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裕周記﹕今夕是何年

電影《開國大典》最後的一幕應該是一九四九年中共的夫子自道和對未來的自我期許﹕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天安門廣場下午閱兵晚上放煙花，入夜後毛澤東從城樓上往下看，興奮不已的農民高呼「毛主席萬歲」，正值盛年的毛以濃厚的湖南口音官話揚手回喊「人民萬歲」。全片大部分時間都平平無奇的導演李前寬在這裏以相對粗糙的平行剪接（cross cutting），把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當晚的紀錄片和一九八九年重拍的場景交錯對接，在這一分鐘內把歷史的真實與導演主觀視角下的虛幻糅合在一起。

中共黨史對這一時期毛澤東的言行有巨細無遺的紀錄——一九四九年四月，共軍橫掃大江南北，中共中央開始籌組中央人民政府，一次，毛澤東會見民主人士張瀾，之前遍找不一件像樣的衣服，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著的《毛澤東傳——走向勝利》記載了毛澤東安慰侍衛長李銀橋，「歷來紈子弟考不出好成績，安貧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們會考出好成績」。十月一日，李銀橋憶述，從下午三時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到晚上十時煙花晚會結束，除了吃飯，毛澤東不肯坐下，始終揮手。晚會結束，毛澤東回到住處，激動地對李銀橋說，「人民喊我萬歲，我也喊人民萬歲，這才對得起人民啊」。

中共對「人民」二字和其代表的概念有巨大並近形而上的崇拜，雖然五十年代北京有一種說法﹕毛澤東懊悔沒有自稱是中華民國，因為若是這樣做，不但接過孫中山先生的革命傳統還把逃到台灣的蔣介石逼出中國歷史斷了他的法統，但最後一九四九年成立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軍隊是人民解放軍、貨幣是人民幣、《憲法》提到的政體是人民民主專政；開會的屋子叫人民大會堂，天安門廣場在中共建政後建的第一個紀念物是人民英雄紀念碑。

四九前後 中共謙遜虛心

一九四九年尤其是十月一日前後的中共是特別謙遜虛心的，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傍晚，毛澤東和政協全體代表到天安門廣場為人民英雄紀念碑舉行奠基禮，《毛澤東傳——走向勝利》﹕「毛澤東滿懷激情朗讀了由他撰寫的碑文『……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鬥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這段碑文是此後若干年中共唯一可以獲得人民確認的遺產（legacy），人民英雄紀念碑更因它的歷史跨度，成為中共政權之下「人民」概念的彰顯。

建政前後的中共決心帶來新氣象，大批農村出來的幹部，比起國民政府出身美英名牌大學的要員無疑是有先天性的缺憾，但中共幹部的熱誠卻絕不是顢頇無能的國府官員所能企及。北京今天滿朝盡帶黃金甲的中國崛起強勢心態難以想像的是，建政年間的中共竟是那樣的低姿勢，李銀橋在《在毛澤東身邊十五年》說，毛澤東對滿口稱善的同鄉皺眉，「不要這個樣子，我們是私交，這個樣子不好」。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政協選舉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為副主席，黨外人士佔了一半；翌日中央人民政府通過政務院成員，二十一個個政府部長，十個是黨外。

建政後滿是底氣的毛澤東萬千讚頌在一身，但還未至於個人崇拜。然而在這建政之後的黃金十年，即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九年，中共在朝鮮戰場與世界第一強國美國打成平手、國民經濟漸見起色、台灣島上的蔣介石日薄西山無力竄擾大陸沿海；也是在這十年，毛澤東從人民領袖變成騎在人民頭上的皇帝，倫敦大學教授施拉姆（Stuart R.Schram）在其極負盛名的研究《Party Leader or True Ruler？Foundations and Significance of Mao Zedong's Personal Power 》一針見血指出，毛澤東在一九五五年中共有關合作化的會議上，開始顯露「非常自信唯有他才能洞察歷史發展進程，縱然他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是正確的，但此事助長了他那種自信」。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澤東在成都一次會議上說的話，可以作為個人崇拜興起的註腳，「一個人若代表真理，則對他個人崇拜是正確的」；跟有人附和說，「相信毛主席要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到盲從的程度」。

施拉姆認為，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後來推到極致的其中一個主要因素是中共內部的盲從，一九五九年軍委會會議，國家主席劉少奇說﹕「我這個人，歷來是積極地提倡個人崇拜的，也可以說個人崇拜這個名詞不大妥當，我是說提高毛主席的威信。我在很長時間就在搞這個事情。……現在我還要搞，還要搞林彪同志的、小平同志的的個人崇拜，他們不贊成我搞，我也要搞」。十年後，劉少奇在文革狂濤中遭逼害致死，成為他極力維護的「領導威信」的犧牲品。廬山會議之後，毛澤東對批評他的視之為叛逆，「對膽敢如此放肆的人，一定嚴加懲處」。

唯上思想至今未滅毛最大遺害

毛澤東對中國的最大災害，是至今未滅的唯上思想，而在這其中受創最大最深的便是知識分子，其傷害一直到今天文革三十年後依然在淌血。毛澤東發動文革，主要目的是打倒劉少奇，但要發動涵蓋全國的巨大政治運動，必須有一個清晰目標，若一開始便以劉少奇為打擊對象，就無法策動群眾進行長時間的「革命」。於是毛澤東選中了知識分子，裴毅然在《文革狂濤中的知識分子》指出，在文化程度偏低的中國，「打擊知識分子」的訴求容易動員民眾，毛澤東說過，「我們沒有大學教授、中學教員、小學教員，全部用國民黨的，是他們在那裏統治。文化大革命就是從他們那裏開始」。

知識分子在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壓和肢體衝突中頹然倒下，老舍等一大批人含冤自盡，留下緊跟中央的郭沫若和馮友蘭。平心而論，郭沫若對《楚辭》的研究無人出其右，馮友蘭的《中國哲學簡史》更是公認的研究中國哲學史的必讀，可是他們都為毛澤東諱，他們得到了安穩人生和飯碗，卻完全失去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風骨——郭沫若的「機艙內外兩個太陽」之語被恥笑到他去世三十年的今天，馮友蘭向毛澤東輸誠而毛回以「老實態度」，令馮一舉名列「四大不要臉」之首，與郭沫若「平分春色」。

