克薩斯州政府判處一名焚燒國旗示威者有罪是違反《憲法》第一修訂案的言論自由精神，並下令各州都撤銷類似法例。人們應該還記得，最高法院定讞翌日，《紐約時報》以通欄十七吋的兩行大字標題報道，完全當這是一樁喜事。不過，保守派並無因此罷休，先後至少七次在參議院投票提出表決，欲推翻最高法院一九八九年的裁決，可幸每次都因為票數不足而否決。

　至於墮胎權利的鬥爭更是歷四十年而不衰，一九七三年，美國最高法院在Roe Vs. Wade案裁決，婦女的墮胎權是受到《憲法》保護。根據裁決，婦女懷孕頭三個月，可以對墮胎完全自主；懷孕第四至第六個月，州政府可實施限制，但不能禁止墮胎；最後三個月，州政府為保護胎兒生命，可以設限或禁止墮胎，但若婦女生產會構成生命危險，仍然是可以墮胎的。

　保守派當然不願就此鳴金收兵，三番四次推出修訂案，終在二○○七年由保守派壟斷的最高法院，以五比四裁決小布殊二○○三年簽署的《禁止懷孕後期墮胎法》並無違反《憲法》保障的婦女墮胎權。具體來說，這條法案其實就是否定Roe Vs. Wade案裁決，《禁止懷孕後期墮胎法》認為，除非為挽救孕婦生命、或避免胎兒出生後可能出現的殘障而必須墮胎，否則後期墮胎即屬違法，執行墮胎手術的醫生可判兩年徒刑。然而問題是，孕婦懷孕到什麼時候才算是「後期墮胎」，法案語焉不詳，可是這柄達摩斯克利斯之劍卻從此高懸婦女頭上。

　自由派弱勢三十八年

　美國自由派在尼克遜委任倫奎斯特到今天這三十八年間，一直處於相對弱勢，最高法院在一段極長時間裏至少有五名保守派大官，而首席大法官更是由倫奎斯特這一頭號護法把持，在這段時間，只要再多一名保守派大法官，便足以夠票推動翻所有釋憲案，這是美國人民瀕臨與魔鬼同行的前夕；至於自由派自我感覺最好的日子，也只是九個大法官裏有四個保守派、四個自由派，加上一個中間偏右這種「寬鬆」氣氛。因此，當索托瑪約爾以二百二十年來首位拉丁裔身分加入最高法院，自由派馬上冒現「護佑國運，澤被蒼生，有厚望焉」的樂觀氣氛，因為至低限度，保守派絕對不可能有六票！

　美國歷史巨擘小史萊辛格在《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指出，美國左右之爭的特點，在於兩派互相交叉各自佔據一段歷史空間。如果小史萊辛格之說成立，索托瑪約爾的進入最高法院，便應是保守派退陣、自由派佔主導的轉捩點。於目睹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提早引退的香港巿民來說，美國最高法院這一具歷史性的轉換，即保守派退自由派上，在秋風發微涼之際更加點滴在心頭。

傳媒為什麼讓人咬牙切齒？

美國傳媒對愛德華甘迺迪（Edward Kennedy）去世的鋪天蓋地報道是令人訝然的，政治光譜裏從自由派的《紐約時報》到保守派的《華爾街日報》都對小甘溘然長逝送上不分左右的最高致敬，這是五十年來美國主流政治社會所罕見的。梳理沉澱過後，近日美國傳媒對小甘的大幅正面報道，是半世紀以來美國主流傳媒對甘迺迪家族的捧起——摔下——再捧起的具體反映。

　半個世紀以來美國社會的大是大非，便是在操作性極強的報道和評論字海裏佚失。美國人民冷眼旁觀，必然會對這些傳媒的趨炎附勢多一分認識、也多一分咬牙切齒。

　令我感到小甘去世的報道意義深長的觸媒，是主流美國傳媒都喚小甘的小名Ted而不稱為Edward；一字之易，折射出的是內心深處的懊悔。美國男性很作興在好友之間互喚小名，比如說，小甘的兄長約翰甘迺迪本名John Kennedy，但民主黨內的老一輩，到約翰甘迺迪遇刺四十六年後的今天，依然叫他親切得多的Jack Kennedy。一九八八年美國總統大選，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奎爾在電視辯論說自己讀書時以約翰甘迺迪為師，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本特森馬上插嘴，Senator, I served with Jack Kennedy: I knew Jack Kennedy; Jack Kennedy was a friend of mine. Senator, you're no Jack Kennedy. 全國電視觀眾大樂，本特森不僅技術擊倒奎爾，還突顯了他和約翰甘迺迪的密切關係不容剽竊盜用。小甘另一個遇刺兄長羅拔甘迺迪，人們不叫他Robert Kennedy而稱Bobby Kennedy，這是一種極親的說法，因為Robert小名其中之一可以是Bob，但是人們就是要叫他Bobby。

　尊重尊敬喚政治人物小名

　美國社會對政治人物名字是連名帶姓念出來，國父華盛頓是George Washington，憲法起草人Thomas Jefferson和James Madison，就算如何不堪的小布殊都是喚作George W Bush，這是一種帶有禮節性的尊重，說不上是有什麼涵意。可是，當人們對一些本來有相當政治及社會地位的人也以小名方式來稱呼，那是比起尊重更進一步的尊敬，克林頓是Bill Clinton而不是William Clinton，卡特是Jimmy Carter而不是James Carter，因此，從四十年前直呼Edward Kennedy而今改稱為Ted Kennedy，隱含的意義遠比克林頓和卡特都大得多。至低限度，今天美國人民仍叫尼克遜Richard Nixon，絕不提他小名Dick Nixon或Dicky Nixon，卻老叫他的渾號「古惑狄克」Tricky Dick。岔開一句，美國俚語男性生殖器官也叫dick。

　對於甘迺迪家族，美國人民是感激的，縱然父親老甘迺迪靠軍火生意起家，早早涉及上層政治，但約翰甘迺迪這一代全身投入政海——約翰甘迺迪當選總統前是國會議員，之前在海軍打過二戰。約翰甘迺迪入主白宮後，被史家認為歷史上最佳總統之一，這不單是他在就職演說請出桂冠詩人Robert Frost朗誦大氣奇雄的〈The Gift Outright〉，而是他在寒冷冬日裏為老詩人遮擋陽光，美國整整一代知識分子的心都融化了。更大的功勳是約翰甘迺迪推動新邊疆政策（The New Frontier），鼓勵青年上山下鄉細看外面世界，由此改造美國青年的世界觀。美國人民對他的感懷，體現在每說到約翰甘迺迪只喚他的全名縮寫JFK。美國歷史上有此殊榮只有兩人，除了約翰甘迺迪，便是帶領美國挺過大蕭條、打贏二戰的小羅斯福FDR。

　甘迺迪家族六十年代初像春風那樣掠過華盛頓，舉凡約翰甘迺迪的一切都是頭版新聞，他的俊朗外型、他的年輕有為內閣、他的內政外交，連他的兩個兒女的頑皮、第一夫人積琪蓮的髮型和連身裙都是全面進入電視年代的美國以至全球焦點。這時候的甘迺迪是傳媒溺愛的寵兒，一舉一動都是正面報道，他資助古巴流亡分子發動軍事政變，大軍被殲於灘頭，沒有誰出來批評；為了這一仗，約翰甘迺迪甚至打電話給《紐約時報》發行人，要求他不要事先報道這一條獨家消息，可從沒有人批評這是壓制新聞自由。最後，約翰甘迺迪派出軍事顧問到越南「抗擊共產主義」，全國上下沒有誰敢吭一聲。

　然而，當約翰甘迺迪和羅拔甘迺迪分別於一九六三年及一九六八年被刺身亡、愛德華甘迺迪一九六九年發生女秘書離奇淹死後，美國傳媒全面展開對甘迺迪家族的批判，其取向和立場，與幾年前的一哄而上大為迥異，有「覺今是而昨非」的自我再認識。若干年後，人們對六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紀的美國以綜切面檢視，美國社會在甘迺迪兄弟遇刺後迅速轉進保守年代，這固然與極左派如黑豹黨四出進行武裝鬥爭引發反彈有關，但更重的是極右派的尼克遜上台，以西部和南部為主的右翼思潮抬頭，聖經帶（bible belt）成為美國意識型態的核心——對墮胎的反對、對平權運動的反彈，完全是衝甘迺迪及其代表的東北部自由派意識型態而來。

　緊跟主流 醜化甘迺迪家族

　美國主流傳媒雖說全權獨立處理日常新聞採編，但其意識型態從未能夠脫離相對保守美國主流（mainstream) 。美國文化裏有一條主要條目main street（大街），這是美國每個城巿都有的街道名字，代表了美國社會的其中一個最大公約數，這是商販和辦公室職員的價值觀，也是美國東起大西洋之濱、西迄洛磯山脈的主流價值。當東北價值在守護神甘迺迪家族接二連三敗退後，main street上台，嗅覺靈敏的傳媒迅速棄甘迺迪而捧尼克遜，甘迺迪家族被醜化為荒誕揮霍徵歌逐色，在傳媒筆下成為腐朽的同義詞。

　右翼思潮控制美國上層政治建築的重新起點也是一九六八年，而以一九八一年列根進入白宮為最高潮，二十一世紀小布殊只是拾尼克遜和列根牙慧的後來者。然而，在一九六八至二○○八年的四十年間，保守主義遍襲花旗上下，甘迺迪家族所倡議的增進老人和窮人福利、改善少數族裔和婦女平權（affirmative action ）、保障工人生計等理念，被右翼政客及跟風傳媒標籤為準社會主義，更甚者暗示他們是reds（共黨分子）。在這四十年裏，甘迺迪家族只是云云美國豪門的其中之一，而不是曾經一度率領逾億美國人民對未來發出期許的東北望族。

　經過小布殊八年的極右翼年代，美國終於體認右翼思潮的不仁，奧巴馬上台是對右翼的最大一次反動，小甘去世帶來的巨大迴響和正面思念是另一次反彈。當了右翼意識型態四十年附庸、聽了四十年右翼說詞、寫了四十年保守評論，美國傳媒感到被右派出賣，小布殊沒有實踐承諾，反而把美國帶進更陰暗的角落。從Edward Kennedy到Ted Kennedy，這是美國傳媒的集體悔疚，也是四十年長的一段把人民權利踐踏淨盡的醜陋歷史。

　不分中外先神化後妖魔化

　美國傳媒對甘迺迪家族的前恭後倨再是恭，在學者眼中並非奇事，美國社會學者Todd Gitlin在其成書於一九八○年的《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以六十代中葉的反戰運動為例，指出大眾傳媒對新左派運動的報道手法，是先視之為可有可無，一旦運動大盛，傳媒全面進入，把運動高高捧起；之後在官方遊說下，把新左派運動重重摔下再踏上一腳。在Todd Gitlin此一框架下，甘迺迪家族與傳媒的半世紀關係肯定盡入其內，然而放諸海外更是事例不乏，遠如中國八九民運學運領袖被指吃喝，近如香港正生帳目投資風波，俱是先神化後妖魔化，不論中西，無分內外。

　文 安裕

安裕周記﹕日本在痛苦深淵的集體自我救贖

從《Change》到《官僚們的夏天》

兩天假期裏眼都不眨一下接連看了一套半據說在日本社會極受注目的電視劇，那是一整套木村拓哉主演的《Change》，以及半套的《官僚們的夏天》。在香港的日劇迷尤其是木村拓哉迷裏，去年5月推出的《Change》是一部談論得較多的劇集，木村拓哉飾演臨時拉伕當上日本首相的年輕教師，當然，大結局木村拓哉那場二十二分鐘長獨白業已成為日劇迷永遠的經典。但我更感興趣的是《官僚們的夏天》。

改編自城山三郎小說《通產官僚夏》的這套中篇電視劇刻下正在TBS電視台播出，內容是一九五五年通產省推動日本汽車工業起飛的紀實歷史劇。如今已播了七集的《官僚們的夏天》，引起日本社會討論的原因，是半世紀前的幹勁現在還能找到嗎？木村拓哉二十二分鐘獨白聲淚俱下呼籲重建像戰後吉田茂年代那種高效率日本政治，《官僚們的夏天》追尋的是昔日東洋奇蹟足印。編劇的苦心不難讓人明白，可是，電視機前的一億二千萬日本人民，真的能夠從這裏尋回連續三十年每年經濟增長百分之十的動力麼？對此我非常懷疑，儘管是打從心底希望日本人民能夠重拾這兩段榮光歲月。

不得不承認，日本是貨真價實世界唯一的會社本位文化的國家，全國一億二千萬人民在日本株式會社的旗幟下同呼吸共命運，二戰結束前夕，連連敗退得只剩下一條軍褲的軍頭喊出「一億玉碎」的口號，要全國上下寧為玉碎不作瓦全；八十年代初，大平正芳滿懷信心高呼「一億中流」，號召全國人民集體進入中產時代。明乎此，在日本做統計工作應該是一個頗為舒適愜意的職種，基本上，任何統計都可以用一億為基數，因為日本還不至於像美國那樣的個人主義氾濫。

一億玉碎最終沒有發生，一億中流倒是人人都享受得上，但在這黃金十年後接着的是九十年代的泡沫經濟爆破，日本三十年的高速增長從此只能夠在教科書找到。就在日本社會的心理調整還未開始之時，一九九三年，自民黨在大選遭逢建黨三十八年來的頭一次輸掉大選，一九六四年東京奧運會流行的「日本第一」神話開始幻滅。日本孤站十字街頭之際徬徨無助，社會掀起一陣重新檢視自己之風，編劇家北川悅吏子敏感地閱讀到這一細微變化，在她一九九六年的《悠長假期》裏，只有音樂系教授是劇集裏有着穩定工作的唯一人，其餘從木村拓哉到山口智子以至竹野內豐都沒有固定職業，壓根兒便是日語「就業不安」的完全寫照。

或許是從雲端跌落地表的落差太大，日本列島並不能夠完全接受得了《悠長假期》裏那種坦然剖白，那要一段相當長的調適過程。在這裏，冒起了另一種的從政治到經濟的自我救贖過程，取代了不想回憶未敢忘記的自身檢視。


木村二十二分鐘宣言

《Change》是滿懷政治童話期許的自我救贖。嚴格來說，今天日本的政壇根本不可能出現木村拓哉在劇中飾演的朝倉啟太這種人——父親突然去世，戇戇的兒子只得代父上陣最後過五關斬六將當上首相——日本政治從來沒有僥倖的空間。日本雖然有俗稱二世甚至三世議員或大臣，現時外相中曾根弘文，父親便是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可是二世三世需要長時間培育，不可能是煮杯麵式的快速養成。退一步說，政治家的下一代若不適合參與政治，更多的選擇是以誼子或誼女頂上，前不久退下來的民主黨首腦小澤一郎，便是前首相田中角榮的得力愛將，田中也是小澤一郎的媒人。

雖然如此，《Change》畢竟還是暗藏了改革日本萬年政治的期許。劇中執政黨幹事長神林正一（寺尾聰飾演），隻手遮天縱橫捭闔，和現實世界的幹事長相比一點都沒誇張。日本主流政黨的黨內倫理，當了幹事長之後，下一步通常是黨總裁，而執政黨總裁往往便是首相。神林正一在劇內心計極重，人脈資源豐富，首相也得讓他三分，這正是編劇福田靖的棉裏藏針所在——日本政治到今天依然在密室政治派閥分贓裏不能自拔，客觀上與主流政黨的結構有關，而導致這種爛透了的現象長年不去的其中之一原因便是幹事長的無限權力。

朝倉啟太在辭去首相前的二十二分鐘講話，我會視之為日本近代電視劇裏最為大膽的政治宣言，我想不起在最近十年裏，日本主流電視劇有誰擁有如此改革主流政治勇氣；就算是論及廣義的政治陰暗齷齪本質，頂多也是像《白色巨塔》的醫院權鬥，而《白色巨塔》還是那種時空背景抽空的荏弱。儘管《Change》還不敢至於完全對政黨幹事長這一職任透出全然蔑視的反抗態度，但在大眾傳媒的有限空間之下，尤其是像日本利益集團盤根錯節的國家，能夠把矛頭對準沉痾不起的政治死結，這一自我救贖是令人就是關上電視機仍要鼓掌的。