對於毛澤東由人而魔，中共內部一直沒有正面鞭撻，勉其而言只有鄧小平大權在握下，於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大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表面上是對毛澤東等一系列問題作出結論，可是，中共勇於發動文革，極左派勇於整人打人殺人，葉劍英在一九七八年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報告可以作為參考﹕文革死了二千萬人、整了一億人，佔全人口的九分之一，面對如此重大人禍，中共中央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卻只在第二十節導言有這一段——「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這些論點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的估計，是完全錯誤的。」第二十二節則是不痛不癢總結毛澤東的錯誤，「對於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但是，毛澤東同志的錯誤終究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

中共中央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帶出一個極其錯誤的訊息，那便是縱然發動如文革般的巨大災難，但在「一分為二」的指導思想下，毛澤東竟還有「功六過四」的六四開評價，這為以後中共兜兜轉轉無法擺脫極左思潮埋下禍根——寧左勿右——右傾是機會主義、是本質上的問題，比起左傾的僅是認識上的錯誤嚴重得多。這條尾巴禍延至今，三十年來，中共內部若干大爭論，從精神文明污染到姓資姓社，到最近新疆西藏等民族問題的處理之道，以至國慶前北京保安水潑不進，核心都是左毒未清。

中共在這黃金三十年間浪費了寶貴的時間，以為左毒經已隨二萬億美元外匯存底灰飛湮滅，事實是三十年間中共荷包暴脹是全憑人民胼手胝足靠低附加值貨品換回美鈔，而不是大步走向思想現代化的明天。但中共把這扭曲說是制度上的成功，在宣傳機器口中筆下，人們看到的是施拉姆形容五十年代毛澤東的「非常自信唯有他才能洞察歷史發展進程」；今天，大國崛起還不夠，要來一個「騰飛於世界之巔」。然而正當一腔自信滿溢到杯口時，卻接二連三出現「低級錯誤」，那是有沒有二萬億美元外匯存底都避不了的民族衝突，轉眼之間，信心崩塌倒下，於是人們看到的是緊繃國慶——神經脆弱得把北京打造成鐵桶般針插不進，全城七萬的士裝上監聽器，負責公安的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說，首都穩定是「壓倒一切的任務」，通往北京的水源、電纜、油管、電話都巡查守護，保安措施要做到「每輛車、每件物、每個經過的人」。

鐵桶國慶神經衰弱

無疑這是北京六十年來最嚴格的保安措施，比起五十年代對台灣戰機潛入大陸的戒備、六十年代對美國遁進羅布泊轟炸核基地的擔憂、七十年代對蘇聯核報復的恐懼都嚴峻。可是，就這幾天國慶假日，中國的國家安全就會受到如此巨大威脅？今天的北京已經取代耶路撒冷或巴格達成為世界危城？稍為頭腦清明的都知道答案是什麼。那末，中共到底要把國慶六十周年變成一個怎麼樣的國慶？又或者，比起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晚上的火樹銀花不夜天，六十年了，還留下了些什麼？

文 安裕

未完成的民族國家

文：安徒

十．一將近，鑼鼓喧天，原來又一個「國慶節」。不過，對於和筆者這個年紀一樣，上半生在香港過慣了一個悠長的「國慶之月」的中年人來說，無論煙花放得多麼燦爛，燈綵結得多麼堂皇，都總不及當年每到十月都經驗到的那種眼花瞭亂的「國家震撼」。

戰後的香港，並沒有官式的「國慶節」，你要在英女王壽辰當日，以帝國子民自居，為帝國搖旗吶喊，宣示政治忠誠，原來也是一個非要有「高等華人」資格不可才能參加的活動。但是，一到十月前後，街頭巷尾鋪天蓋地的旗海，都能令你想起「國家」。只不過，這些「國家」的內容是如此複雜凌亂，「國家」的象徵是如此矛盾和斑駁，「國慶之月」的熱鬧，就活像一個墟市。

十月的香港，一定是紅旗遍地。街頭那列五星旗陣背後的大幅毛主席像剛好卸下，街尾那片青天白日的旗海，蔣公在上揮手，萬民在下搖旗的畫像，就會在四五層樓高的竹棚掛上。可是，官津學校內，沒有任何老師會給你在班上解說這些有趣的符號，要明白這些「能指」背後的「所指」，除非你當時也會付錢購買那些非左即右的報章。

超市狀態國家認同

可以說，戰後成長的一代香港人的「國族意識」，都是在這種接近「自由市場」的非官式狀態下完成。兩個「中國」之間不時對抗互罵，甚至偶有衝突，但更多時「中國」就像兩班各為其主的推銷員一樣，爭相向你招手。你可以在這一刻鐘入去三民書店購一些紙筆文具，順手翻一翻那本《總理遺囑》，下一刻你可以拐個彎到「中僑國貨」買罐「樂口福」，店內正高聲播放那沙啞的《南泥灣》。

曾經有一個時期，香港人這種陷入超市狀態的「國家認同」，被視作一種「欠缺」或一種「迷失」。但今日平情而論，那不正是香港獨特經驗中，難得的「無政府主義式」「自由」？而且，不正正就是這種「國族認同」的無政府狀態，容讓一代香港人滋長出對「國家」和「國家本質」的不同認識？

事實上，如果沒有看過在「三民」購得的那本《金陵春夢》，再到「普慶戲院」看罷長達三小時的《東方紅》，筆者絕不會為「推翻三座大山」的「建國理想」而感動。而深深刻在筆者心中的「勞動人民當家作主」，其理想境界的層次，當然要比「三民主義」的節制資本、平均地權聽起來要高遠得多。

消失的「三座大山」

可是，最近這幾年來關於「國慶」的種種述說，「推翻三座大山」、「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說法，竟然悄悄地消失於無形，換來的竟是將「國慶」定義為「國家的生日」。可問題就是，如果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時，曾經感召千萬人的「立國理想」不談，卻以一個抽象飄渺的「中國生日」概念取而代之，那人們就有理由問﹕號稱存在了三千年的文明大國「中國」，怎麼一下子就減壽了二千九百多年呢？「中國」，只存在了六十年嗎？