伊奘諾景氣

《官僚們的夏天》則是對更遙遠的一段歷史的回憶救贖。電視劇描述的是一九五五年通產省官員風越信吾（佐藤浩巿飾演），以一股狠蠻幹勁推動日本汽車產業上路的敍述。其後，人所共知的歷史是，日本汽車在七十年代石油危機後進軍歐美望風披靡，一舉擊倒美國汽車三大巨人。《官僚們的夏天》主人翁敢鬥加巧勁等於成功的公式，一直是日本電視劇的主調；值得提出的是，《官僚們的夏天》推出之時，正是日本經濟長黑未起、中國從後趕上可能在今年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時刻，難怪《官僚們的夏天》七月五日面世之日，即奪得百分之十四點五相當不錯收視率。

《官僚們的夏天》是帶着樂觀主義色彩的劇集，第一集開始是美軍轟炸機主觀鏡頭下的東京，接着是匐伏地上的日本人民聆聽日皇裕仁宣讀投降聲明的「玉音」；之後旁述馬上說到日本在戰後第十年開始了經濟騰飛的三十年，畫面上的殘垣敗瓦變成拔地而起的高樓大廈。作為觀眾，我是帶着歷史的觀照來看這部電視劇的，劇中人雖都改了名字，但總能讓人在時光流逝之間抓着一點真實，劇中民自黨幹事長池內信人，一看便知說的是六十年代當上首相的池田勇人，須藤惠作明顯是後來也做了首相的佐藤榮作。池田勇人和佐藤榮作同是日本近代經濟發展史兩個不能或缺的政治人物，池田任內主辦了一九六四年的東京奧運會，佐藤任內則在一九六八年日本超越西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他們是日本經濟史「伊奘諾景氣」的主體人物。


一九五五

《官僚們的夏天》和《Change》是不同的。《官僚們的夏天》是對好日子的懷緬，但《Change》則是對未來的期許，劇裏隱隱帶着對現體制的反發。在凝神觀看電腦熒幕上小小的《官僚們的夏天》畫面時，忽然想起「一九五五」這四個數字。這一年，除了是日本汽車產業元年，在日本近代政治史更是劃時代的年份——自由黨和民主黨在這年合併，統合而成更加巨大的政治怪獸自民黨，從此統率日本三十八年。這樣，《官僚們的夏天》要讚揚的到底是通產省官員，抑或是一九五五年的日本政壇，還是這兩者，這將會是一次很有意思的長考。

作為島國，日本長時間陷入危機感，一直在找尋足以安身的永遠應許之地。明治維新時期福澤諭吉的脫亞入歐說，到上世紀八十年代長谷川慶太郎的《》（再見亞洲）勁銷，在在反映了這種心理。不論同意與否，這都是日本要走在時代之前的大膽理念，可是，到了泡沫經濟爆破快二十年的今天，日本缺乏了這種勇氣。《Change》反映的是不滿當下的日本政治（為安撫各方政治勢力，日本選舉是非驢非馬的「小選區單議席比例代表併行制」），但卻弱於大膽挑明；《官僚們的夏天》則是一味懷舊，懷的還要是五十四年前的舊。這決不是以創新見稱的日本本色。

香港中學生：《給譚作人的信》

譚作人！艾未未喊你，回家吃飯！！

譚作人先生﹕

我是一名香港的中七學生，從近期的傳媒報道中得知你的遭遇，希望能寫封信給你打打氣。

我從傳媒報道中得悉你為災民所做的一切——自己走遍災區的每一個角落、拜訪每一個痛失子女的家庭，不收分文地協助他們討回公道和應有的權益，勇敢地指出當局的錯誤。我認為你這樣做是可敬的，我會衷心地支持你繼續徹查「豆腐渣校舍」。這是官員起初對全國人民的承諾，最終部分地方官員聲稱沒有學校需為死去的學生負責，這句話可真傷透每一個家屬的心。幸好有你去證明災區家長的說法、替他們說出悲傷、助他們爭取權益。譚先生，我相信你對於這群家長來說意義十分重大，你令他們再次站起來，透過追究公義去撫平痛失至親的傷痛。你知道嗎？在你受審當天，檢察院門外有數十名地震中痛失子女的家長專程到場聲援。他們聽到你精神看起來不錯的消息一定樂透了。你對他們很重要，你要為他們堅持下去呀，香港亦有很多同胞在默默支持你的。

雖然你的朋友艾未未和香港記者都被公安在審訊前騷擾，未能在場支持你，但公安不依程序、濫用職權甚至暴力的表現卻被我們看到了，支持你、替你出聲的人紛紛出來表達對地方處事的不滿。我相信四川的地方官員已看到濫用職權只會導致社會上、互聯網上有更大的反響，他們應該不會再胡亂欺壓你身旁的人了。

與災區的逝世學生同是中國青年的我，每天都能愉快地在設施完善的校園內生活，但在四川的災區學生卻要和父母陰陽相隔。他們的年紀都十分輕，有的和我差不多，都是十數歲，有的甚至比我小很多，只有五、六歲。他們在瓦礫中死去，屍體挖掘出來後亦只是被草草埋葬或火葬掉。其中我印象比較深刻的一所中學，它附近的建築受的傷害都不太大，樓齡較大的教學樓沒有倒塌，只有新建成的教學樓倒塌了，有千多名學生在此失去性命。地震發生前的數天這些同學還在專心地上課、愉快地和老師玩集體遊戲，誰也沒料到幾天後他們便差不多盡歸天國了。當我一設身處地代入他們的身分，想像自己在上課期間無故被塌下來的石屎壓死、以後再無機會見到親友、無機會實踐自己的理想時。我就強烈地感覺到他們必定希望有人能夠調查他們的死因、研究他們身處的校舍是否為「豆腐渣」，助他們討回公道的。

大家，只是生長在不同的地區，遭遇竟如此的不同。

譚先生，我對中國法律的認識十分淺薄，而你被控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又是一條連法律學者也難以說清的法律。只要以造謠、誹謗或者其他方式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都能入罪，其中「造謠」和「誹謗」又從沒定義清楚。翻查過往的案件，被定罪的行為五花八門，我現在連自己會在什麼情下犯上也弄不清，所以十分抱歉，我不能單根據條文去向其他人證明你完全沒罪。只能在這乾急，聽律師為你辯護，心中期待公義能透過司法去彰顯。

新中國建國快六十周年了，建國時憲法寫明公民擁有言論自由，在六十年後的今天希望你不用因言入罪，能在你熱愛的土地慶祝新中國成立的第六十個年頭。

為了中國有個更美好的未來，願你能繼續運用你那雙走遍大地的腳去堅持維權工作，為人民服務。

祝

身體健康、早日獲釋

中七學生

鄭詠欣 敬上

二○○九年八月十六日

隻手遮天

小時候玩過一種形式粗糙的智力急轉彎遊戲——

A童﹕世界上什麼東西最大？

B童﹕摩天大樓？

A童﹕不是。

B童﹕超級郵輪？

A童﹕也不是。

B童﹕巨型噴射機？

A童﹕都不是。

B童﹕到底是什麼？

A童﹕我的手。

接，A童把手捂在B童眼前，B童什麼都看不到，嚷「你這是什麼？」A童得意獰笑道，「什麼都不如我的手大，蓋你的眼睛，你什麼都看不見，還不是最大？」B童一呆，無以為對，多半發嗔「喲，你的手好黑好臭」。

文 安裕

四川的公安人員年幼時大概也玩過這一套，否則的話，哪會半夜三更闖進艾未未的房間、清晨說香港now電視記者藏有毒品不許出旅館半步，弄了半天為的是不讓世人看到審訊維權人士譚作人這一幕，公安的手肯定比A童的髒兮兮得多也臭得多。

譚作人案開審矚目的原因，是中共強把一個純粹是維護平民權益行動，硬是扣上「顛覆國家政權」的黑帽子。人們起初還以為這手屎棋已是中共的最後一，豈料上星期三從凌晨三時到下午一時這十個鐘頭之間，還有更加拙劣的一幕﹕先是闖進藝術界人士艾未未的房間飽以老拳，再是堵在now電視台記者黃嘉瑜居住的旅館門外，說有人舉報她房間「有違禁品」，要搜房間。這些公安既無證件又無搜令，一直拖到下午譚作人案審結，各路人員呼嘯一聲揚長而去，至於所謂毒品搜查以至艾未末右顎吃了的一記拳也就不了了之。

這些年來，特區社會極其流行一種說辭，便是「中共總的來說比起文革年間或改革開放初期來得開明進步」，認為物質會由量變而質變，積小變為大變，積小勝為大勝，於是開始認定，內地政治或社會上的種種畸怪現象，都是不識中央精神的官僚造成的，他們都違反了中央精神。這些話初聽起來倒也合符邏輯，然而時日久了，地方以至中央官僚的惡行仍然從未止息，這到底是中央政令不行，抑或中共本來便是這麼回事？

以這次公安誣稱記者藏毒阻擋外出採訪為例，明顯目的是不讓譚作人案得到更多曝光，若有人說這是四川或成都公安的處斷不當，這不免是眛於中共歷史了。《廖承志文選》第二卷有這樣的一章﹕一九八一年九月，廖承志在北京與香港親中傳媒負責人座談時說﹕「我們的愛國報紙，在宣傳安定團結形勢上不能打折扣，有利安定團結的就宣傳，不利於安定團結的不宣傳。馬克思主義新聞觀首先要問，這個新聞究竟是否對國家有利，對革命有利。」

廖承志是中共才子，英語德語都極其流利，生於東京的他，日語更是可以秀出江戶腔；曾在一段相當長時期是新華社和其前身紅中社的負責人，一九四九年建政後負責僑務和港澳事務，被視為中共統戰最高負責人之一。六十年代，廖承志主管中日關係，他處事手腕靈活，當時縱使台灣與日本有外交關係，但中共竟可通過廖承志，在日本設立類似地下使館的「LT辦事處」。這個用廖承志姓氏第一個字母L，以及日本商界人士高崎達之助姓氏第一個字母T為名的辦事處，讓中共在文革狂瀾裏亦能透過門縫看到了西方世界。作為中共第一代領導人裏最有才氣的一人，活潑開放的廖承志也有如此新聞觀，其他的官僚可思過半。所以，不讓不利國家的消息見報，絕非一般官僚擅自作主，這是由來有之的中央精神。

「以我為主」再度抬頭

中共八股行文有一句常用語「以我為主」，在譚作人採訪被阻事件可以看得清楚，不管客觀上如何難看，不論別人說三道四，我就是要以主觀意志辦事。打倒四人幫之後，隨毛澤東永躺紀念堂，這類四字詞逐漸退出歷史，可是到了近年尤其金融海嘯之後，以我為主意識再度抬頭，哪管國內外評說，硬要在電腦上加上綠壩，就是要把那挑起豆腐渣工程的譚作人打翻在地，便是要艾未未半步出不了門，讓那香港記者在審案期間擋在法院外。

對中共政權的傳統威脅早已七零八落，法輪功業被摒諸門外，疆獨藏獨鐵拳下覆巢無完卵，台獨綠營好漢這刻都削尖頭顱要渡海過來，美日經濟瀕於崩潰自顧不暇，只有維權活動日多一日。從中共六十年來的治術看，法輪功疆獨藏獨台獨都是敵我矛盾，處理容易，維權活動卻是人民內部矛盾，就像每年三月兩會期間上訪民眾那樣。所不同的，維權人士是通過法律來與政府周旋，比起散兵游勇的上訪者來得有作用。本來，任何一個社會發展上了日程的國家都會面對維權糾紛，但中共卻視之為足以威脅其政權合法性的重大威脅，於是人們看見的是，把為身死瓦礫的地震兒童討公道的譚作人，提升到顛覆國家政權這一「高度」。

三十年來，世人認為中共已經全面改弦更張，說的也是，藍螞蟻改穿Prada，海陸空膠鞋變成Nike，車子由上海牌改到奧迪，一再聲稱中國已是巿場經濟了，可以享受美歐等國待遇。然而硬件打造容易軟件改寫困難，到了重要關頭，腦袋裏那條筋總是不聽使喚，社會主義人民專政就會蹦出來，要用手來捂住人們眼睛。這病幾十年都治不好，是中國的不幸。

譚作人案的「難言之隱」

八月十二日，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譚作人煽動顛覆國家罪一案。法庭內外的情都非同尋常，譚作人的辯護律師浦志強直指這是一場政治審判，當局企圖治譚作人以涉及國內媒體不能報道的「六四」以罪，從而掩蓋四川當局在地震死難人數及彭州化工項目的不當選址這兩項「難言之隱」。譚作人對這兩個事項調查及追問，觸及了四川地方官員的利益。

文 文婉秋


根據檢查機關的起訴書顯示，指控譚作人罪名的四組證據包括﹕撰寫有關六四的回憶錄、與王丹電郵聯絡、譚作人提倡參與獻血紀念六四以及汶川大地震之後譚作人接受境外敵對媒體採訪，發表大量言論詆譭政府。

譚作人的辯護律師浦志強在庭審結束後表示，「我個人認為這是一場政治審判，定他的因素是政治因素。從庭審表現來說，控方所有與案件沒有關係的證據都有可能被接受，而辯護方所有與案件有直接關係的證據都完全不被接受。這種情是十分少見的。」

在庭審過程中，辯護律師的發言經常被打斷，譚作人發言稿被收走，全部發言時間只有三四分鐘。事情之詭異不僅局限於法庭內審判過程的異常，法庭外發生的事情也是非常地不同尋常。

這次名義上的「開庭審理」按法律規定應該允許公民參與旁聽，但同案件有關的人員和關注譚作人案的人士都沒有被准許進入法庭。在浦志強的強烈要求下，法庭才允許譚作人的太太及大女兒進入法庭旁聽，而譚作人的小女兒及專程從國外趕回來的譚作人的哥哥均未獲准進入法庭旁聽，辯護律師的幾名助手也未能進入法庭。有關心此案的民眾在開庭前幾天向法院申請旁聽證，法院告之開庭之時憑身分證排隊即可進入法庭旁聽，但在開審當日上午趕至法院的民眾卻被告知需要旁聽證方可進入法庭旁聽。在民眾鼓譟之下，法院謊稱民眾可到旁邊一個法庭觀看庭審直播，但民眾發現根本沒有直播。有數百名關心此案的民眾聚集在法院門口，數人被警方扣押直至庭審結束方予釋放。有在現場的民眾估計，布置在法院內外的警員及佩戴小紅徽章的便衣總數有數百人。

此外，有幾位譚作人的朋友被限制人身自由，不能趕至法院，甚至有人趕至法院仍被強制帶走。十一日晚專程從北京趕至成都，原來準備為譚作人案作證的知名藝術家艾未未及其地震死難學生名單調查志願者等一行十人，凌晨三時在酒店房被警方破門而入，在艾未未要求對方出示證件時雙方發生衝突，艾未未右臉被打受傷。艾未未在當天下午兩時獲得自由，但其他五位志願者仍被扣留，其後陸續獲釋，最後一位志願者劉艷萍，在十三日艾未未及其律師劉曉原再度返回成都與警方交涉後，方於十四日凌晨獲得釋放，扣押時間超過三十小時。成都獨立作者冉雲飛，在十二日早上七點被警方從家中帶至書院街派出所，延至午後方得以脫身。與譚作人一起調查死難學生名單的謝貽卉，在十一日晚即被警方控制。曾於去年六四期間在成都傳媒刊登廣告的陳雲飛，在十一日即接到警方通知，要求他十二日上午到派出所報到。他於十二日早上五時半從家中出發，避開警方監控，於七時半成功抵達成都中院，但在八點被警方發現後，即被強行送回郊外家中。成都讀書會的楊雨也被警方置留派出所至中午時分。

辯方的另兩位證人，四川大學建築和環保學院前教授艾南山及四川地質學家范曉都被法庭以「與案件無關聯」為由拒絕他們出庭作證。

更難以想像的是，有身穿警察服裝但不願出示工作證件的人士到香港NOW記者的酒店房間，以接到民眾舉報房間內有「違禁品」為由，多翻搜查房間、採訪器材及記者的隨身物品，禁止記者離開。直至庭審結束，這批人在沒有留下任何交代的情下突然離開。香港有線電視台的記者亦被人跟蹤，及時接到線報才得以從酒店地庫脫身。

四川當局掩民之口

四川當局如臨大敵而部署重兵，不顧外界反應及批評而秘密「公開審理」，浦志強認為，「這是成都本地的官員了掩蓋四川大地震死難人數這樣一個千夫所指的情和成都彭州石化項目的不當選址而將譚作人拘押治罪。因為譚作人一直從事對上述兩起事件的揭露工作，所以他事實上是得罪了四川當地的官員。」當局精心選擇與敏感的「六四」有關的證據來治罪，亦可避免大陸媒體介入，審訊當天，大陸媒體無一家到場旁聽或採訪。

浦志強提及的「四川大地震死難人數」與「成都彭州石化項目」均為四川當局的「難言之隱」，而這兩件事，譚作人都在為之奔走呼號。

曾任《文化人》主編、綠色江河副秘書的譚作人，長期關注環境及公共話題。在汶川大地震發生後，譚作人為救災而奔波，同時根據自己的觀察，發表了多篇文章，分析地震為何造成慘重傷亡，質疑重大損失的真正原因是天災而不是人禍的說法。○八年年底開始，譚作人及謝貽卉開始了地震死難學生證查的準備，並為此發出了倡議書。

今年四月下旬通過互聯網公開發布的《5．12四川大地震死難學生調查報告（徵求意見稿）》顯示，譚作人與謝貽卉於三月二十五日完成了這份調查報告的徵求意見稿。調查報告本來準備在地震周年時發布，但因譚作人於今年三月二十八日被警方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拘留而不得不中止調查及發布初步報告。

在報告中，共統計有五千七百六十名學生在地震中遇難。報告指出﹕「5．12地震導致大量建築倒塌，尤其是學校教學樓倒塌的主要原因，也是造成在校師生共同死亡的主要原因。」報告同時通過計數據認為，「倒塌學校與地震烈度分布無必然聯繫」、「倒塌學校建築與該建築年代、具體時間無必然聯繫」、「倒塌學校與讓建築朝向無必然聯繫」。調查報告的結論，顯然與官方的基調並不一致。○八年六月廿五日《成都日報》一篇題為「地震是房罪魁 倖存者應理性看未來」的文章引述專家的觀點認為，「設防標準低於地震烈度是建築物倒塌的主要原因，不能簡單認為倒塌的建築物一定存在質量問題。」○八年的六月開始，大陸所有媒體均被禁止繼續調查和報道地震災區倒塌建築的質量問題。外界一般認為，地震所暴露出來的建築質量問題可能牽扯出大批官員的腐敗行為。

彭州石化項目每年具備一千萬噸煉油、八十萬噸乙烯的產能，位於成都彭州市軍樂鎮與隆豐鎮之間的四川石化基地，離成都只有三十公里。○八年的四、五月間，彭州石化可能帶來的空氣污染、水污染成為成都市民熱烈討論的重點，五月四日，成都發生了反對彭州石化的幾百人的和平「散步」事件。

地震發生後，曾目睹彭州、什邡等地遭到地震嚴重破壞情的譚作人加大了對彭州石化的擔心與關注。○八年八月十日，國家地震安全性評定委員會評審通過了地震安全性評價複核報告書，認為在項目區域和近場區無活動斷裂帶，在適當提高地震動參數的情下，可以發展項目建設。這樣的結論，讓半年前就因彭州石化存在而焦慮的譚作人更加難以接受。

譚作人在○八年的十月底給成都市人民政府、人大、政協的提交了一份《關於成都彭州石化項目的公民意見建議書》，他在建議書中寫道﹕「成都彭州石化項目區附近是彭州——大邑——名山隱伏斷裂，具有六點零至六點五級強震的構造背景。因此，這項目說址，必須具有公正可信的項目區地震構造環境評價，工程場地地震條件評價，地震安全性評估。這些評估，不僅需要五一二龍門山大地震之前的可靠數據，更需要對五一二震後地質變化及環境容量進行重新勘測調查，並由中立機構論證評估。」

重大項目的建設投產往往帶來GDP數據的增長從而提升地方官員的政績，同時地方官員也往往能從項目建設中得到利益分配，項目並未因地震發生而中止。○八年冬，彭州石化靜悄悄地重新開工，在這樣的情下，譚作人以一個普通公民的身分，再次發起了白色「和平保城」行動。他號召成都市民「用全體示弱來代替集體示威，用消極行為來主將積極權利。用白色表達來反對黑箱操作，用有序漸進來學習民主程序」。但在「和平保城」行動書發出後，他即被成都公安局「國保」約談，相關人士亦被「關照」，「和平保城」行動未能發起。

今年年初，逼於民眾爭議與地震後的環境與地質壓力，四川當局決定將彭州石化項目的煉油與加工分開，彭州只保留煉油項目，下游的加工產業外移至成都市新津縣。但在譚作人看來，一分為二仍會帶來新的問題，他主張彭州石化整體遷址，由沱江上游遷移至岷江中游，有效迴避石化基地與成都作為中心城市的環境衝突、從水源上保護區域自然生態環境。他將彭州石化論證上馬的經過、可能產生的問題和後果，以及更優方案的選擇，寫成報告《關於問題工程的問題》，並將這份近萬言的報告呈交四川省、成都市人大政協，委托送交兩會備案。

當局意圖製造寒蟬效應

譚作人案因為荒謬的庭審過程、讓人瞠目結舌的毆打扣押證人，以及低劣手段惡意阻撓港媒記者採訪而讓外界嘩然，廣為人所詬病，但卻未見國家就四川當局的荒唐做法提出任何的糾正措施。有人猜測地震所暴露的腐敗問題可能涉及從一九九七年到二○○二年在四川主政的周永康，周永康現位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掌控全國政法體系。但更多的觀察者認為，應該與中共建政六十周年「國慶」而不惜一切代價「維持穩定」的做法有關。

八月間，除了譚作人案，另外兩個性質類似的案子也幾乎同時開庭。八月五日，四川「六四天網」的創辦人琦涉嫌「非法持有國家機密罪」案在成都市武侯區法院開庭，代理律師為他作了無罪辯護，法院表示將擇日宣判。琦在去年四川地震發生後多次組織志願者進入災區提供物資，接觸到災民和死亡學生的家長，將災區的照片及文字發布上網。他在地震後不足一月，即被當局逮捕。八月七日，原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郭泉被控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案在江蘇省宿遷市法院開庭，檢察機關指控郭泉成立非法組織，招募成員，並在互聯網上發表大量文章以幫助弱勢群體的名義要推翻社會主義制度。法院亦表示將擇日宣判。郭泉於○八年十一月十三日被南京市公安部門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正式拘捕。

外界有評論認為，當局在八月密集審判已經逮捕的幾位活躍人士，可能是想在十月之前完成二審，製造「寒蟬效應」，為六十周年「國慶」製造「和諧」氣氛。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顧問、中國政法大學客座教授王友金在八月四日接受《明報》訪問時指出，由於今年是建國六十周年，當局不希望見到異見人士「說三道四」，同時由於當地異見、民運人士近期的反腐倡廉呼聲加大，為預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北京當局為壓制這種批評聲音和趨向，而相繼審判異見人士。

是中共辜負了松本清張

登入松本清張誕生百周年的網頁http://www.seicho-100.com/default.asp，作家剛直的身影走馬燈那樣漸次而出——二戰歸來的衛生兵、五十年代開始筆耕的新進作家，

以至盛年的每出一書即驚天下。那是一段段啟動日本戰後良心的歷史。

作為一個從開始學習日語時已追隨松本清張的讀者，每當談論日本近代最偉大作家時我都理直氣壯指出松本清張當之無愧——可不是麼，

《某小倉日記》是一九五二年的純文學芥川獎；一九五六年，《顏》奪得日本偵探小說獎；一九五九年，《小說帝銀事件》獲得文藝春秋獎；

一九七○年，《日本的黑霧》獲得日本新聞工作者獎、《昭和史發掘》得菊池寬獎。

也許有人認為，村上春樹和司馬遼太郎或者早些年的陳舜臣井上靖都是傑出的，事實上這幾位完全配得上「偉大作家」稱號，

尤其是村上春樹，上周四《朝日新聞》報道他的《挪威的森林》日本銷量達一千萬，那是了不起的成就。

然而，我還是不顧一切的站到松本清張這邊。
最近一年，我幾乎把假日的閒暇時間都用在翻譯《日本的黑霧》上面，於一個業餘水平的讀者而言，這是一項漫長並艱巨的工作，一年下來只翻了十分一也不到。這固然是與個人的日語和中文水平有關，然而應該說，在一再重讀《日本的黑霧》的過程中，不其然像走進迷宮一樣，在團團轉的歷史迷思裏不能自拔——為什麼松本清張對一手擘劃戰後日本政經藍圖的美軍佔領軍如斯猛烈批判，為什麼在他筆下隱約看到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遙遠嚮往。這在細閱上下兩卷的《日本的黑霧》文庫本時，似乎讓人覺得答案就在眼前不遠處。


白鳥事件 中共吉林測試

當開始翻閱《日本的黑霧》裏的〈白鳥事件〉這一章，着手尋找相關歷史背景時，一幅清晰的圖象，像拼圖後的全景那樣呈現眼前。真人真事的〈白鳥事件〉，說的是一九五二年一宗開槍案，北海道專門追緝共黨分子的警官白鳥雄一，某夜走在街上被人開槍打死。警方和檢察部門經過調查後，認為這與日本共產黨的村上國治和佐藤博有關，又說根據口供，發現兩年前日共成員在北海道深山開槍演練遺下的彈頭，其鏽蝕和彈道和打死白鳥的子彈脗合，於是判定嫌疑人有罪。

故事和今天人們孜孜追看的鑑證電視片集《CSI》極其相似。可是，白鳥被殺事件到了鑑證這一階段時出現另一個走向，根據歷史資料，原來，中國的一個金屬研究所，在緯度和日共北海道開槍演練現場相若的吉林某地區進行一次平衡測試，用的是白鳥事件中的白朗寧一九二一年製手槍，子彈也是與事件中相同的子彈。中國的測試人員開了幾十槍，照着日本檢察部門的公開資料試了又試，兩年後派人挖出彈頭，發現物理證據與日本鑑證人員的結果截然兩樣。當然，吉林的雪堆和北海道雪堆有着迥異參數，比如雪堆的濕度和雪花落到地面後含鹽比率，都足以影響測試結果，日本檢察部門更不可能接受當時仍是非邦交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測試結果。

「中國」在松本清張作品裏有着不可磨滅的身影，《小說帝銀事件》裏的下毒兇手，松本清張暗示這是戰時在中國東北試驗生化武器的石井四郎中將部下，作家森村誠一在七十年代末揭穿日軍在中國以活人試驗化武的《七三一部隊——惡魔的飽食》一書，便是根據《小說帝銀事件》內容進一步刨找出更多真相。〈白鳥事件〉之中，松本清張筆下的中共是日共黨員的大後方，日共在松本清張眼中則是推動社會公義的主要力量。中共對千里之外一個異國推理小說作家有着如此巨大影響，應該說，五十年代已全力鼓吹公義的松本清張認定，中共是正義的楷模，也是難以超越的理想主義化身。


五十年代的一盞明燈

構成松本清張作品一以貫穿這種信念的原因，和中共推翻貪腐敗朽的國民黨政權的無產階級勝利有關；更重要是，五十年代初的中共，韓戰一役犧牲五十萬精英也要實踐國際共產主義的無私，是感動各國受壓迫人民的另一要素。在「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五十年代初，中共無疑是這三句話的絕佳樣板和擁有更好未來的期盼。中國科學家在吉林耗時兩年測試〈白鳥事件〉裏的子彈鏽蝕，在今天的標準來看是干涉別國內政和司法獨立，然而在當年黑暗不見天日的壟斷資本主義和準法西斯主義下的西方及日本，中共毋庸置疑是一盞明燈，更甚者會視中共是救世主，儘管左派對《國際歌》裏那句「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朗朗上口。

在韓戰結束逾半世紀後今天來看，死了五十萬解放軍是踩中史大林圈套，胡裏胡塗在錯誤的地方打了一場錯誤的戰爭，在輸出革命上扮演重要角色；當然，全世界被壓迫的人民不可能猜想，韓戰之後五年不到，中共反右運動把異見者斬於馬下。但當中共還未變質、人們還未看到中共醜陋一面的時候，中共一度是視作可堪託死生的，〈白鳥事件〉裏的中國科研人員義無反顧為兩個素不相識的日共黨員進行子彈測試，在日本進步人士眼中，那是國際共產主義赤誠相助。

松本清張令人尊敬的是字裏行間永不言悔的歌頌人性光輝——《小說帝銀事件》為死刑犯平澤貞通鳴冤、《點與線》探員鳥飼重太郎為尋真相上窮碧落下黃泉、《砂之器》對謀殺生父的和良英賀的譴責——松本清張追求的是永恒的正義，不論現實世界的平澤貞通還是虛構小說的和良英賀，都必須經歷人民的檢視。在日本司法和軍警系統都在美國佔領軍手裏的日子，曾經，松本清張在小說的某些場景裏，把正義的希望放在中共身上。


誰是黑手 誰為霸主

可是中共辜負了松本清張和全世界進步人士的期許。五十年代是被壓迫一群明燈的中共，今天搖身一變成為打壓人民的黑手，毛澤東一九五六年的七律《到韶山》裏有一句「黑手高懸霸主鞭」，中共當年的解說是「黑手，反革命的血腥魔掌；霸主，指蔣介石」；劉曉波譚作人許志永的被押被捕被控，人們看到的是，今天的中共才是「黑手高懸霸主鞭」的主角。

北京最寒冷的夏天

權延赤的《走下聖壇的周恩來》結局令人感到中國還有一絲希望的原因，是有這樣的一段﹕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來逝世當天，周恩來遺孀鄧穎超提出三個要求﹕不搞遺體告別、不開追悼會、不保留骨灰。
副總理李先念一聽急了，噙淚說「不行，不能從總理這兒開這個頭」。那時也是副總理的鄧小平接說，「先念同志的意見對，人民不答應，遺體告別和追悼大會要搞，否則沒法向全國人民交待」。
仍然清楚記得一九九三年初讀這一段時的內心悸動，原來中共還有人懂得什麼是人民、什麼是人民不答應、什麼是向全國人民交待。想不到在寒冷的一九七六年肅殺冬日有暖烘烘的一絲暖意。
可惜的是那暖意僅這一次。

文 安裕

這個星期要記下的事太多。英格蘭領隊波比笠臣去世，他一九八六年帶隊出戰世界盃時我還蹲在倫敦晃悠過日子，馬勒當拿上帝之手賽後到今天這二十三年唯一沒有口出惡言的是他，儘管他的球隊因這被擯出局，儘管英國小報賽後頭版標題是大大的一個字THIEF，笠臣一洗人們認定英國佬都是睚眥必報的胸襟狹窄之輩的stereotype。菲律賓前總統科拉桑阿基諾夫人周六病逝，手頭上的一九八六年《時代》雜誌，封面是笑意盈盈的她右手食指拇指成L字，鮮黃色連衣裙在浩瀚人群裏如向日葵突出。不過，我仍然心繫譚作人。

為什麼要起訴譚作人，官方的講法是和六四有關，說他寫了文章詆譭國家。眾所周知的是，譚作人為四川大地震死於豆腐渣工作的學生奔走呼號，今年三月二十八日被刑事拘留，四月三十日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正式逮捕，六月二十九日移送檢察院起訴。起訴書指譚作人對中央處理六四事件的方法和定性不滿，於二○○七年五月二十七日撰寫文章《一九八九：見證最後的美麗——一個目擊者的廣場日記》，發表在「自由聖火」等境外網站，起訴書指該文主要內容是「對黨中央處理六四事件進行歪曲描述和誹謗」。