事實上，全世界的國慶，都按各自國情而有明確意義。例如認為自己是世系傳承未斷，可以上溯中古時代的國家，因為難以考究一個「國家的生日」，所謂國慶往往是一些聖人或王者的生日。但由各種現代民族主義所推動而建立的現代民族國家，則往往以「國家獨立」、「國家解放」的關鍵日子，例如「立憲日」、「國旗日」或「共和政體成立日」作為「國慶」。

中國曾被一些不平等條約奴役，曾被佔領部分國土，但從未亡國，所以不存在「國家獨立」的意義；中國被日本侵略，「國家解放日」是日本戰敗投降日，不是十月一日；中國的共和政體從推翻清廷開始，「中華民國」早已定辛亥革命紀念日為「雙十國慶」，也不是十月一日。

一九四九年的十月一日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其立國實質是一場「內戰」的結果，卻被賦予一個「革命的敘事」以作詮釋，那就不能不訴諸「推翻三座大山」、「勞動人民當家作主」情節，以繪畫國家的圖像。因為只有這種解釋，才能符合某種「國家解放」的意義。

可是，今年的「十．一國慶日」，大家諱言「三座大山」，「勞動人民」也退隱為閒角，甚至「解放」這個詞也開始消失，然後子虛烏有地被杜撰為「中國的生日」，事實上既是光天化日地把「民族認同」掉包為「國家認同」，也是將「國家認同」以「民族認同」的含混說詞所含糊掉。這不單是對民族傳承的肆意切割，也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國家」的「立國精神」的篡改。

「愛國者」能不神傷嗎？

事實上，無論「國慶」、「國旗」還是「國歌」，都只不過是現代民族國家（nation-state）體制的一部分。它們的功能是在象徵的層次構築一個又一個「想像的社群」，透過符號的交換和中介，把時間和空間上互相隔絕的人，想像成一個命運和經驗相同的社群。然後，透過「歷史敘事」，把這些被同質化了的經驗用來為「國家」的體制及權力，給予「合法性」的證明。

不斷刪改遺忘

可是，這麼多年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都無法維持一個一貫的國家敘事，反而是在不斷的刪改、遺忘中，多番置換故事中的角色分配和情節佈局。所以，當「國慶」這些本應讓我們回望「過去」，以展望「將來」的日子，我們愈發覺「過去」是充滿漏洞和裂縫，「現在」和「未來」，其實都是建築在這些充滿漏洞和裂縫的基礎之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自我故事唯一在做的，就是把漏洞和裂縫的補救和彌合，都推到一個烏托邦的「未來」去。

當三座大山當中的「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都在以不同的面貌要不是復辟就是借屍還魂的情下，高舉「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旗幟無疑是自殺舉動，於是，我們發覺我們是在一個避免觸及立國精神的狀態下慶祝「國慶」，射飛船、辦世博、搞奧運反是「國慶日」的主角。

這樣的國家若果仍能凝聚「人民整體」的話，那並不是一種可以煥發國民精神意志的理想，而是會激發無窮欲望，但又無從保障其得以實現的浮躁想像。

相比於這種浮誇矯飾以及濫情無度的「國家想像」單面地鋪天蓋地而來，我更懷念年少時期那種「國慶（眾數）之月」的超市式熱鬧。不單因為這種熱鬧背後的實質的分裂創傷令人對「家國情懷」的感受、領會更為深刻，也更因為這些不同品牌的「國族認同」推銷員的行銷性質更為坦白和「老實」——「買就買、唔買就唔買！」

相對於一個事實上還未完成的民族國家，這是港式愛國主義的「無政府假期」，卻也是它深刻的秘密所在。

文 安徒

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

白先勇、唐飛、高希均、徐立之、陳履安、傅建中、林懷民、朱經武、錢鋼、周陽山、初安民、朱建華、程祖鉞、阮大仁、上官百成……這是我從《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第四百三十二頁龍應台的二百一十六個被訪者感謝名單信手抄下來的。與近二十年在香港迹近氾濫的中產味道濃烈的孩子名字相比，這些相對土氣了些的姓名後面隱藏（hidden）的是中國人民對家國純樸企盼——《中國時報》華盛頓特派員傅建中是「建設中國」， 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肯定是「心懷吾民」，《印刻文學生活誌》總編輯初安民不言而喻是「安民樂道」，前行政院長唐飛是在空中迎頭痛擊日本侵略者「振翅高飛」。準確一點說，這些名字的由來，是他們的父執輩以至自身對家國的忠心耿耿（loyalty）彰顯，也是中國人民在傳統天地君臣父子權力關係結構下的卑微。

四百四十頁的書不僅是轉徙天地間的流離失所，不盡是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激戰連場，字裏行間是一幕幕的忠肝義膽——人民對家國的不離不棄，父母對子女的捨身相救，朋友對摯友的相濡以沫。這是中國人民的美德，歷史學者許倬雲被問到「抗戰意義何在？」時剛直有力地回答「中國人九死一生，幾乎亡國，而不肯投降，只為了打出一個國格」。旨哉斯言，可是在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的三年內戰裏，忠義是單向而不是雙向，是一毛錢可以買三打的便宜貨﹕國家領袖負了國人、戰場司令負了戰士，還有是美國蘇聯負了他們各自的盟友國民政府和中共。那是一次又一次情何以堪的背信棄義（betrayal）。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令人感念的原因，是它表率中國人民在領袖「雄圖大計」前的無償犧牲。書中七十三節〈兩個小男孩〉是令我長噓不已的一頁，我上中學後開始看王曉波的書，想不到王先生一九四三年出生江西後，四九年與憲兵父親來到台中，「有一天，爸爸沒有回家，媽也不見了，家中一片恐怖的凌亂。外婆哭着跟曉波解釋﹕深夜裏，憲兵來抄家了，把媽媽帶走了……這個二十九歲的年輕女性，在一九五三年八月十八日執行槍決，曉波再見媽媽，只是一罈骨灰，營長父親因為知匪不報，判處七年徒刑。十歲的男孩王曉波，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台灣，突然成為孤兒」。