色厲內荏傷盡民心

在二○○九年盛夏，人們不知道色厲內荏的中共會在建政六十周年前夕再會做些什麼傷盡民心的事，一陣寒噤直冒上來。之前拘捕劉曉波，如今是譚作人，看來北京決心要把一丁點的星火撲滅於萌芽期。今年是中共國慶六十周年，六十年是中國傳統天干地支裏的一甲子，是一個循環的起點和終點，六十年前的中國是「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的光輝十月， 是像鄧稼先那樣的一流核物理學家、錢學森那樣的頂尖氣體動力學家放下在美國的一切回到紅色中國的年代。著名記者朱啟平的妻子孫探薇憶述說，他們和孩子從美國到北京落戶，夫婦分派到英文雜誌工作，天天騎幾個鐘頭單車上下班，糧食也是配給，但人人朝氣蓬勃，在北京城的晨曦薄霧中看到明媚明天。

三十年折騰三十年騰飛

事實卻不是這樣。反右文革接踵來，錢學森鄧稼先僅以身免，朱啟平下放農村，到了周恩來想起有一個精通美國的記者下放東北未回，朱啟平始能重返北京。這或許是輪迴，三十年的折騰和三十年的騰飛構建了中共六十年。今天回首這段歷史是悲多於喜，唯一讓人打從心底感到快慰的是一九八四年三十五周年國慶，北京大學學生遊行時打開「小平你好」橫幅那一刻，我認為這是中共六十年來最動人一瞬間。不是說大學生拍鄧馬屁，這實是人民對「階級鬥爭是綱」和「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巨大反發，是勤勞樸素中國老百姓良心美學的彰顯。

不過，這僅僅的一次打開橫額，與鄧小平一九七六年一月那句「沒法向全國人民交待」，都是碩果僅存令人感到中共真正以人為本的一次。因為，六十年來中共在相當長的一段長時間是處於不安（insecurity）的精神狀態，建政後的屢次政治運動，說穿了便是「階級敵人還在走」的集體政治不信任，由此發展出來的反右和文革兩次運動，根本而言是政變的一種——反右推倒彭德懷，文革打垮劉少奇，幾千萬人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受創最深的不是高官和他們的家屬，而是千千萬萬無名百姓。

六十年來的不安

中共的黨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完全對毛皇帝起不了作用。在這種經常陷於動盪的政治氛圍裏，中共的權力慾無限膨脹，他們要掌握並控制所有資源，始能稍解政治上的不安。去年北京奧運便是證明﹕為了保證演唱《歌唱祖國》的女孩既清秀又好嗓音，林妙可站在台前張嘴唱出楊沛宜的童音；北京上空雨雲或會影響煙花視覺效果，電視觀眾看到的是電腦合成影片。當專政機器可以保證一切都可受到控制，這種權力是會令人上癮的。每次聽到中國官員要求美國或是世界貿易組織，承認中國的巿場經濟地位都不禁啞然失笑，以中國當局對「計劃」和「控制」的迷戀，哪會是巿場經濟的載體。劉曉波被捕，譚作人被控，恰恰就是這一權力慾的具體反映。

作為十三億中國人民的一分子，中國經濟實力強大當然是驕傲，但當中帶出的矛盾卻令人痛苦——外匯存底二萬億美元，自製太空船上天；民族主義一點，美國總統講話引用孟子的「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引「人心齊，泰山移」的中國古語，回顧積弱百年的中國歷史，這刻頗有「為萬世開太平」的感覺——可是中國人民還得面對和她的外匯庫存完全不對稱的權利，隔三差五給人找麻煩穿小鞋栽贓嫁禍，這和非洲一個人均收入一百美元的獨裁小國有何不同。

六六年的夏不堪回首

美國財長蓋特納在中美經濟戰略會議上，用他在北京留學一年學回來的普通話說，中美應該「風雨同舟」，我那天站在電視機前，不自覺接上去說「戰友賢」。「風雨同舟戰友賢」是來自《人民日報》社長鄧拓的七律《留別人民日報諸同志》，是鄧轉赴北京巿委工作前在歡送會上朗讀的。鄧拓是中共才子，一九六六年在文革高峰期的五月十八日自殺身亡；也是當年夏天，毛澤東秘書田家英、作家老舍、歷史學家李平心、古文字學家陳夢家自殺身亡。於中國人民而言，那是不堪回首的一個寒冷夏天。

篠山紀信． 鄭文雅． 靚模

這幾天書展，一批批年輕少艾的泳衣攝影集變成收視率最高的社會話題，比起四年來攀山涉水終當上金管局總裁的陳德霖升官路線圖還要受注目，哄動之處更不是廣東九巿巿長聯袂訪港所能比擬。

這樣說，絕非吃不到葡萄是酸的心理，而是香港天天自詡是中國最現代化大都會，卻對二十年前早已進入我們主流社會的一些事情（這裏不必以「社會現象」這四個字形容，因為嚴格而言根本說不上）如斯大驚小怪，香港這城巿真箇愈來愈有意思了。

香港社會對女性攝影集，尤其是衣衫少了些甚或是不穿衣衫的照片，統統都喚作「寫真」。有人說這是東洋舶來貨，其實寫真一詞早見於劉勰的《文心雕龍》，說的是「如實描寫」，到了北齊《顏氏家訓》，寫真則作繪畫圖象解。翻查日本版Wikipedia，寫真（しゃしん）解作攝影或攝影術，和性感女郎攝影集壓根兒拉不上半點關係。

篠山重新定義「寫真」

狹義囿限於裸女╱半裸女性攝影解的「寫真」一詞，是到了日本攝影師篠山紀信的攝影集登陸香港，才在漢文字的祖國發揚光大。篠山紀信在日本是一個現象，一九七五年他開始以裸女及性感女郎作拍攝對象，對當時尚屬保守年代的日本社會引起的衝擊，遠比今天香港道德塔利班對?模的反彈更大。篠山紀信為港人認識的契機，是八十年代開業的銅鑼灣三越百貨公司，地庫二層小小的日本書店陳列的篠山紀信攝影集，令一眾脣上汗毛稀疏的港產慘綠少年趨之若鶩；另一契機則是篠山紀信替天后山口百惠拍的唱片封套驚艷天下，篠山=寫真的不滅定律於焉鐵定。

公平一點說，歷二十年而不衰的香港寫真熱潮，若是沒有篠山紀信的催化，是不可能走到今天的；更公道一點說，香港當時也不是全盤接收大膽前衛的篠山紀信——至低限度，時至今日，篠山紀信一九六九年為日本恥毛露出聯盟的澤渡明、林宏樹工作的本色，還未在香港鋪天蓋地出現。香港社會接受的是快樂而健康的篠山紀信， 人們記得應該的是《GORO》、《寫樂》的篠山紀信，又或是一九九一年的《樋口可南子》和港日同掀搶購潮的《宮澤理惠》。

性感攝影集在八十年代的富足十年進入香港，那時尚是英殖的香港還未有?模這回事，本地模特兒鄺美寶古嘉露也少穿泳衣行天橋，拍攝影集的更是絕無僅有。不過，絕無僅有不等於沒有，一有就足以驚世駭俗，一九八六年，退役香港小姐冠軍鄭文雅以「好趁青春留倩影」為由，為《花花公子》中文版拍下《鄭文雅寫真集》。雖然鄭文雅當時已從港姐寶座退下來七年，但仍屬美女之列，她這一大膽舉措震動全球華人社會。難得的是，華人世界對鄭文雅的做法普遍支持，沒有人惡言相向，或許是那時的憤青仍然嗷嗷待哺，還未有把封建意識別在褲腰上的腐朽不堪。




鄭文雅無人惡言相向

鄭文雅拍攝這攝影集前的計算若何，無人知曉，但總不會機關算盡得可以猜到社會的反應是正面遠高於負面，更不可能預測得了更加難聽的閒言閒語，但她還是不顧一切的拍下這集大開本的精緻影集。事隔這些年，我還記得那時擠在倫敦唐人街文大新五聯書報社的一幕：幾個人在報章總經銷的小小店面裏，躡手躡腳像賊子般打開客人訂閱空運送到的影集，人人屏息靜氣像看《蘭亭集序》孤本般極其嚴肅緊張。細看之後，心事擺平，沒有掛牽，沒有別的，只是欽佩。當年那堆攏在書前的黑簇簇人頭如今各散東西，在香港在新加坡在美國在北愛爾蘭在加拿大，這是回憶裏的僅有唏噓。

八十年代是香港近代史最有創意的日子，沒有階級分野也沒有意識型態覊束，和一河之隔的深圳同處於準備各奔前程的騷動。今天，我們說起這是黃金十年，一般譬喻這是穿金戴銀大吃大喝的十年，其實並不盡然，這段十年光輝是香港巿民為前途未明的自己打拚的十年，白手興家觸目可見，今天身家豐盈的超級富豪，那時不管是製牛仔褲造電風扇，在抬頭揮汗的一刻看到了前景。《鄭文雅攝影集》便是這種氛圍下的產物，人人胼手胝足，沒有高貴與賤下，只有敢於放下過去才有機會奪得未來。

興許是給衣食足而後知榮辱這一句老話說中了，富足了後的香港少了那種草莽之氣，我們變得精緻、變得小心謹慎步步為營、變得少了一點點置諸死地而後生的氣慨。我們開始計算和講究策略，逐漸不信任別人也愈把心扉關得更緊；我們不再是冒險家，而是守着祖宗家產坐食山崩的紈袴一族。

靚模聞之色變

?模在這次書展大行其道，香港社會冒現兩種截然不同的說法，一種是香港到了二十一世紀，價值觀總不能留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吧，一種是認為這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賣肉，更難聽的指摘我都聽過。?模到底在演藝巿場能有多長壽命，這刻沒有人知道，只道是篠山紀信和鄭文雅都曾經有過他們走出舊禮教的一天。對這些十來歲的女孩來說，不是偷不是搶不是誨淫誨盜，只是在鏡頭前作狀擺甫士，何以竟有被指「教壞小朋友」之語；如果說教壞人，書展裏教人炒股炒匯炒樓這些賭博性質極強的「投資教育」，某程度不也是一種鼓勵人們不務正業的偏門之風？

香港回歸後十二年泛道德主義之風極盛，毫無疑問緣於中產階級滿足下的保守，這是八十年代香港前途未明之時所不能想像的。如今到了回歸一把年頭，卻橫空出世這些前清遺老思想，從擁抱篠山紀信鄭文雅到聞?模而色變，從擁抱普選以至拖到不知伊於胡底，我們這特區也實在太迂腐了一些。

猜忌

覃純健在發自烏魯木齊的報道裏是這樣形容新疆慘案後人找人的悲情，「四川大地震之後，中國從來沒有這樣慘烈的拼圖」；我在MSN給他留下這樣的一句，「和四川地震相比，那次是天殺人，這次是人殺人哪」。

我不知道中共是怎樣看待新疆慘案，從七月五日到七月七日，全國人民的盼望在濃煙直冒的烏魯木齊上空足足掛了三天，政治局沒有一個常委出來說過一句話。七月八日上午，忽然冒出胡錦濤提前回國的消息，第二天新華社發了一條新聞稿，調子低得令人出奇，通篇找不到「分裂」兩個字。我不會相信這種權宜式的低調，畢竟今天的中共領導人與長征及至建政初年的毛澤東周恩來的少數民族政策相比，沒有那種開天闢地的雄才大略，當然說不上有「敢教日月換新天」氣魄。沒有，真的沒有。



我們自幼薰陶的漢文化早把異族定性，東夷南蠻西戎北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可是到了要動刀槍見真章的時候卻換了另一個樣子﹕三國時代諸葛亮在雲南七擒孟獲，這不僅是章回小說《三國演義》的內容，嚴肅的《資治通鑑》裏有也記述；其後是唐貞觀十五年，文成公主下嫁吐蕃王朝立國之君松贊干布，共晉漢藏之好，實是拉關係不想再兵戎相見。從孟獲的七擒七縱以至文成公主千里迢迢下嫁藏人，在在說明一點，我們的老祖宗縱然如何才智過人（諸葛孔明應是古往今來的中國IQ王），文治武功如何曠古礫今（唐朝留下的legacy是海外華人都自稱唐人），對少數民族都是懷柔而非硬來。

沒有少數民族 沒有新中國

興兵搞革命年代的中共視少數民族為同路人，《紐約時報》記者Harrison Salisbury一九八五年在中國大陸跑了七千四百公里，沿紅軍長征路線採訪，寫下了四百頁厚的《長征﹕前所未知的故事》（The Long March:The Untold Story），講到中共的少數民族政策。請記，長征是發生在上世紀一九三四年到三六年的事，是中共領袖的搖籃；紅軍經過回蒙藏等十多個少數民族地區，都有共同遭遇﹕先是遭到敵視，然後紅軍動之以情，以大家都對國民黨政權苦大仇深的共同感情拉近距離。《長》書裏是這樣寫的﹕

「國民黨的宣傳煽風點火，藏人對漢人有仇恨。紅四方軍的一個藏族成員，回憶小時有人對他說，漢人是常常吃藏人的。當紅軍快要來到時，國民黨散布一些話，說共產黨要來殺藏人和吃他們的小孩了。……紅軍來了，他們留在村子裏幾個月，他們殺牛而食，割了穀物，留下銀元或寫下欠單……（P.255）」




當年的中共四處流竄，亟需少數民族支援，黃道炫在《永恒的紀念——紅軍長征與少數民族》肯定了當年的少數民族政策，更肯定了少數民族在中共由死而生的關鍵一役的作用﹕

「由於歷史上民族關係緊張造成的隔閡，紅軍長征在少數民族地區面臨十分複雜的形勢，能不能順利通過情複雜的各少數民族地區，是對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嚴峻考驗。面對這樣一個中國歷史上任何一支大軍從未面臨和解決過的難題，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堅持正確的民族觀，以民族平等這一基本方針為基礎，根據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特點採取一系列具體的、有針對性的政策措施，成功地爭取了少數民族人民的支持，為紅軍長征勝利乃至中國革命的發展奠定了紮實的基礎。」

黃道炫說的「紮實的基礎」是什麼，是四川大涼山地區越西縣兩三小時內就有七八百少數民族參加紅軍；黔西北苗、彝、土家、布依、回、白、漢等各族子弟參加紅軍的達五六千人；在中甸籌糧，藏胞把自己的糧食、青稞賣給紅軍，籌集了十多萬斤軍糧。中共能夠有今天的崛起於世界之林，可以輕蔑地說老子不高興，關鍵在二萬五千里長征後留下寶貴的有生力量。

一九四九年建政後，毛周對少數民族採取寬大的政策，達賴喇嘛近幾年談到中共時，幾乎必會說到和毛澤東的關係。一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達賴當選為全國政協常委，班禪當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成為最年輕的國家領導人，毛澤東說，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領袖，在西藏不能只掛毛澤東朱德的相片，還要掛達賴班禪的相片；毛澤東接見西藏國慶觀禮團代表時，代表高呼「毛主席萬歲」，毛自己也高呼「達賴喇嘛萬歲」、「班禪喇嘛萬歲」。




可是美好的日子是不能長久的，當中共政權得天下並且坐天下時，情出現了變化。這固然與毛澤東的意識形態有關，客觀上也有地緣政治牽引﹕西北的新疆與蘇聯為鄰，土耳其的東突當時還未成氣候，西南的西藏與印度腹背相連。歷史上，中共對外打了三場邊境戰爭，蘇聯印度佔了其二，新疆和西藏的戰略價值由此可見。同一時間，中共開始收緊少數民族政策，一九五九年達賴出走西方，一九六二年新疆爆發伊犁事件，六萬七千人越境逃到蘇聯。中共的說法是蘇聯國家安全局特務策劃，但事件的背景是正值大躍進年代，伊犁不能避免地受到影響，農村的情更差；近年的說法，是內力的推動多於外力的拉動。

「階級敵人還在」

中共對新疆的態度變化，在一部電影裏微妙地折射出來，一九六三年，長春電影廠拍了《冰山上的來客》，主題曲《花兒為什麼這樣紅》到今天仍在大陸各地有人懂唱，電影描述土匪被解放軍打跑到了國外，留下一個間諜潛伏在新疆，之後是敵我鬥爭，末了當然是全殲敵人結局。六十年代中共的主要敵人是台灣島上的蔣介石，但《冰》毫不避忌點出新疆也有敵人間諜，階級敵人還在走的陰影籠罩新疆上空，中共對新疆的懷疑和不放心不言而喻。