王曉波是七、八十年代台灣民主運動健將，那是國民黨隻手遮天的日子，在美國圍堵共產主義的高牆扮演磚瓦小腳色。為了向主子獻媚，國民黨當局全力整肅所有懷疑親共或親台獨的民眾，包括王曉波。「讀書的整個過程裏，除了捱餓之外，這男孩要小心翼翼地不讓同學發現他的『匪諜』身世，但是，老師們都知道。一犯錯，老師很容易一面打一面就脫口而出，『王曉波站起來，你這個匪諜的兒子』。」王曉波後來在台灣大學哲學系任教時成為整肅對象，警總約談，偵訊員直接了當說，「你不要像你母親一樣，子彈穿進胸膛的滋味是不好受的」。




蔣介石的「美國友人」

國民黨從大陸到台灣後，蔣介石感到唯一可以託附的是「美國友人」。因為，他認為當年在大陸和共軍鏖戰三年，美援從來不缺，美國友人是他的忠實戰友，也是他「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光復河山寄望。美國五十年代掀起「誰失去了中國」狂飈，參議員麥卡錫在國會非美委員會上作威作福，說要把美國國內的共產黨同路人揪出來。蔣介石自詡為美國忠實盟友，哪有不亦步亦趨之理，高壓政策大棒子統統都學到手。那年頭美國右派當道，况且正值東西方冷戰高峰，難得有人自告奮勇加入「自由世界」陣營而又高舉反共旗幟，在保守主義氣氛濃烈得化不開的五十年代，對迹近窮途的蔣介石來說倒是一條活路。

王曉波的母親是眾多「匪諜」寃案的其中一人。這是蔣介石的機會成本，他為了要取悅美國也要保住小小一片江山幾乎是無所不用其極。這是蔣介石一貫的手段，軍警特國家機器四出作惡，當然，沒有主子的默許，嘍囉是不會如斯兇殘成性。蔣介石的美國老闆倒是知道這些的，小羅斯福總夫人Eleanor Rooosevelt在回憶錄《This I Remember》說，一九四三年，蔣介石夫人宋美齡訪問美京華盛頓，獲邀暫住白宮。小羅斯福夫人常向丈夫說宋美齡如何溫和親切，小羅斯福畢竟是一國總統，見識自然不同，但他沒有駁斥妻子。直至一天晚上吃飯時，話題轉到美國工會領袖劉易斯，小羅斯福刻意問宋美齡，「你們在中國會是如何處理像劉易斯這樣的人？」宋美齡一言不發，舉起手在脖子上劃了一下；那天夜裏回到寢室，小羅斯福問妻子，「你那溫和親切的人怎樣了？」這一夜的白宮飯局再往後推十年，宋美齡粉嫩的手是劃在台北的劉曉波母親脖子上。

龍應台的悲天憫人以及對人性光輝的歌頌貫穿全書，然而黎民百姓的付出和他們的回報比例小得不像話，因為「領袖」各有各盤算——蔣介石是準備打走共產黨後重建中國，中共的計謀是殲滅國軍創立新中國；這些是都是在枱面上的，枱下另有其人——美國和蘇聯通過他們的代理人（surrogate）國民政府和中共逐鹿全球，這倆代理人則長期處於一種隨時可被取代的狀態。當然，國民黨和共產黨都不知道。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第三十五節〈一萬多斤高粱〉﹕「對於『敵人』，國軍『仁慈』嗎？一九四七年七月，國軍整編六十四師在山東沂蒙地區與陳毅的華東野戰軍激烈爭奪領土的時候，曾經接到『上峰』的電令﹕『以東里店為中心，將縱橫二十五公里，造成絕地，限五日內完成任務，飭將該地區內所有農作物與建築物，一律焚毁，所有居民，無論男女老幼，一律格殺。前線指揮官看到最高統帥的命令，『面面相覷不知所從』。」也是在這個月的九號，美國總統杜魯門批示了一份文件，這是美國官方對中國局勢的最高指示，史丹福大學出版的《中國白皮書》（The China White Paper）第二卷有這樣的詳細記述﹕

「這是有可能採取等着瞧（wait and see）的政策，以待國民政府最終採取真正的改革……由於無可避免出現滯後效果，這一政策會令致國民政府持續瓦解。在這一瓦解的某些階段，國民政府的權力和控制會弱化並受到限制，在國民政府控制下的地區可能出現一些獨立分子的活動……美國或會對這些可能會控制這個國家一定面積、其政策亦與我國相符（whose policies would be compatible with our own）的組織提供人力或物資援助」。

說白了，這就是當國軍受命燒光殺光山東東里店一帶的人畜決心要和中共大幹一場，認為美國義無反顧支持國軍把共產黨逐出大陸時，老謀深算剛打勝了二戰的美國人卻在想別的事﹕蔣介石治國無能，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對國庫上下其手，杜魯門和幕僚推出「等着瞧」政策，其實是想找一個機會把蔣介石掃地出門。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成書於一九七六年著作《美國和中國》（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的觀察也和官方的看法接近﹕「一九四七年之後，我們除了從介入中國內戰上退卻，別無他途」（We had no alternative after 1947 but to abstain from intervention in the Chinese civil war）。一九四七年，也就是國共三大戰役一仗也未打、國民黨準備把中共炸得從地球上消失的時候，原來美國已暗下決心準備放棄蔣介石；蔣卻仍一廂情願與共軍苦纏下去，因為他相信，美國友人決不會離他而去。


最大的背信

歷史證明蔣介石錯了。民主黨自由派出身的杜魯門對蔣介石和他的皇親國戚極之厭惡，杜魯門接受記者Merle Miller訪問時破口大罵「他們都是賊，個個都他媽的是賊。他們從我們給蔣的幾十億美元裏偷了七億五千萬。他們是偷了。他們投資在聖保羅和紐約這裏的房地產上」（They're thieves, every damn one of them.They stole $750 million out of the billions that we sent to Chiang. They stole it, and it's invested in real estate down in Sao Paolo and some right here in New York）。

美國對蔣介石的最大背信是內戰後期，杜魯門討厭的不是屢戰屢敗的蔣介石，而是政治上只懂玩手段的蔣委員長。美國轉過頭來千方百計要在「貧農裏頗得民心」（benefitted the poor peasants）的中共拉關係，東海黃海上的美國軍艦靜觀國軍連番失利，客觀造成國民政府一蹶不振而共軍氣勢如虹。這時的中華民國大勢已去，一九四九年八月，美國國務院發表《中國白皮書》，公開表示美國大使館雖隨國民政府赴台灣，但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仍留南京，其他駐大陸的總領事亦奉令留駐。美國眼見國民政府已是強弩之末，幾十億美援泡湯，認定台灣早晚會解放，擺明車馬要賴在大陸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想不到中共殺紅了眼，不察長年敵人美國的大獻殷勤，一九四九年八月二日，美國駐南京大使館在共軍圍伺降下星條旗。據說，在離開中國前夕，司徒雷登打算前往北京磋商美國承認中共政權，其後忽被召回。八月八日，新華社發布毛澤東的《別了，司徒雷登》，將他作為美國的象徵而極盡諷刺，說他是「美國侵略政策徹底失敗的象徵」。

到了台灣後的蔣介石雖有打回大陸之意，但已是時不與我，美國亦無意冒犯中共，對蔣則處處設限。丟家失國的蔣介石力求自主，其後發生孫立人事件，蔣介石和美國關係急遽惡化，奈何冷戰正盛，華府對蔣無可奈何。到了尼克遜一九七二年突訪北京，蔣介石始明白「沒有永遠的敵人，但有永遠的利益」這句金石良言。蔣介石被盟友二十年間兩度遺棄，美國人照舊睡得安穩，可憐國民政府諸君卻是「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



毛澤東的「蘇聯兄弟」

中共內戰雖然橫掃千軍，但也難逃蔣介石的被出賣的命運，險被老大哥蘇聯擺了一道。一九四九年，共軍經捲了半個中國，大軍在長江以北會師，準備揮軍過江。以當時共軍實力，江南一帶國軍防守兵力一敲即碎，殺雞焉用牛刀。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毛澤東突發表《將革命進行到底》長文，說一九四九年是重要的一年，要取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偉大的勝利。毛澤東此舉正令人納罕的當兒，蘇聯領袖斯大林發來電報，說國民政府要求英美蘇三國斡旋局勢，意欲求和。中共眼看全國解放在望，婉拒斯大林和議，隨即強行渡江，解放南京，這才有毛澤東的七律「宜將剩勇追窮寇」之句。多年之後，老毛餘怒未清，說斯大林對中國「作了一些錯事」，指摘蘇聯要中國出現隔江而治的南北朝局面。

中蘇不和從此潛伏，到五十年代末中蘇共大論戰後全面爆發，昔日甜蜜關係變酸，蘇聯撤走所有援助，要在三年困難期間的中共還清所有貸款。昔日的國際主義同志加兄弟情誼，中共建政之初盡遣精英參與韓戰死傷五十萬，從此一刀切斷，言簡意賅的毛澤東丟下一句「蘇修亡我之心不死」。一九六九年，中蘇在珍寶島血戰，蘇聯調動百萬大軍壓境，中共發出一號命令，全國高幹疏散農村。直至一九七一年一場乒乓外交，中共與美國拉上關係，才出現國際政治學者所說的大三角外交。

中國近代史上，外國而非中國一直扮演主要角色，如孫中山先生與英國的關係，倘無業師康德黎教授，孫先生也許早陷囹圄，沒有後來的辛亥革命了；孫先生其後提出聯俄容共，蘇俄勢力在沙皇年代後再次君臨中國；蔣介石與美國澳洲關係密切，美援金元之外，蔣的顧問端納是澳洲人，西安事變便是由端納陪宋美齡去西安；日本也是這段兵燹頻繁之年的主角，滿洲國偽政權是日本，汪精衛也是日本，何應欽和日本的關係令蔣介石寢食難安。

沒有人能從文化上解釋，乾隆康熙年代富甲全球的中國何以淪落至見洋人即渾身發軟，民間傳統智慧說這是中國裏有一些人患了軟骨症。是耶非耶，要起蔣介石和毛澤東於地下才能知曉，不過，從遺傳病學來說，這種發軟症大概是有傳統的﹕六十年前，蔣介石毛澤東都吃過美蘇的虧，交足學費吃足排頭，然而到今天還是照吃不誤——美國仍在兩岸之間頤指氣使；俄國一樣在中共頭上繞來繞去——日本雖小，一個釣魚台就要夠十億人口大國無可奈何。《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描述的內戰死傷至少八百萬國軍，陣亡的是妻子的丈夫、弟弟的哥哥、孩子的父親，其實，還有國人的忠貞，包括對內和對外的。又是金秋十月，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此之謂歟？

今夜星光燦爛 ——讀《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及其他

掩卷之後，望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半藍半紅宋體字清勁秀麗的封面，我想，從白先勇《花橋榮記》的國文教師盧先生到陳映真《將軍族》的三角眼，他們終於都找到了各自佚失卻又一模一樣的上半集人生。

　是的，這就是一九四六年內戰爆發，以迄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這三年之間的一段全面被遺忘的歷史。這一段歷史在中共政權和國民黨在台灣小朝廷的威權政治之下，不是遭到全面扭曲便是刻意忘記。二○○九年是中共稱為解放戰爭國民黨喚作內戰的結束六十周年，這一年也是台灣找到一己身分（identity）的關鍵年份——龍應台這部新作想必會令中共訝然驚覺，六十年的意識形態天塹相隔，台灣已然成為中國（middle kingdom）以外的他者（other）。

　回首前塵，內戰不啻是中國人民的悲哀。一九四六年，剛從八年抗戰的廢墟顛顛巍巍準備重新站起來的中國再次籠罩在戰爭陰影裏，蔣介石毛澤東談不攏，和平協定撕，內戰全面爆發。這場在戰場上惡戰三年、卻在兩岸人民心目中延綿六十年的戰爭，在中共歷史上扮演了極其主要的角色——毛澤東運籌帷幄決勝於千里之外，第四野戰軍林彪在東北華北連打兩場舉世矚目的遼瀋戰役和平津戰役，全殲百萬國軍，抗日名將陳明仁傅作義盡成戰犯；劉伯承鄧小平的第二野戰軍在江南發動淮海戰役，殲滅黃維兵團等五十五萬人，司令杜聿明被俘。要一提的是杜聿明有一女杜致禮，女婿是諾貝爾物理學獎得獎者楊振寧。