文化大革命的極左思潮把建政後毛周的指導思想推到另一個極端，打倒四人幫後撥亂反正，隨開放改革，中央撥給少數民族的補助不算少。新形勢帶來新問題更需要新思考，撥款湧進疆的同時漢人也大批來到，純樸的少數民族哪能與精刮厲害的沿海城巿漢人相比；少數民族的空間逐少逐少失去，漢人一天一天的增加，唯發展經濟論像坦克一樣把少數民族軋於輪下。




對於尚在落後階段的疆藏來說，資金人力的流入在初階時段是可以起正面作用，可是一旦肚子填飽卻冒現別的期盼。到底是衣食足而後知榮辱，沒有人有過深入並全面的調研，但事實是當經濟上去之後，社會要求的就不可能是要吃飽飯這些「基本人權」。但中共顯然不是這樣看，新疆慘案發生後第二天的七月六日，新華社發表評論員文章，重點在於一連串數字——「三十年來，新疆的國民經濟以年均百分之十點三的速度增長。去年，新疆工業增加值達一千七百九十點七億元，比一九五二年增長二百七十四倍，比一九七八年增長十六點六倍；糧食產量突破一千萬萬噸，比一九四九年增長十一倍，比一九七八年增長一點八倍，人均糧食佔有量超過全國平均水準……」

有錢使得鬼推磨？

這便是引爆中國今天可以不高興的核心。連串數字令中國感到理直氣壯，猶如存摺裏的大額結餘會令人走出銀行剎那底氣十足那樣。有錢使得鬼推磨是巿場經濟下漢人的思維，卻不一定等於少數民族的思維，也並非香港的思維。在新疆問題上，在西藏問題上，在香港問題上，我們都看到了底氣後面的不解——投放在新疆西藏這麼多資源，為什麼還是這樣不滿？光CEPA都出了六期，IPO也搞了這麼多，你們香港為啥還不貼貼服服，還要搞什麼普選反對二十三條？




這種話近年很常聽到。誠然，錢的確是投放了，資源也真的用在邊遠地區，政策更是開綠燈水源滾滾來，可這並不是什麼都有一個價。其實不難明白，新疆西藏香港要的決不是獨立，要的是更大更多自治，可是這天南地北三塊地方，民族不同卻偏生有三而一的共同點：中央都不信任它們——新疆西藏的行政首長都是當地人白克力和向巴平措，一把手的書記卻是漢人王樂泉與張慶黎；香港是曾蔭權但政壇知道另有一個權力中心叫「西環」。這種不信任是造成中央不解的唯一原因。

這不是新發現，解放戰爭中起義的國民黨將領都走過這條路﹕在東北四平曾經擊退林彪兵團的陳明仁，投向人民後任的是副職；海軍名將鄧兆祥起義後，當過海軍青島基地司令部副謀長和副司令、北海艦隊副司令、海軍副司令。傅作義將軍是有正職的，但不是在軍隊而是水利部長。這不是親疏有別，是不信任。這往往是煩惱的根源，從少數民族到香港政策，都是這麼回事。

文 安裕

FF & MJ

安裕
2009年6月28日

美國嬰兒潮世代上星期四頓失所依，短短五個鐘頭，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兩個icon花拉科茜和米高積遜遽爾離世。新聞片裏透視出來的是發自內心的深深哀傷，然而就是這一女一男，陪伴了幾百萬嬰兒潮走過後越戰創傷和黑人改稱為非洲裔美國人的歷程。沒有花拉和MJ，美國人民也許在那二十年間不知應該如何自處，更說不上何去何從。

論在美國藝壇的地位，花拉科茜和MJ是兩個截然不同班次，花拉出道時是電視片集演員，就算後來升級，也只是電視電影（TV Movie）這一層次，MJ則是全球演藝天王，說到虛的地位實的收入，MJ都是先於花拉。不過，論到對美國社會的影響卻不相伯仲，花拉乘着《神探俏嬌娃》這類B級製作出道時，美國正值越戰後期的痛苦時刻——大軍在中南半島戰場節節敗退，每天晚上全國電視新聞播放的都是一臉血污的叢林裏的大兵。美軍跌退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首次敗陣，石油危機拖垮了美國汽車工業，這刻的美國是「唧都唔笑」。

一九七六年面世的《神探俏嬌娃》這類片種在當時說不上新鮮，其實很大程度是占士邦片種的翻版——科技、美女、打鬥、幾句插科打諢，在此之前，一套英國攝製卻在美國上映的類似片集《冒險者》（Avenger）也很風行。不同的是，《冒險者》賣的是英國式的幽默，而《神探俏嬌娃》則是明刀明槍的美式美女。《神探俏嬌娃》的內容早已家傳戶曉，那是三個美女神探遇神殺神見佛殺佛的一小時劇集，不過，因着三個美女中的花拉科茜，從而在根本上扭轉這部劇的命運，也為美國人在越戰自憐自傷上補上清涼的一帖解藥。





天真而不傻

花拉出身盛產美女的得克薩斯州，金頭髮是美國寵兒的必須，一口整齊燦白的牙齒讓人感到既健康又性感。美國人看女孩有其一套標準，身材高度膚色之類俱無足道哉，關鍵是便是innocency，這字很難譯得精準，如果允許可以累贅一點解說，這就是既天真卻不能像傻瓜，善解人意但不可太世故。花拉在片集裏出來的形象便是如此，這使得美國人從「金髮女郎頭腦欠佳」的傳統認知裏跳出來，人人每星期二晚上安坐家中，收看美國廣播公司（ABC）製作的這齣劇。

花拉的笑容融解了越南大敗的傷痛，美國人迅速進入花拉時代，她那張著名的海報成為每個進入發情期男孩房間的必需品，一千二百萬張的銷量不是蓋的。更讓越戰回來鐵漢郎心雪融的是，花拉下嫁演員李美佐斯，她的名字跟別的已婚女演員不一樣，馬上從Farrah Fawcett變成Farrah Fawcett-Majors。女孩出嫁後改冠夫姓在美國是習俗，但女演員嫁人後通常是行不改姓，花拉此一改變卻牢牢抓着美國人的心。與其說這是異數，毋寧說這是源於戰後創傷治療的母性因素也許更恰當。

MJ則是從根本上改變了美國黑人演藝文化的先鋒。美國黑人從藝早已有之，但絕大多收是在爵士及騷靈音樂稱王，要在流行樂範疇稱霸比較罕有。MJ成長後開始走紅時，美國社會仍說不上完全可以接受黑人在某一領域獨領風騷，間中在白人至上的範疇出了一個黑人冠軍，美國白人社會是把這當作發現野人的態勢來處理的。也許會有人說我這樣講是言重了，因為美國早在六十年代就通過《民權法案》，不過，事實是誰都知道那是一道玻璃天花板，白人有白人自己的地頭，像網球壇，就算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出成績的還是白人佔極多數，黑人只有一個Arthur Ashe，一九七五年他拿下溫布頓男單冠軍，傳媒的報道直讓讀者覺得那是在羅斯韋爾發現外星人屍體那種况味。

美國是一個充斥各式政治論述的社會，種族問題到今天依然是全國議題，奧巴馬競選美國總統的過程裏，黑白因素是到了投票前夕仍讓民主黨一步一驚心的死亡之吻。我們現在說的是二○○八年大選，MJ衝破藩籬已是四分一世紀前的舊事，當黑人還被視為打籃球打得好是因着「天賦」，黑人唱歌唱得出色也是因着「天賦」，這種潛藏的歧視無視了黑人運動員藝人在後天的不懈努力。MJ難能可貴之處，是他和白人黃種人一樣都是尋常百姓，但是經過刻苦練習後，終於技術擊倒所有批評。





替黑人打開大門

MJ以一人之力開創性地把白人歌手多年來沿襲的空間擴大，容讓更多黑人藝人進入，這是人們在MJ去世後仍然念茲在茲的巨大功蹟。緊閉的大門由此而開，這才湧現年輕一代的黑人天后Whitney Houston，一九八五年，她的首張專輯Whitney Houston甫經推出，馬上成為歷史上最暢銷的女歌手專輯。加上當時日本 新力電器的Walkman大行其道，MJ充滿激情的音樂成為所有樂迷的私人耳膜享受，錄音帶不再像唱片那樣要笨重的唱片機播放，一人一盒各取所需，錄音帶在錄播技術革命後暢量攀上高峰。

美國在八十年代進入越戰傷痕後期，社會開始重滌心靈，一種種新價值如貫注入，黑人不再是nigger，而是非洲裔美國人African American，這種叫法並不新穎，早於十八世紀已有提及，但是在八十年代的African American則是帶着另一重意義，便是黑人不怯於通報我是來自非洲。這種猶如幼蟲化蝶的深遠心路歷程，是經歷百年的打壓——反彈——打壓——反彈而重生，美國廣大的有色人種對此是銘感五中的。於美國社會發展而言，這其中必然有着社會自我調適下創立的嶄新認知，但不能抹煞的是，美國社會實是在各個範疇黑人顯露頭角下被迫調整。

然而，習非成是的社會規範（norm）是巨大並且恐怖的，MJ人到中年以漂白皮膚成為舉世話題，局外人對此無從得知其中關係。不過，作為一個黑人的殿堂級歌手，不斷漂白皮膚以至幾乎變成白人，到底MJ此舉是因為個人美容，抑或是他在個人內心延綿五十年的黑白交戰裏終於敗下陣來，不可考。老實說，對三億美國人民而言，MJ的膚色到底是黑是白毫不重要，人們重視的只是他的超凡演藝造詣。從MJ去世後的舉世同泫可以看到，膚色從來不是議題，可惜，他並不知道。

我的祖國

文 安裕
2009-06-28

劉曉波以言入罪被拘捕那天夜裡，我想起了一九四六年被國民黨反動政權暗殺的聞一多。有線電視新聞片里劉曉波與聞一多有幾分相似：架著眼鏡的清臞臉孔說起話來理性從容，但這些鏡頭卻不知怎地令電視機前的人忽然眼圈通紅喉嚨微顫激動起來。

六十年前，中國人民在漫天風雨待黎明的時刻迎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以為加諸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從此扔進歷史垃圾堆。可是一甲子後原來這些期待俱是鏡花水月一場空，中華人民共和國走上了中華民國的老路，把那套打壓訛詐威逼利誘統統學齊，而且還耍得青出於藍還勝于藍。

這就是我的祖國。

中共要抓的人不少，但對一貫理性說不上是行動派的劉曉波也來這一手，在今天大國崛起得連強悍的希拉里佩洛西都必恭必敬向北京推銷美債講中美友好的時刻，在今天中國不但可以說不而且還能說老子不高興的日子，實在難以讓人理解。按理說，劉曉波不過是一介書生，說幾句不中聽的話算得什麼，卻在去年底給關起來調查，半年後說他幹犯煽動顛覆罪，看樣子不坐幾年也難以放出來。

怕知識分子國共如一

中國的當權者是懼怕知識分子的，不必說到嬴政焚書坑儒那麼遠，北伐之後的中國國民黨便是近代史誅戮知識分子的先行者。和今天的中共極其相似的是，國民黨下手從不顧忌，一九四六年，國民黨在大陸已見大江東去徵兆，他們還是想箝制悠悠之口，民主人士李公樸在西南聯大聚會上朗誦《不要讓勝利沖昏頭腦》的新詩，呼籲給在戰後重生的中國人民更多民主： 「不要讓勝利沖昏了頭腦，團結的障礙多得很，民主的暗礁更不少，讓我們抓緊時機，打定主意，把民主和平的呼聲高唱入雲霄。」國民黨對李公樸的呼聲不僅置若罔聞，並且橫施毒手。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殺手朝李公樸連開三槍，延至翌日不治。七月十五日，雲南大學舉行紀念會，學者聞一多拍案而起， 「這幾天，大家曉得，在昆明發生了歷史上最卑鄙最無恥的事情！李先生究竟犯了什麼罪，要遭這樣的毒手？他只不過用筆寫寫文章，用嘴說真話。他所寫的、說的，都無非是一個沒有失掉良心的中國人的話！」同日下午，聞一多由兒子陪伴回家，快要走到家門口時，幾個特務竄出來朝他連開數槍。聞一多頭部中彈，兒子撲在父親身上喊道： 「你們不要打他，打我吧！」聞一多再中數槍，死時年僅四十七歲。

四十年代中共得道多助，民主人士對毛朱企望甚殷，毛澤東深諳統戰之道，也看到對李聞二人的滅口之舉是國民黨垂死反撲，在致聞家的唁電中，毛是這樣寫的： 「驚悉聞一多先生遇害，至深悲悼。先生為民主而奮鬥，不屈不撓，可敬可佩。今遭姦毒手，全國志士必將繼先生遺志，再接再厲，務使民主事業先抵于成。」周恩來的唁電則是， 「心不死，志不絕，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殺人者終必覆滅」。

果不其然，三年之後，國民黨失道寡助，蔣介石遠走台北草山，終其餘生而不得返。一九四九年後，海峽兩岸各走一邊，毛澤東有蘇聯奧援，蔣介石有美國撐腰，五十年初兩邊倒也有一點點鮮活之氣。詎料五十年代末，毛澤東發起反右運動，為長達二十年的政治災難揭開帷幔；台北則克難興邦，在冷戰圍牆腳下構建成一個偏安江左小朝廷。當年對李公樸聞一多遇害義憤填膺的毛澤東，此時不再顧忌，二十年前追求民主的知識分子成為中共獨裁政權的絆腳石，一九六二年，中共八大舉行期間，毛澤東公開說「用寫小說來反黨反人民，這是一大發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不論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一道暗紅逆流，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竄動蔓延。

新威權主權借屍還魂

海峽那邊也不見得民主開明，七八十年代台灣仍處於報禁黨禁時代，經濟卻出現遷台後的最大飛躍。同一時間，台灣中產階級崛起，民主訴求強烈，蔣家父子卻處處壓制， 此時台灣有人開始提出新權威主義（New Authoritarianism）之說，說亞洲的南韓新加坡菲律賓以及美洲獨裁國家，政治雖然封閉，經濟卻欣欣向榮，認為只有在這樣的政體下，經濟賦予最大自由度，才是台灣的出路，雲雲。

八十年代，新權威主義在台灣有其巿場，想不到今天新權威主義在海峽這一邊也借屍還魂復活，中共和二十年前的國民黨一樣的打壓異見人士，一樣的倡議經濟發展是社會目標。最吊詭的是，連流亡海外民運人士回大陸探親或「投案自首」，北京出動警力在機場堵截，與那年頭台北桃園機場三天兩頭上演的拒絕回鄉活劇竟如出一轍。對境內異見力量，台灣當年是嚴加打壓，反對派領袖施明德一口牙齒更是一顆顆硬生拔清光，而中共則是夏之六四，秋之十一，一年兩度，異見人士俱嚴密監視，寸步難行。

從國民黨到共產黨，在野之時好話說盡，追求民主長掛嘴邊，在朝之時卻是力拒民主打壓異見。這一點，這對難兄難弟不謀而合，所不同的，是台灣在這條獨裁——民主的道路上，還不至於沒有制衡，美國國會內的民主黨議員，在譴責台灣反民主之事上出力甚多；匪夷所思的是，當年中共亦有加入批判國民黨獨裁行列，這無疑是因著「敵人的敵人便是朋友」的邏輯，香港一些獲得中共資金支持的刊物，七十年代對呂秀蓮黃信介施明德等黨外人士都有極高的評價。可是，如今中共對異見人士的強力行動，卻因著各國諸多忌憚而罕見置喙。

世襲壟斷反民主

政治是現實的，八十年代美國民主黨支持台灣在野派，與政治捐獻之後的回報有極大幹系，況且，把本土爭取民主運動與外國掛鈎也是過於胡塗。可是，劉曉波與外國政府無涉（若有的話，控罪就不只顛覆煽動這一條）；他長期在北京，客觀上沒有了通訊自由（誰會相信劉的通訊無人監聽）；新華社說劉曉波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稍諳國情的都知道這是笑話），今天的中共哪還有社會主義，有的只是封建主義下的世襲、是資本主義下的壟斷、是一九四九年前的國民黨反動派的反民主本質。聞一多李公樸魯迅這些解放前的民主人士也許幸運的：他們去世時，中共還沒有像今天那樣的變質，還不至於反動得像當年的國民黨。

MBA沒教的治港方略

正生書院對我來說是隔着一張白報紙一重大氣電波的遙遠。殘留的記憶裏，最近一次去梅窩已是上世紀的事，至於正生書院，只是在有線電視的宗教頻道看過它的幾集紀錄片；其中一集講到書院學生要去美國參加活動，出發前的忐忑和到埗後的雀躍充斥在三十分鐘長的片子裏。

一所生機蓬勃的學校成為城巿話題，不光是由於同學在噓聲中黯然落淚引發的同情與支持，而是人們潛意識對特區政府的MBA 治港意識型態的強烈反彈。這些年來，「資源」、「分配」、「平衡」三個單詞籠罩特區上空，所有社會爭論莫不與這三詞有着切肉不離皮的緊密關連，彷彿，只要用好這三個冷漠的單詞，香港就能治理好。文安裕我沒有做過調查，不知道特區政府裏有多少官員念過MBA，但只要從政府政策的根本構思來看，沒有一點MBA 底子，是做不出這些大政規劃和巿政安排的。在工商管理角度而言，正生書院是一個只要用需求和供應曲線便能說清楚的問題，也是一個只要用行政管理理論就能處理掉的教育政策問題，這些都在書本裏講得一清二楚，你要多少案例都可以。可是，正如八十年代在美國風行一時What They Don't TeachYou at Harvard Business School書名那樣，有些事是不能用冷冰冰的政策和貌似客觀的數字說清楚的。

無人性管理下場悲哀

任何一個大城巿，如果沒有管理，或會可能出現財政或行政紊亂；但倘若欠缺人性化的管理，財政和行政管得再好，這城極其量是過客吃喝睡撒的小棧，而不是有着每個人生活成長經歷的my home。不要以為my home 是形而上的概念，一個城巿的機能絕對不止於功能性效用；光有這種機能而無人性化管理的城巿，下場是令人感到悲哀的。上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美國太空事業如日方中，得州的休斯敦是太空總署指揮中心所在地，幾乎全世界念空氣動力和化學工程的畢業生都能在這裏找到校友。但當美國政府下令暫停太空計劃，休斯敦的功能馬上窒息，人人都趕着離開，有人在休斯敦的高速公路出口掛上大紙牌，「最後離開本城的請關上電燈」。

持份者算老幾？

這個故事後來被大量引用，不同的是城巿名字由休斯敦改為別的。香港雖然還不至於是另一個休斯敦，但我們肯定不是一家由MBA 管理的公司，七百萬人也決不是這家公司的員工；以一個近年用得極濫而迹近爛的名詞形容，我們都是「持份者」。可是持份者在便宜行事的施政者眼中是呼之則來揮之則去，今天特區見得最多是以持份之名實行政治綁架，像西九最初的諮詢，官員說所有人都是持份者，云云，其實誰都知道民意在那一刻被人脅持了；當特區批出數碼港的另一刻，七百萬持份者都沒有適當諮詢，持份者到底在精英心目中是老幾？

管人不是管盤數

世界級大城巿的行政長官很多沒有MBA，就是有的話，他們也絕不敢隨便動用課堂學回來的理論，因為他們知道管的不是一盤數而是一群有血有肉的人民；掌握不了民間脈動，不能和民間同呼吸共命運，那盤帳如何出色長年見黑，這巿長一定不會幹得長久，為的是大城巿有其氣派，人文色彩斑爛得就像一本明朝青花瓷專集那樣典雅，絕不容許庸俗。倫敦四百年前已是名城，當今巿長Boris Johnson 穿西裝騎單車上班，社會形象是環保有活力；天下第一城紐約的巿長Michael Bloomberg 富可敵國，卻在最往錢看的紐約堅決只收年薪一美元； 再前一點， 前倫敦巿長KenLivingstone 天天搭地鐵辦公，前紐約巿長Ed Koch 饞嘴形象夠他從一九七八年做到一九九一年。中共治下的中國夠硬邦邦的了，建政後北京上海巿長都由元帥擔任，北京是葉劍英，上海是陳毅，二人在中共裏都是儒將，陳毅還懂得寫些舊體詩。要硬，林彪彭德懷是戰功赫赫一代名將，毛澤東卻把他們都留在軍營。

四個洋人裏， Michael Bloomberg 是哈佛MBA，Boris Johnson 在牛津念的是古典文學，Ken Livingstone是教師，Ed Koch 在紐約大學讀法律。這裏不是鼓吹MBA 無用論，不過，香港曾經有一段時間被人說是「紐倫港」的成分之一，也就是說，三者之間有着某種同質性。不妨看看紐約和倫敦的管理，再看它們的巿政面貌，紐約第五大道Fifth Avenue 買熱狗售假表小販滿街是， 從沒有人抄牌趕走； 倫敦TrafalgarSquare 白鴿滿天飛，也不見農林官員說要全殺清來防止流感；北京更不至於把街上賣冰糖葫蘆的全趕到郊區。一個城巿的寬大空間，不單是數算有多少幢摩天大樓，而在於在高度現代和平民社會之間如何錯落有致。

香港是世界城巿是毋容置疑，但仍然和世界級城巿差那小小的一步。這些差距不是因為種族或地緣因素，而是管理哲學和思考方法歧異之故。也許有人反駁，說是不是要所有事都馬虎拉扯才算是一個世界級城巿，對於這些爭辯，我想起紐約曼哈頓建拘留中心的故事——Manhattan Detention Complex 就在地價高昂的唐人街旁邊，距離華爾街不到十分鐘腳程，為了這五百人的高度設防中心，光是聽證會就開了幾十場，從舊址拆卸到新廈落成，前後十六年，一點也不是但。

治大國若烹小鮮

我無意挑戰特區官員的智慧，不過，每次看到大官緊皺眉頭以煞有介事的口脗說「資源」、「分配」、「平衡」，我想到的是「治大國若烹小鮮」，美國總統列根在國情咨文裏也引述這句話——說這話的人是老子，他是兩千多年前的人。

悼念的是盧武鉉律師

文安裕

初到南韓是一九八六年的夏秋之間，那是首爾還是叫漢城的年代，甫從金浦機場出來，朋友把我領到城東區杏堂洞的漢陽大學找人。

雖是暑假，可校園裏滿是瀰漫着揮之不去的催淚氣體，走了十幾分鐘已經兩眼通紅，呼吸道像是被戳着似的吞咽困難。

二○○五年五月重訪舊地，卻再也找不着那股芥辣味；過後兩天轉到慶州，一天晚上，在旅館那小小電視上看了半夜的光州事件紀念特輯。

兩星期前，南韓五十萬人踏着沉重步伐上街悼念自殺身亡的前總統盧武鉉，電視上看到那些四十出頭民眾的悲戚臉容，我相信，這是他們人生裏的最重要的一次告別。這並不是認為盧武鉉應該從涉貪罪中得到開脫，而是南韓好不容易從軍政特獨裁年代粲然重獲新生，卻又宿命地再次掉進昔日的窠臼；五十萬人悼念的是八十年代法庭上與貪污總統全斗煥針鋒相對的盧武鉉律師，不是涉貪六百萬美元的盧武鉉總統。

南韓走過的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奇地相似，都是從舊殖民╱半封建時代脫轉出來卓然成國；五十年代，南韓解散日治年代財閥，用政府說了算的橫蠻做法，把企業判給新興的本地企業家，中國在八十年代改革開放時，同樣是把國營企業胡亂從公有化轉為股份制，平白便宜了一批王親國戚。南韓經濟改革後，民主訴求四起，獨裁政府出動軍隊血腥鎮壓，一九八○年，特種部隊在美國默許下開進光州恣意屠殺，中國則是在一九八九年出動坦克屠殺北京城的示威民眾。不過，南韓是在光州事件七年後，總統盧泰愚在給受害者家屬的公開信中，認同「光州事件應被視為民主化過程的一部分」；中國則是到六四鎮壓二十年後的今天仍拒不認錯。當然，如果我要把香港那幫欲蓋彌彰替中共敲邊鼓的食客也揪出來的話，南韓人民的大徹大悟，遠比香港那票人來得令人欽佩。

貪污特權

因着日治時代的殘餘，早年南韓社會上層結構主要是昔日的特權壟斷階級。六十年代，南韓發展重工產業，政府介入之下，銀行對一些企業實施專款貸出，催谷了一批超大型企業，而這些企業的主事人，極多本來就是政府官員或軍頭，不過是換了名堂脫下軍服到辦公室上班而已；南韓人民雖說脫離日治，一轉身卻倒在另一批特權階級手上。

貪污特權的黑日子延綿不去，七十年代，南韓青年詩人金芝河寫了一首轟動全國的《五賊詩》，借用二十世紀初李朝末年五個大臣屈服於日本的歷史事件，諷刺朴正熙政府昏庸無道。金芝河以新五賊寓意現代社會的五大惡族，說五個大賊在富人居住的漢城東冰庫洞密謀作案，五賊商議之後，更服易容，以財閥、國會議員、高級公務員、高級軍官和部長身分出現社會，實行竊國賊計。金芝河這首長詩甫在雜誌刊行，馬上一紙風行，人們追讀再三：孤雁求侶，新月傷殘；河水染赤，血潮蜿蜒……某日熹明，天朗氣清；突聞霹靂，雷聲震天；五賊頓死，六穴噴血；十惡不赦，百世難湮……朴正熙把金芝河抓了，以違反緊急法令判了他死刑。其後，朴正熙政權在國際壓力下放了金芝河，可是詩人沒有就此屈膝，他再寫了一部更長的《魍

魎歌》：

當今之世，鬼惡橫行；水火同在，冬夏共存；石塊騰空，河水倒流；火燄下噴，碗碟外飛；無飯可吃，無衣可穿……金芝河的詩深刻勾勒七十年代南韓社會的實况，客觀上讓人們更易理解缺乏民主監察的社會可以糟到什麼地步。南韓的情况，很大程度和一九七九年以後的中國相若，金芝河的五賊在中國也有他們的孿生兄弟，一樣有賄賂官員的財團，一樣有上下其手的人大代表，一樣有貪贓枉法的高級公務員，一樣有仗權橫行的高級軍官，一樣有視法紀如無物的部級官員。不同的是，中國沒有像南韓一樣的社會覺醒；全斗煥到盧泰愚，一個接一個貪污總統倒下，是獨立的司法制度才能做得到的。南韓人民對盧武鉉的感念，在於八十年代的反貪大潮中，他在法庭上公開與全斗煥對質，成為當時的社會英雄。可中國卻是一黨專政由上而下，法院就在中共控制之下，司法獨立無以容身。

強大的中產階層是推動南韓政治改革的動力，請不要搬出早已不值一哂的「西方介入論」醜詆南韓民主運動，說南韓今天的民主是西方推動下的結果。韓戰結束近六十年，不能否認，南韓是在美國核子傘保護下成長，但必須指出，在美國的穩定壓倒一切指導思想下（奇怪，這點和中共一模一樣），光州事件是南韓軍方從邊境地區調動特戰部隊空降屠城，但出動這支部隊是要美國駐韓司令部首肯。西方在南韓民主發展史上扮演了臭不可當的角色，美國不單要控制南韓的民主進程，還要控制朝鮮半島的統一進程（奇怪，這和美國在台海的做法也一模一樣）。南韓今天摒除軍人干政，和平選出總統，靠的是南韓人民的爭取，而不是誰的施予。對民主無助於經濟之說最為反諷的是，南韓就是在掃除全斗煥盧泰愚的同一時間躋身亞洲四小龍，在一九八六年和一九八八年接連主辦亞運會和奧運會，民主從沒拖慢南韓的腳步。

國民感恩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南韓社會是帶着感恩的心情送別盧武鉉。不必在這裏探討盧武鉉是因着儒家文化裏的羞恥之心而自戕，儘管有人認為，和別的油腔滑調政治家不同，盧武鉉的樸素的道德意識讓他的承受能力很脆弱。雖然如此，南韓人民還是能夠分出善惡黑白，這是一個民族的優秀傳統——李朝五大臣屈服於伊藤博文簽下賣國條約，翌日漢城《皇城日報》的頭條只有寥寥幾個漢字， 「是日也，放聲大哭」，比起《文匯報》的「痛心疾首」社論要早了近八十年。

對那些侃侃而談悼念六四無助「反思」中國未來、又或是說要從中華民族發展的歷史高度來看待二十年前那一場「風波」的所謂知識分子來說，在亞洲東北角的朝鮮人民，輕藐的嘴角是一絲冷笑。

六四二十年祭﹕敢有歌吟動地哀

安裕：

去年初奧海城之聚，多年不見友情依然，指點江山閒話江湖，何其樂也，可惜兄行色匆匆，未能盡興。

今年初春三月兄來電郵，談及六四二十周年即將來臨，希望我以歷史見證者身分，憶述一下二十年前在北京天安門的親身經歷，好讓年輕一輩如實了解當年震驚中外的歷史慘案。當時我曾婉言拒之，因為我認為如果只回憶昔日所見所聞並無多大意思，因為六四早已鐵證如山，信者毋須重複，疑者多說亦無用；而且，冷眼旁觀香港社會對港大陳一諤事件的論戰，「魅魑魍魎」醜陋現形，我對今時今日港人是否仍會認同我們這些「六四死硬派」的立場觀點，確實存疑。

老實說，採訪八九民運是我從事新聞最刻骨銘心的經歷，二十年來無法忘記但又不想回憶，因為每一次回憶都給我帶來陣陣心痛難受，所以我平日甚少與人提及那段腥風血雨驚心動魄的日子。不過，六四二十周年日近，眼見昔日曾經一起出生入死的同行好友紛紛站出來，公開為八九學生及六四死難者說良心話公道話，特別是趙紫陽先生的遺言問世，我實在無法再保持沉默，想了多晚後，終於給你回這封信。

趙紫陽的遺言憶述再次勾起我無法磨滅的記憶，因為我與八九歷史的接觸正是從那一刻開始。二十年前，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八日，我以記者身分奉派赴京採訪學運，發的首篇北京報道是絕食學生領袖與李鵬對話，而我第一次深入天安門廣場採訪學運領袖，正是趙紫陽到廣場探望學生之時。我清楚記得，當晚我和同事們完成忙亂的採訪發稿工作後，已是凌晨時分，晚飯未吃只胡亂找點乾糧醫肚，突然收到消息：「趙紫陽到了廣場探望絕食學生！」大伙兒各自抄起背包即朝廣場狂奔，可惜的是，當好不容易穿過十多道學生糾察線到達廣場學生指揮部，趙紫陽已離開，與歷史時刻擦肩而過。當然，我們在場所有人都不知道，我們錯過的竟是趙紫陽最後一次公開露面，也是他留給世人最珍貴的歷史鏡頭。

更想不到的是，正當我們以為形勢將會好轉時，歷史原來已進入急轉彎。趙紫陽探望學生對緩和當時學生與政府的矛盾起了極大作用，學生當晚已宣布取消絕食，誰知幾小時後，當局卻宣布由即日（二十日）起，北京市區實施戒嚴令，勒令所有學生撤出天安門廣場。當時我正在廣場採訪，大喇叭突如其來的宣布令廣場一下子就爆炸了，原本躺在地上休息的十幾萬學生全部站起來，有些更爬上公共汽車頂，頭紥白毛巾，集體朝天引吭高唱《國際歌》。一剎間，悲壯的歌聲響徹整個廣場，插破烏黑夜空引來迴盪，許多人極度悲憤淚流披面，此情此景，我此生難忘！

隨後，由戒嚴軍隊進入京城到六四凌晨開槍，最後六月六日我們一行香港記者被迫撤離北京返港，短短二十個日夜，我經歷了人生最大的起落跌盪：由開始時對北京混亂和無政府狀態煩厭不滿，對學生的執著迷惑不解；到後來被學生追求民主反對貪腐的熱情感染，受北京各階層民眾穿流不息上街遊行支持學生、堵截進城軍車的激情感動，也為形勢發展日趨嚴竣而焦慮不安；最後親眼目睹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被解放軍槍殺而錯愕、驚恐、憤怒、悲傷、無助、沮喪……你說見過我在北京機場逃亡時拍的那幅蓬頭垢面、瘦得像猴子的照片，其實只不過短短二十日，我卻彷彿老了十年！