　蔣介石雖是日本士官學校出身，但那時國民黨氣數已盡，三上五下二給小米加步槍的共軍打得全軍盡墨，加上國軍內部傾軋，蔣介石本擬靠桂系的白崇禧在武漢一線阻擊林彪部隊，但在國軍內有小諸葛之稱的白崇禧，眼看林彪如狼似虎殺到，虛晃一招西逃回廣西。林彪本來準備與白崇禧主力部隊惡戰八十回合，結果軍心散渙的國軍沒有興，林彪部隊直插華南，解放廣東後渡海攻海南島，完成大業。

　在世界戰爭史上，像國軍那樣的三年間敗掉九百六十萬平方里的家與國固然罕見，像共軍那樣摧枯拉朽一口吞下整個國家更是匪夷所思。如此的成王敗寇出來的歷史必然是有截然不同的視角，中共的內戰史除了四支野戰軍如何英勇善戰每戰必捷，便是老百姓的「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當然，話語權在手的中共內戰史是片面的，內地讀者如果能夠讀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話，也許會感慨被蒙騙了幾十年，原來共軍並非百戰百勝——東北戰場，國軍將領陳明仁曾經予共軍重創，《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第三部二十五節〈走一趟吉林路〉﹕「林彪的東北野戰軍用四個師圍攻，……激烈戰鬥了一個禮拜，共軍敗退而走。……陳明仁巡視戰地，看敵人屍體也不禁流下眼淚」；師長潘裕昆走在屍陣，「只沙啞地說了一句話﹕『一將功成萬骨枯』，眼睛就紅了」。

　敗仗遭掩蓋 勝利亦扭曲

　不僅敗仗的歷史遭到掩蓋，連勝戰也因這樣那樣的原因受到各式各樣扭曲。一九七一年，林彪外逃內蒙墜機身亡，中共內戰史出現更大面積的空白。中共建政後分封十大元帥，排行第一和第二分別是朱德和彭德懷，這是井岡山以降的歷史因素使然，朱彭早在那年代已奠定在軍隊的地位，林彪則以赫赫戰功排第三。這是一個恰當的安排，共軍三大解放戰役，林彪獨力打其二，在共軍內有戰神之稱，打天津一役，林彪甚至不必出馬，僅派遣參謀長劉亞樓便解決碉堡如林的死城天津。可是，林彪墜機，中共戰史從此缺了遼瀋戰役和平津戰役細節，十大元帥究竟姓甚名誰也模模糊糊，甚至到了前些年，官方的十大元帥說法竟是「朱德、彭德懷、劉伯承、賀龍、陳毅、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等」——堂堂開國元帥林彪，在政治正確壓倒一切的氛圍裏，居然矮化得變成一個「等」字。

　夾尾巴到台灣的蔣介石也不見得比中共開明，一切都有規有矩跳不出法統，國軍被共軍打得無處可逃，大軍擠上軍艦貨輪漁船逃到台灣，一直自認正朔的國民黨竟還不怕臉紅把這叫作「播遷」。播遷源出北周《哀江南賦》，「彼淩江而建國，始播遷于吾祖」，說到底原來是一樁好事哩。到台北後的蔣介石草山靜思，毋忘在莒，然而作為職業軍人的最痛便是丟城失地，何這次是失去整整一個國家！台灣局勢五十年代在美國核子傘保護下逐漸穩定，文學創作漸見豐富，可是一九四六年後戰場上的馬革裹屍節節敗退、四九年撤走一刻的「最是倉皇辭廟日」，都在各式壓力下只在親友間口耳相傳或永藏心底，獨獨難以見諸文字。

　台灣的文字工作者在這空間下也不盡是從此刀槍入庫馬放南山，他們在各自的人生歷練裏找到題材，白崇禧之子白先勇在《台北人》十四個短篇裏，勾勒的是來台故人對故里的懷憶，這都是時不予我的人生悲劇。《花橋榮記》的國文教師盧先生，三十出頭，「盧老太爺從前在湖南做過道台，是我們桂林有名的大善人」。這一段只有下集台灣故事的斷代史缺了上集的大陸篇，盧先生以前在大陸到底做過些什麼，只是一句斷然回答「大陸撤退，我們自己軍隊一把火，都燒光嘍」。撤退也者，崩敗也；盧老太爺「從前」在湖南做事，「從前」是哪年哪月，也是一帶而過。《冬夜》裏，余嶔磊教授在冷雨冬夜為海外學人的當年北平同學吳柱國接風，說到吳出國第二年「北平便陷落了」。字裏行間人們讀到另一種味﹕那是含蓄隱晦的大陸敗退倉皇來台，至於是如何敗退如何倉皇如何從「舊時王謝堂前燕」變成「飛入尋常百姓家」，在幾乎只能姓蔣的才能當總統的台灣，那時是一種禁忌，尤其是對一九四九年以前的種種，雖然史實早就流傳多時。

　只得下半集的台灣故事

　白先勇在《台北人》的扉頁裏是這樣寫的﹕「紀念先父母以及他們那個憂患重重的時代」，誠然這是桂系主事人之子的紀念，但不獨白先勇如此，台灣社會的低下層，也有他們的只得下半集的台灣故事。陳映真《將軍族》的三角眼便是其一，在有強烈小林多喜二風格的短篇，三角眼「在淪陷給日本的東北，他的姐姐曾說給他聽過一些故事」。這是我讀過的台灣一九四九年後文學作品裏，大陸原鄉直線距離台灣最遠的一人﹕東北，比起盧先生的桂林、余嶔磊的北平、《永遠的尹雪艷》的上海都遠，而且都偏偏缺了在大陸的回憶，這是六十年代台灣文學的一個共通點。