在京城的日子裏，我親身見證半夜三更北京老百姓敲鑼打盆全城動員堵截軍車的場面，滿頭白髮的老婆婆為軍人端上熱騰騰的饅頭和開水，流着眼淚訴說真情，聞者動容；六四凌晨軍隊開槍之時，我親眼目睹在長安大街上，不少市民包括年輕學生中槍倒地，滿街民眾爭相走避及互相救援；我更曾在北京協和醫院後門採訪一名工人，他正用木板車載着中槍彈身亡的兄弟遺體步履蹣跚回家，車上的破爛草蓆中伸出一雙沾滿血漬的腿，見者心酸，而背後的停屍間內堆滿一排排重疊的屍體！

軍隊開槍那一刻，我們在場每個人震驚萬分，無法相信眼前事實，有人驚恐軍人衝入酒店躲進廁所發抖，有女記者因擔心留在廣場的同事安危衝進房間嚎啕大哭，更有內地記者悲憤過度，衝上天台想跳樓自殺，最後被眾人拉住勸服。但奇怪的是，從八九六四凌晨目睹解放軍開槍那刻至今，我竟然沒有流過一滴淚！有醫生朋友說，其實那是一種抑鬱症，如果找不到徹底宣泄的方法，此症將終生不癒。

陳一諤等一些年輕大學生對六四鎮壓史實抱懷疑態度，我並不怪罪他們，因為他們年紀小，對二十年前的事情沒有親身感受，加上中港當局刻意誤導、淡化和扭曲，令他們難以分辨是非黑白，只是他們竟然寧願相信為虎作倀滿紙謊言的官方傳媒，反而質疑我們當年冒着生命危險用血汗寫下的事實報道，令我痛心！但是，對於某些當年曾親歷其境，或者身居高職要位，完全了解情勢變化的人，如今竟然為了個人利益捂着良心說瞎話，抹黑學生，為劊子手塗脂抹粉，甚至刻意污衊當年傳媒報道，我則無法忍受，深惡痛絕！

記得六四事件大約一年後，有位內地著名作家接受我採訪時，曾形容六四事件如同一塊塌方的大石頭，倒在我們前進的路上，炸不爛打不碎，與其圍着它打轉發怒，倒不如繞過它繼續前進，此說法後來為內地知識界普遍接受，更成為眾多護法者的法寶。然而，二十年了！我們忍受了二十年！二十年前北京市民強忍淚水掩埋了親人屍體，跟隨共和國向前走，但國家為他們做過些什麼？二十年來北京人連回頭向自己死去親人致哀的自由都沒有，更妄論追究誰是將六四頑石推下來的元凶！

我想問曾鈺成(相關)和曾蔭權(相關)之流，六四至今，中國能夠有長達二十年的社會安穩去發展經濟，是誰的功勞？是中國政府和鄧小平嗎？不是！是人民，是北京民眾！北京市民二十年來忍受極大痛苦不去追究殺人血債，他們並非懦弱而是寬宏，他們為大局着想，希望國家有長足發展而強忍屈辱，試想如果一千萬北京市民堅持要與當局算帳，血債血償，憑借區區十幾萬軍隊能殺盡百姓，將仇恨抹平？北京和中國能有今天的安定繁榮嗎？二十年了，為何北京當局仍不肯還他們一個公道？

安裕，我移民多年，在外國遇到過不少港人和來自中國內地的朋友，也曾與他們談論過六四，當中許多人雖然沒有親身經歷，也所知不多，但大多數都認同當年北京學生愛國情懷，對北京市民的苦難感同身受，我隱隱感覺到，六四之火在華人世界和中國大地仍沒有熄滅，終有一日會重燃，這是令我欣慰的。

由於有要事在身，今年的六四維園集會我不可能返港參加了，我會用別的方法去寄託哀思。不過，我期盼的不是每年六四表達哀思，而是平反六四，將殺人者繩之以法，哪怕他們避到陰間地府！我等待着，在有生之年能夠有朝一日讓我痛哭一場，抒解滿腔抑鬱之氣！

保重
曉均
二○○九年五月十八日

於無聲處聽驚雷

「是不是經濟搞得好，就可以不承認殺人！？」

五月十四日，香港立法會議員吳靄儀在特首答問大會上的這句質問，把困頓在經濟唯上一元化氛圍裏的香港社會喚醒過來，也把中共二十年來苦心建構的六四說詞一下子戳破，在萬馬齊瘖的六四二十周年前夕猶如春雷乍響，久久不散，遠遠飄揚。

可以這樣說，今年香港紀念六四的活動，從五月十四日下午吳靄儀的質問後已經開始。

吳靄儀在香港及中國大陸以經濟成功與否的尺度作為社會價值計量的今天，捅穿皇帝的新衣式假話，是六四鎮壓來到二十周年的最具階段性轉折關鍵，也是翻過中共自詡難以攻破高牆的致命一擊。二十年來，中共以「成績是主要的」這一說詞框架，用「經濟連續二十年增長」來迴避掩蓋一九八九年至二○○九年從屠殺到社會矛盾以至豆腐渣工程的種種缺失。這種說法在大陸有市場，是因為半推半逼強要人民照單全收。不幸的是，香港也全盤硬吞這一套，董建華年代已是如此，我翻查過董在任時每被質詰六四鎮壓，都以「我們必須向前看，國家在這些年間有巨大進步」扯開。這一傳統到曾蔭權上台後蕭規曹隨，照跟不誤，鸚鵡學舌搬字過紙。多少年來，在立法會答問環節上，我不止一次見過負責政制官員和保皇派議員，為着這幾句話能夠岔開民主派的質問而沾沾自喜。

六四官方說詞香港有市場

這套幾乎可以肯定是來自中央的解說，在日漸向北望的香港是有其市場，類似的邏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是起着作用的，尤其是我們社會自英治時代以降便被灌輸香港不是政治城市的觀念。很大程度上，我們今天過着的仍然是民國初年老舍先生《茶館》那樣的莫談國是，從藝人自言「我唔識政治」生怕搞砸大陸市場，到歷史教科書少談文革禍首是誰少談大躍進是人禍少談六四屠殺是什麼，比比皆是。

龍門主義造史盲

或曰，藝人搵食有他們的考慮，這也算了，最痛心的是我們的下一代被訓練成為只懂得歷史片段的史盲，他們只會讀syllabus 裏的所謂知識，一旦syllabus 不包括六四事件，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到六月四日，北京城震驚世界的這五十天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在現代龍門主義之下，我們下一代對此的認知將如一張白紙。

中共對「成績是主要的」這句話操作嫻熟，這套說詞在一九四九年之後成為中共遮醜的主要工具。對毛澤東的評價，也有人說「成績是主要的」，只提毛在解放戰爭的調兵遣將戰功和創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推倒人民頭上三座大山，絕口不提毛自己成為人民頭上新的大山，餓死三千萬的大躍進以及死傷千萬的文化大革命只是口耳相傳的野史。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由於一些地區的過度開發，以致出現環境嚴重污染，人畜俱滅，但一句「成績是主要的」便捂住一切。近者如四川大地震一周年，胡錦濤在汶川的講話更是「成績是唯一的」，通篇都是表揚抗震成效而沒有一字講到豆腐渣工程。這種刻意的人為政治弱視，對中國人民來說是巨大的侮辱，無視於人民可以通過以史為鑑免於災難，為的是構建一套有利中共的歷史文本。

曾蔭權在答問大會上提出「國家在各方面的發展都得到驕人的成就，亦為香港帶來經濟的繁榮」，其實這就是「成績是主要的」香港版。類似的主調在其他的領域也曾出現，親中系統和個別被統戰者最常用的是「中國出現飛躍變化，是自從康熙以來最盛的時期」，言下之意是不要再提六四事件，倘是追究下去，中國就會失去良機，就不可能重現唐宗宋祖以還的華夏盛世。近兩年， 「成績是主要的」開始在本土政治流行，明的暗的辯護士通過文字專欄到印刷傳媒專訪到電子媒介，為特區政府文過飾非。比起舶來品的spinning，祖國的胭脂水粉看來更頂用。

原來我們沒有忘記

在「要錢抑或要民主」的策略下，香港社會要求平反並追究六四鎮壓的聲音遠較前微弱。土生土長的香港市民，幾乎用鼻子就能嗅出這是什麼原因；有一段很長時間，香港社會呈現出來的冷淡是令人怵然的寂靜，幾乎不能相信這塊地方在二十年前的春夏之交風雨之中一百萬人浩浩盪盪走上街頭。直至上星期四，吳靄儀漲紅着臉嘴脣顫抖質問曾蔭權那一刻，人們才放心：原來我們沒有忘記那些身死北京街頭的青年，還未淪落到一切都由錢說了算。

文安裕

長勝下去 必滅乒乓

　【明報專訊】看了整天的本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直播，沒有半點懸念之下中國包辦五個金牌和銀牌，這已是中國第四次包攬世界賽全部金銀牌。中國隊強大到什麼地步，有一句話很能說明一切——日本女乒小將石川佳純在單打八強輸給張怡寧後被記者問起，你什麼時候才可以打敗張怡寧。石川回答說﹕「一百年之後。」

　世界賽結束後，中國乒乓球界提出了一個意味深長的命題﹕中國隊這樣長勝下去，對世界乒乓球運動將會是一種打擊甚至是滅性影響，因為中國隊強大到沒有別的國家會笨得投入資源訓練乒乓球運動員，世界賽變成中國人自己的比賽。中國乒隊前總教練蔡振華是公開提出這種憂慮的第一人，他應該是今天中國最清醒的一人。

　中國乒隊開始包攬世界賽金牌是一九八一年南斯拉夫諾維薩德的那屆，當時中國男隊主力就是蔡振華。之後二十八年，中國乒球愈戰愈強也愈戰愈勇，其間國際乒聯再三修改球例，乒聯的解釋是讓乒乓球運動增加更多的觀賞價值。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這些變更都是衝中國乒球霸主地位而來﹕乒乓球由小改大、比賽由二十一分制改到十一分制、發球由五分更換改為四分更換、球拍膠皮不同性能不能同一顏色、每局比賽結束後不能把球拍帶回休息區、球拍賽前檢驗後不能更換、發球時身體不能遮擋擊球點、發球時不能跺腳、世界賽只舉行單項比賽。到這屆世界賽，連黏貼球拍膠皮的膠水也不可以用揮發性強的一類，據說這麼一改可以令球速下降四成。

　可是中國隊還是包攬了所有金牌。

　中國在國際乒聯修例上展現了泱泱大國的風度，從來沒有吵過一句，更沒有一摔球拍罷打而去，總是怎麼改都行，反正中國就是必勝。類似情我在美國一家大學的乒乓球桌上見過一次，一個中國留學生被人哄到球旁「打幾板玩玩」，那是一場我看過最是為國爭光的大屠殺——留學生先用右手執直拍，贏了；旁邊的人要他改執橫拍，又贏；要他左手執直拍，結果又是贏；最後不許他執球拍，用一本硬皮書當球拍，這才僅僅敗下陣來。這場發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友誼賽，或者可以從側面上說明中國乒乓球的渾厚實力，這是國球，不可能會輸。

　生命力 來自更多人參與

　蔡振華的見解是超越一國一地尋常勝負得失的高水平，他的視線從人們的頭頂上掠過，直至很遠很遠很遠的那方﹕一種體育運動的生命力不在於誰包攬多少金牌或主宰了這種運動的技術，而是能夠引發更多人的參與，普遍的水平提高才是運動的真諦。近代體育運動從未出現過像今天中國在乒乓球賽的強橫情，足球是歐洲美洲輪流爭霸，巴西懂得踢幾腳的少說也有幾百萬，人強馬壯得同時派兩支國家隊參加世界盃決賽周都可以，可是巴西還未至於包攬歷屆世界盃盟主；籃球美國人夠強了吧，但歐洲美洲也有球隊的實力和美國接近，NBA比賽不是美國人的好手大有人在；游泳美國毋庸置疑是超強，但歐洲亞洲都有人魚能和美國一拚；美國棒球的最大對手是古巴日本南韓台灣；曲棍球印度巴基斯坦兩雄爭珠之外還有荷蘭澳洲中國南韓；田徑更是百花齊放，短跑飛人早就不是美國人的專利，而是在美國念書的外國人。

　這樣交流的結果是什麼﹕是巴西足球員的體力速度比得上歐洲人，歐洲球員的技術接近美洲頂尖水平；德國中國阿根廷巴西的籃球尖子在NBA得到鍛煉，也提升了本國的籃球水平，於是中國男籃在雅典奧運擊敗塞爾維亞；澳洲的科比日本的北島康介水平不遜新水怪菲比斯；美國職棒聯盟的日本球員鈴木一朗松井秀喜台灣球員王建民亮得令人炫目；曲棍球從南亞迅速傳播到歐洲大洋洲；田徑短跑更不必說，拉美旋風是去年北京奧運的一大特色。這些比賽的上座率更是高得讓人眼紅，而本屆世界乒賽的決賽上座率不到三成，創下世乒賽有史以來的最低紀錄。

　當然，我們不能說這是由於中國隊乒乓球隊太強，以致世界賽的上座率大幅下降，更不能說中國乒乓球隊強大是犯了錯誤。中國球員一不偷二不搶，天天在設備差勁的訓練場流大汗幹大勁拿下世界冠軍，但客觀事實是中國隊強大到沒有別的國家運動員有勁頭出來一爭。對此，中國既不能打假球，讓其他運動員因這些甜頭願意陪你們中國人搓幾板，也不可能特意不參加某些項目而讓別人上台領獎，然而現實是沒有誰會參加一場永遠不能取勝的比賽。人們常說的「友誼第一、比賽第二」或「比賽是旨在參與勝負不論」，只是哄哄小朋友的謊言，我們老祖宗便是從弱肉強食的原始森林裏走出來的，我們身體裏的基因包含了競爭和勝利。

　養狼計劃與乒乓發展

　蔡振華看到的便是這樣的遠景﹕由於參賽人口眾多，水平堅挺不墜，乒乓球遲早成為只有中國人參加的比賽，從此失去成為世界級競技項目的地位，連奧運會也可能因此把乒乓球項目排諸於外。到了這一步，牽涉的不僅是世界乒乓球運動的長遠發展，更是影響了中國在奧運會的摘金大計，後果非同小可。就在此時，蔡振華提出「養狼計劃」，建議中國派出優秀運動員到世界各地交流，幫助其他國家提高水平，藉以拉近差距，換句話說，即是由中國訓練全世界乒乓球運動員。

　容國團五十年前獲得男子乒球單打世界冠軍時，乒運最發達的國家沒有中國在內，當時如日方中的是匈牙利和日本。為了爭標，內的方面，六十年代的中國傾全力提升乒乓球水平，球拍膠皮廠秘製長膠，張林始能以同一動作削出截然不同旋轉方向的球；此外又組織陪練員模仿著名外國運動員打法，讓中國運動員早日熟習；再以讓球策略保證冠軍到手。外的方面，日本乒隊在中日尚未建交的年代，派出一流好手荻村伊智朗和松崎君代到中國比賽，周恩來總理為此多次宴請荻村與松崎，如此，中國才能在鎖國年代找到與世界的差距，才能為如今的霸業奠下基礎。

　今天沒有人會否認中國是大國，然而王者之道卻不一定在大國崛起喊得震天價響的當下有市場；蔡振華雖是一介運動員出身，卻能在銀球穿梭來回之間看出另一重景致也看到中國對世界的責任，委實難得。

　文 安裕

送瘟神

　星期六早上讀報看到一張照片，深夜裏黑沉沉的灣仔維景酒店有一個亮了燈的窗戶，住客趴在窗上看街景，照片上只餘他一個剪影。這張詭異的照片讓我想起「萬戶蕭疏鬼唱歌」這句詩。

　星期五晚上的電視新聞片是令人動容的。維景酒店外的藍帽子警察到午夜還未撤退，大隊全身保護衣的衛生部門人員沒有半點猶豫衝進酒店，白制服的救傷車護理員手把手攙病患上車，口罩付之厥如的新聞記者逼近到只有幾米的距離；在中環，林鄭月娥黃仁龍周一嶽甫下車頭也不回直奔政府總部開會，曾蔭權穿著綠色tee頭戴棒球帽在隨員簇擁下跳出七人車三步併兩趕到電梯口。