　內戰不提，大陸舊史佚失，這是人為使然。這既有中共的戰勝史觀，也有國民黨敗退大陸的失敗史觀，兩種其實都有欠周全，但這裏面夾雜的卻不純是威權主義的牽涉，而是民族主義者面對故國河山的難捨。

　蔣介石的中國近代史觀便是他的個人史觀，毛澤東曾自稱是民族主義者多於共產主義者，蔣介石除了跟隨宋美齡信膺基督教，他這個出身浙江的軍人也是民族主義者。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共史觀，蔣介石被描述為「賣國賊」，經過歲月爬梳，中共近年開始為蔣介石洗去污名，甚至實事求是指出國軍才是抗日戰爭的正面戰場主力，一洗是八路軍打倒日本侵略者的中共史觀。這其中夾纏了對台灣陳水扁治下的藍營統戰，客觀上也是在「民族大義」大纛下的拉攏。中共最近幾年改弦易幟，是看到台灣開始向太平洋東飄，逐漸遠離傳統認知裏的「中國」（middle kingdom），這才加大力度，企圖從歷史認知上扭轉這一趨勢。

　蔣介石在當權年代怯於承認內戰慘敗，除了是職業軍人的天性，更多的是他拒絕從「中國」的認知中脫離出來。蔣介石心目中，歷史或文學作品提及國民黨內戰大敗或丟失大陸，是對他終有一天重回故土的否定﹕他不可能以一個敗軍之將的身分回到大陸，內戰潰敗的歷史、幾百萬人倉卒遷台，統統會令他重回大陸時失去國之主人的統治合法性（legitimacy）。蔣介石這種拒絕承認永遠留在台灣的心理，在生之年如是，甚至去世後亦如是，不但在遺囑再提「光復大陸國土，復興民族文化，堅守民主陣容，為餘畢生之志事」，更不忘浙江奉化老家，靈柩暫厝慈湖，準備重回中原。

　蔣介石不提內戰，中共卻大張旗鼓大談特談內戰，其實是與蔣介石隔江唱和，藉內戰維持中國大陸——台灣的血緣和法統關係。一九五八年，解放軍突然對金門發動炮轟，史稱金門炮戰，這場世界戰爭史罕見的奇特炮戰，炮彈只打空地不打人，而且後來發展至大陸台灣隔日互轟，政治態度溢於言表。若干年後，中共史料透露，這是毛蔣向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表態﹕金門是國民黨政權的前沿，國軍絕不退出，更大涵意在於，因為只要撤出金門，台灣即斷絕與中國大陸的血脈，為美日推動或逼使台灣獨立創造條件。

　蔣介石毛澤東墓木已拱逾三十年，這一默契到了下一代領導人已是無人接棒，加上大陸和台灣發展各走一邊，台灣大步流星走向民主化及本土化，中共則祭出先吃飽飯為先的人權論，價值取向大相逕庭，六十年的意識形態天塹，台灣逐漸孕育出非中原甚至非中國（non-china）的集體認知。北京天安門廣場不乏興高采烈的年輕台灣遊客，他們是從台灣到「中國」遊覽，於這批成長於八十年代、目睹電視直播六四鎮壓的年輕一代而言，中共治下的中國，是一個不在他們的「國家」認知裏的他者（other）——他們興許會為六四事件哀悼，但不會認為倒在廣場上的學生是骨肉兄弟，因為那畢竟是另一個國家。

　政治割裂 We don't give a damn

　這種還原歷史但暗示政治割裂的情近年尤為明顯，大陸電影《集結號》台灣上演，主角張涵予一舉奪得金馬影帝，這是非常明顯的信號——《集結號》內容是內戰年代共軍打敗國軍，過往不可能會在台灣上映，但這次不但上映而且還奪得影帝，折射出來的政治潛台詞是台灣民眾對國共之爭的we don't give a damn態度，認定這些是父執輩以至祖父輩的歷史，與我何干。作為一個愛書人，我會視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是對台灣內戰文學裏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的整整一大塊刻意遺忘的補遺，也是對六十年來中共史觀下的所謂「解放戰爭歷史」的蓄意扭曲的正面調整；作為對中國近代史興致濃厚的其中一人，我感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補足了內戰顛沛流離的人文感覺，更提供了相對較全面的內戰視覺，大大豐富了這一段早已在我們記憶裏殘缺不全的歷史。

　六十年的迂迴和輪迴之後，最終是歷史的歸歷史，文學的歸文學；當然，政治的也歸政治，於一介草民而言，這從來不是我關心或者擔心的，那是政客的事，I don't give a damn。

傳媒圈內人之議

林子豪和攝記劉永全被扣留，再被烏市新聞辦誣陷，對無電視的形象來說，時間來得正好。

　過去三個月，無新聞部形象跌至歷史性谷底。先有「事旦男」於直播舉牌抗議，無新聞從此活在「事旦」和「自我審查」的指控中。再有陳志雲於公共廣播諮詢會上被市民追擊。最後有離職資深員工羅恩慧撰文，指多次被無高層阻撓採訪政治新聞。內憂外患，大台幾十年信譽，所剩無幾。

　突然一個鯉魚翻身，無記者及攝記在烏魯木齊被打，再被誣陷成「煽動鬧事者」，激起民怨。雖然now的記者（黃嘉瑜及攝記林振威）亦先後在成都及烏魯木齊被阻撓採訪，但由於now收視遠不及無，對普羅市民的影響力，自然是無佔優。

　再加上今次無在新聞中「極詳盡」報道事件，邀請被打記者及攝記多次上鏡澄清。大眾的印象是，林子豪和攝記是新聞自由的鬥士。突然，無的形象翻生，「記者被打」成為最佳的形象工程，比無賣十個廣告更厲害。市民會覺得﹕「嘩！無新聞還是很夠『薑』的。」

　在內地採訪的技巧

　那記者圈子的反應如何？我們的第一反應是極度不滿和憤怒。記者被暴力對待，已經不對，還要被烏魯木齊新聞辦誣陷，指他們「跟蹤拍攝……指手劃腳，有煽動鬧事之嫌。」這些指控實在是莫須有，沒根據的。我們感到的是一種唇亡齒寒的同理心，因為我們都在大陸採訪過。我們可能是下次的受害者。