　那一刻的感覺真好。雖然疫潮已是兵臨城下。

　面對災難的人們，特別是那些全心全意抗難的人是令人動容的。《唐山大地震》裏有一段章節，從唐山趕到北京國務院報警的賈國成回憶說——

　我們被領到中南海紫光閣，當時在會議室內有幾位副總理，李先念、陳錫聯、陳永貴、紀登奎、吳桂賢……所有人都問，怎麼樣？我說就哭了起來，「首長啊，唐山一百萬人，至少八十萬還被壓吶。」在座的人都哭了。

　那是一九七六年七月，中國大陸還在四五天安門事件後的政治餘震，那時口號是「狠批右傾翻案風」、「翻案不得人心」、「走資派還在走」，矛頭直指鄧小平。賈國成回憶紫光閣這幕一直縈繞不去，那是人出賣人的年頭，也是靈魂深處鬧革命的日子，但人性說到底是不可以用黨性掩蓋的，「在座的人都哭了」這句話毫無疑問是文革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浩劫裏僅餘的人性。

　面對疫潮，善良的香港市民盼望特區上下擰成一股齊心抗疫，六年前春夏之交，是我們這輩子永不能忘記的一戰。星期四傍晚，我站在電視機前看墨西哥疫情的新聞報道，主播講到「墨西哥至今有一百五十二人死亡」，我問旁人「香港那年死了多少人」，突然一把女聲插進來，「二百九十九，還是在這麼小的地方」。語氣帶一點點哀傷但更多的是自豪，人是死了，香港硬是靠自己挺了過來。不過，香港市民或許不知道，當他們在這小小一片地方團結齊心時，有人說要組織另一套有別於特區政府的管治班子，為的是「穩定」云云。

　哀傷中帶點自豪

　中聯辦研究部長曹二寶去年一月在中共黨校報章《學習時報》撰寫的文章《「一國兩制」條件下香港的管治力量》，近期掀起遠比茶杯裏的風波大得多的洶湧波濤。他說，港英年代的一支管治隊伍，回歸後變成「一國兩制條件下兩支管治隊伍」，一支是「香港特區建制隊伍」，包括行政長官、主要官員，另一支是「中央、內地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隊伍」。這很好，要來的終於來了，不過十二年，黨委就要來香港工作了，但這是「組織部來的年輕人」抑或是《芙蓉鎮》的鎮黨委書記王秋赦，恐怕香港同胞得再等一會。

　中共用人之道，在於「信」和「用」的兩面性，不過中共歷史上的「信」往往以悲劇告終，而「用」也往往難以修成正果。毛澤東文革年間極為信任林彪，甚至為了林彪修改黨章把林列為接班人，結果是林彪等接班等得不耐煩，黨羽在華東企圖用大炮重轟老毛的列車，下場是陰謀失敗林彪出逃蘇聯，乘坐的三叉戟飛機在蒙古溫都爾汗墜，命喪異邦，這便是「折戟沉沙」的典故。

　林彪何以從「毛主席的好學生」變成毛主席的最恨，是中共建黨以來的最大懸案。毛澤東天生好鬥，曾夫子自道「與天鬥，與地鬥，其樂無窮」，但他這個念念不忘階級鬥爭的人幾乎讓林彪得手，文革後不少內地作家探討箇中之謎。一般的說法，是林彪「當面喊萬歲，背後下毒手」，也有人說以毛的精明，不可能會看不穿林彪的伎倆。

　中共治政 信與用

　然而現實往往就是如此，毛澤東信膺的是政治的林彪而不是人格的林彪。政治上，林彪擺出的是與毛澤東推心置腹態勢，毛與十大元帥排名比林彪還高一位的彭德懷惡鬥，林彪沒有表態，這就幫了毛一把，把彭老總鬥垮鬥臭而毫無忌憚。這種建基於共同鬥倒敵人的「信」，並無堅實道德及信念基礎，充其量是各自追求的政治利益把二人拉在一起。到了林彪想當國家主席，觸犯毛皇帝禁忌，二人見利忘「信」，注定他倆之中得死一個的悲劇收場。

　至於以「用」治政，在一段相當長時期是中共的方針，周恩來之於毛澤東是「用」大於「信」，鄧小平七十年代初一度復出也是「用」多於「信」。但周恩來鄧小平從來不是毛澤東心目中的接班人，這是用而不信的表徵。文革甫爆發，毛對周鄧的不信任馬上浮現，鄧被批鬥為「中國第二號走資派」、「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至於對周恩來，毛澤東更是又食又拎，既要周為將近破產的國民經濟賣命，卻又常明的暗的捅周一刀。周恩來晚年常鬱鬱寡歡，便是因為老毛發動「批林批孔批周公批大儒」，周天天公開自我檢查，老毛卻在同一時間找來上海的王洪文當中共中央副主席。

　對於香港，北京是「信」和「用」交叉運用，董建華是「信」而曾蔭權是「用」。北京要玩兩面刀有它的自由，本來，「信」與「用」應該是無條件的，但最後對董建華失去「信」，對曾蔭權的「用」也可能所餘不多。曹二寶文章的出現時機很有探討的必要，雖然有說是曹二寶的文章很坦白，也有說曹二寶的講法僅是學術討論，可現實是中央黨校的報紙不是學術期刊而曹二寶也不是身兼教職中聯辦官員。香港社會對政治的認識無疑是粗淺了一些，也不太懂中國四千年歷史中的縱橫捭闔，這些都要學，但都需要巨大的社會和政治成本，際此金融海嘯加上惡疫襲境，不是自己分心更不是讓人分化的時候。

　前面提到的「萬戶蕭疏鬼唱歌」，出處是毛澤東一九五八年的〈送瘟神〉。不以人廢詩，老毛有些舊體詩是不錯的，放在今天的香港，無論從社會還是政治情境而論，都合用。

　讀六月三十日《人民日報》，余江縣消滅了血絲蟲。浮想聯翩，夜不能寐。微風拂曉，旭日臨窗，遙望南天，欣然命筆。

　綠水青山枉自多，華佗無奈小蟲何！

　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萬里，巡天遙看一千河。

　牛郎欲問瘟神事，一樣悲歡逐逝波。

　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

　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意化為橋。

　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三河鐵臂搖。

　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

　文 安 裕

天安門母親： 只要不死都會堅持

20 年前一陣突如其來的槍聲，奪走了她們年輕兒女鮮活的生命，打碎了她們原本幸福的家庭，並一直折磨她們的身心直至今天。六四遇難者家屬組織「天安門母親」的數名成員，近日向本報再度訴說當年觸目驚心的經歷，重新咀嚼痛苦，意在提醒世人不要遺忘、繼續抗爭。她們娓娓訴說中，處處展現中國女性柔中帶剛的一面，她們把仇恨的種子深埋心中，在悲痛過後仍然擔起相夫教子、縫衣煮飯的母親職責，卻同時不忘自己亦身為鬥士，只要一息尚存，便會堅持到底。文、圖：明報記者「女人（哭）這個本事，我沒有。」今年69 歲、滿頭銀髮的譚淑琴端坐在記者面前，一身牛仔服、挎着腰包，一副幹練的樣子。其他受訪者講起過去時，往往禁不住哽咽落淚，譚淑琴一直神情嚴肅，但見她並無任何悲傷神色，卻是一字一頓地說： 「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君子報仇，十年不晚。」譚淑琴的大女兒奚桂茹遇難時25 歲，她與弟弟一起經過復興門附近時肩部中彈，由於是「炸子兒」（擊中目標後會爆炸的子彈），奚桂茹胸前一片血肉模糊，因大動脈出血過多失救。譚淑琴說，當時人民醫院開具的死亡證上寫的是「流血過多」，在她再三堅持之下才改成「槍傷」。「我一直尊重和相信共產黨，但沒想到我孩子死在共產黨手上。」從此之後，仇恨的種子便永遠種在譚淑琴的心裏，逢年過節時，別人家的女兒回娘家探望母親，她的女兒卻永遠不再

回來了……

自幼喪母的譚淑琴十分堅強，事發後未流過一滴眼淚。1989 年9 月，她離開原來任職的展覽館，自己開了一家服裝店， 「我當時如果瘋了、傻了，就沒辦法等到機會去找途徑來解決這個問題，那就等於全完了，我要保住自己，就是想等待。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這個事自有後人評論，我們好做個證明。」抱着這種心態，她的服裝店一開便是6 年，之後又幫兒子打理餐館，但要為女兒討回公道的念頭一直不滅。

譚淑琴還提到一件事：當年曾有一輛軍車駛上她店前的空地， 「你下去！」她指着軍車大喝，軍車司機表示要借地掉頭， 「我這兒不許掉！你叫鄧小平來了，我這兒也不許掉！」軍車唯有離去。譚淑琴說，當時一見到軍車就「氣不打一處來」（形容氣得厲害），見到車上坐着的士兵就想到開槍的情景。

奚桂茹死時留下年僅1 歲3 個月的兒子，尚未斷奶，後來丈夫王琳續弦，卻一直向孩子隱瞞生母身世。譚淑琴說， 「一直對這孩子寄託着希望。雖然自己心裏難受，可是我從來沒對那外孫說過」。她原本計劃在外孫大學畢業、有一定閱歷後告知他真相，但在2006年時，外孫讀到高三，有同學嘲笑他媽媽不是親生的，他知道後成績一落千丈。

譚淑琴見瞞不下去，便把外孫叫到跟前，拿出當年的照片，告知其生母叫奚桂茹，但仍未敢對孩子描述她被槍殺的情景，只是教他要以學業為重，且要善待從兩歲起照顧他的繼母。

現時外孫已經讀到大三，明年便畢業。譚淑琴說，屆時會與孩子的父親和養母一起對他講出真相，並會教他如何正確看待。她認為，孩子不能像她一樣只有仇恨，怕他一旦知道真相後難以理解，一時情緒波動、處事不妥當，影響到未來的學業和工作， 「有些『擰』（頑固）的孩子不為共產黨效勞，實際上我們不針對共產黨」。

領導人沒魄力膽量承擔

「這不光是母子親情問題，而是政府怎樣對待老百姓的問題。」譚淑琴認為，六四事件應該由當時的上層領導負責任，現在的領導人沒有魄力和膽量去承擔，一直不能正視問題。她說，至少應該能讓人公開評價前任的功過， 「想當初，秦檜還讓後人來評論，他是奸臣就是奸臣，他是明君就是明君」。

去年底， 「天安門母親」發起人之一張先玲找到譚淑琴，由於譚的老伴患有腦血栓後遺症，不能再受刺激，譚淑琴便瞞着家人出來與其他遇難者家屬相聚。

她每天早晨5 點多起牀，照顧老伴吃藥、為家人煮早餐等；雖然家務繁忙，她每日仍留一小時讀書，主要閱讀青少年教育的書， 「我有好幾本書，我要看看怎麽教孩子先做人後做事」。








Re：給讀者Lam 的六四書單

Dear Editor,有見近年來新聞，關於80 後及90 年代出生的青年人，對六四事件都存有與事實不符的看法。請問你們可否在《星期日生活》裏介紹一些有關六四的書籍？其實本人對六四事件的認知亦是甚微。希望可以再作深一點的認知。

Thanks,Lam

天安門母親運動陳旭芬：

1.《八九民運》教材套（2006 年）（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香港基督徒學會聯合印製）2.《制止政府逃責——從阿根廷白頭巾運動到中國天安門母親運動》（2002 年）（天安門母親運動編輯）3. 丁子霖「六四」受難者名冊（丁子霖）

馬國明：

由於中國政府的政治鎮壓，人民無法知道全部的真相，也由於不能夠有全面的了解，可以說，沒有一部好的關於六四的書。如果要讀，可讀事件發生後寫及第一手報道的書，包括由多位香港律師為數近50 位目擊者做見證的《六四見證》（The Eyes have it），和由曾駐北京及香港的CNN 記者Mike Chinoy 寫的《China Live》。

朱耀明牧師：

我自己20 年前自五一九頒布戒嚴令後一直投入事件，5 月底至6 月3 日更身在北京，親眼見證並親身支援一場愛國運動，事後也參與接待和救援流亡的民運人士，所以我沒有多看關於六四的書。對年輕人來說，我認為可看一些附有解說的相片集，如《悲壯的民運——最和平開始、最血腥結束》（明報出版社，89年6 月出版），可能最簡單直接。

公園仔：

尋找史料，應該要找第一手，建議先去公共圖書館，找當日的《文匯報》那個開天窗的頭版來看看。

現在的年輕人沒有經歷過六四，就像我沒有親身經歷過文革，我們都是道聽塗說。我親耳聽過我認識的Lolita 小妹妹說，她以為文革就是六四。曾特首也以為口誅筆伐就叫做「文革式批鬥」。一名中產會計師也說，我們現在是「文革式批鬥」港大的陳一諤同學。其實真正的文革批鬥，不會是口誅筆伐那樣和諧，是充滿着肢體暴力、身心虐待和人性出賣。

六四第一手讀物香港不缺，至於文革的，我推介嚴家其與高皋合著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增訂版。現在掌握着這個國家最大權力和影響力的壯年人，都是在文革中活過來的人。如章詒和的文人學者可以寫自家文革史賺人熱淚，嚴氏夫婦的蒐集民間史料寫成，當中卻有百姓蒼生的故事。我讀此書的時候，六四剛過，年紀比陳一諤同學還要小一點，嚴氏兩人已流亡海外。讀完此書，得出的結論不是當權的還是反動的，什麼的要付上多少百分比的責任，而是深深體會到，在缺乏反對派制衡（也不要癡說反對黨了）的政權下，推動着悲劇的，不單只是昏君和貪官，而是有你有我的平民百姓。

王雅雋：

我初到香港後，自己在YouTube 上找《天安門》（1995， Carma Hinton &Richard Gordon: The Gate of HeavenlyPeace）來看。原來對於那場事件我只是模糊地覺得「那是一群熱血沸騰的年輕人為理想做了一些激烈的事」，既有點好奇又有點崇拜；看完紀錄片以後，我的心就變得更加冷漠現實，想： 「還是頭腦冷靜點，站開些，不要被人利用了才好。」這片子在大陸被禁實在荒唐，我看了不是得出個政府喜歡的態度來了嗎？

後來我偶然結識了一位當時在天安門參加了那場事件的外國人，她那時在北大，因那事件被北京當局遣返回國。由於她與幾個核心人物比較接近，又是作為活躍分子參與其中，對那場事件很有些經歷和反思。我從她處聽說了一些橋段，也印證了紀錄片裏的一些觀點。心情相當沮喪，不為別的，為的是為什麼每當我多知道一點關於那場事件的事情，心裏就會冒出一句麥兜校長的拖長音： 「冇得搞啦！」不過歸根結柢，作為一個從小沒有受過什麼民主教育，並且仍然持一本中國護照的80 後人，每當遇到這種討論我就覺得自己「先天不足，後天失調」——既不懂說，亦不敢說。我父母自我來香港起就時時提醒我「不要在外面亂說話」，而我朋輩的各式「憤青」只讓我覺得他們懶惰——人云亦云何嘗不是一種「亂說話」。

結果我就變得更加無話可說了。

沈旭暉：

Dingxin Zhao, The Power of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中譯趙鼎新，國家．社會關係與八九北京學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7）這是嚴謹的學術著作，作者趙鼎新是六四後冒起的華人學者，原來是昆蟲學博士，正是受六四事件影響才轉行，再念社會學博士，現任教於芝加哥大學，並為英文學術期刊《當代中國》主編，學術成就驕人。全書的核心問題，是「為什麼雖然大部分學運積極分子、知識精英和政府領導人，都努力在抗議者和政府之間尋求一個妥協之策，但運動最終卻以悲劇收場」。

他的解釋是使用「國家．社會關係理論」，集中探討中國威權政體下，國家與學運的互動模式、運動的動員結構、運動參與者的話語權、以及媒體和輿論的角色，超越了只強調高層權力鬥爭或歸咎學生領袖為「逃兵」等見樹不見林的視角，建議陳一諤同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