　但隨事件發展，記者圈子一邊表達對暴力的不滿，另一邊又開始熱烈地討論在內地採訪的技巧。我們感到，在內地工作的時候，記者是沒法理直氣壯的，因為內地社會不明白「編採獨立」、「新聞自由」這些西方的價值觀。如果我們一味堅持記者有神聖的採訪權，我們知道，最終沒法採訪到任何東西，還可能身陷險境。所以，跑中國線的記者都知道要有技巧，要識走位，識躲避「皇氣」。

　我曾經在內地採訪官員向平民店舖沒收貨品私下賣出的濫權事件。當我到達受害人店舖，拍到要的東西，訪問夠，知道「見好就收」，就即刻拆下錄影帶藏在內衣褲裏。當群眾開始聚集的時候，我們要趕快離開，還要留意有沒有被跟蹤。我們更不會蠢到先向政府申請採訪文件。

　在內地，為了爭取採訪機會，我們會經常假扮另一種身分，向人說謊，更會在被訪者不知情的情下偷拍。你可以說我們沒有「新聞道德」，但資深的新聞記者知道界線在那裏。我們衡量過，若事件的社會意義重大，我們會用盡方法讓觀眾知道事件真相，不會讓自己出師未捷身先死。

　記者圈子認為，「做到」，把報道傳送到觀眾眼前，才是採訪的最終極目標。

　理性專業記者形象

　不過，當記者千方百計躲避公安武警的追捕，成功完成採訪任務，電視台的管理層竟然未必感到滿意。就這次來說，當無的記者被武警扣留毆打，成為了新聞英雄，間接令無新聞人氣急升。沒有記者被打被拉的新聞機構，就失去了這種宣傳機會。我知道，有管理層酸溜溜，心有不甘，暗地裏希望自己的記者被拉被打。不過，最緊要被打時按下拍攝掣，把現場攝入鏡頭，成為宣傳片的上佳材料。記者被打的片段，新聞價值竟比記者採訪回來的資料寶貴。面對上司的這種歪曲心理，或許記者也閃過一絲想法，希望自己成為受害者，以討好嗜血的上司。

　不少跑內地新聞的記者都說，當衝突發生時，都會先站得遠一點，以保障自己人身安全。但亦有行家認為，即使有危險，也應該走在最前，以拍攝到現場的情。

　主流新聞學主張記者要客觀，冷靜，將事件的經過記錄下來，不下判斷，讓畫面聲音「說出事實」。若我們相信這個原則，就應該將記者的主觀性壓至最低，把事件記錄下來。例如這次烏市示威，應該力圖把示威者和官方立場說清。即使後來烏魯木齊新聞官誣衊記者，也不應該在鏡頭下大喊「政府說謊，政府可恥」。有行家就應為，我們那麼辛苦經營一個理性專業的記者形象，就算該官員幾抵鬧，也不應在採訪期間叫口號，會給人情緒失控的感覺。

　心裏不敢得罪中央

　但另一些同業又認為，記者也是事件的參與者，我們可以透過記者的眼耳去經歷事件。在採訪烏魯木齊的示威時，記者可以混入示威群眾裏，以第一人感受的拍攝方法，近距離看到示威者的表情，亦可以看到武警鎮壓示威者的情形。而記者被扣留被打，就如示威者的經歷一樣，可以反映烏魯木齊當局處理衝突事件的手法，間接說明該市政府的文明程度。而記者高喊「政府無恥」的做法，是面對大是大非的勇敢表現。

　我要再次強調，對於無記者林子豪、攝影記者劉永全、now攝影記者林振威被打被屈的遭遇，是百分之百感到憤怒不平，亦認為記者是不應在工作時遭到武力對待的。但其實，記者在內地採訪被扣留被洗帶被迫簽下悔過書，這些事無日無之，只是他們沒有鏡頭沒有播放平台，啞子吃黃蓮而已。就算是很有經驗多有技巧的記者，也可能遇上今次事件。

　記者圈子內其實感到幾悲觀，認為就算今天站出來，下次到內地採訪仍會遇到粗暴對待。有些記者乾脆說﹕「香港傳媒如果夠薑，就應該聯手杯葛六十周年國慶。當全香港主流傳媒完全不報道國慶，看會怎樣？」但我們壓根兒相信，就算各新聞單位的領導人口裏多硬，多大力地批判地方官員，心裏其實也不敢得罪中央。

　文 黑貓 曾在兩間本地電視台新聞部工作

叫人分清優劣的唯一

李國能宣布提早退休那天，朋友裏不少都感慨萬千﹕既有因工作關係在青澀的社會初體驗日子與法院建立的人生連結；也有感懷十二年前七月一日傾盆大雨之夜站在會展台上宣誓加入特區政府的還剩下幾人；還有是認為香港巿民走在街頭從不虞有人栽贓嫁禍塞進黑獄是因為這裏至少還能保住法治這一面旗幟。

　我都同意這些感慨是有道理的，更加同意這是我們社會能夠與中國大陸分清優劣的唯一。我猜，也許有人會像我那樣主觀意志辦事的希望終審法院能夠像美國最高法院一判定乾坤，儘管現實是香港法院在恐龍般巨大的中國體制底下並不是那麼獨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只要祭出解釋權，北京眼中的香港法院只是一個小小的、並不重要的司法體系。

　或者是禮失求諸野，在李國能離去後香港司法系統能否保持李官在任時那種英式人文主義寬懷胸襟開始在社會引起討論時，人們留意到美國最高法院也有人事變動——美國聯邦參議院通過對索托瑪約爾（Sonia Sotomayor）的任命，她是二百二十年來第一位拉丁裔大法官，也是歷史上第三位女性大法官。更重要的，索托瑪約爾進入最高法院，被視為奧巴馬總統撥亂反正的第一步，以此洗滌四十年來獨霸一方的保守主義暗霧，還以璀燦多姿的美國自由主義色彩。

　倫奎斯特時代

　美國最高法院有九名大法官，必須經總統任命而後參議院認可。由於大法官是終身職，倘非身故退休或遭彈劾，否則不會退下，動輒當上二三十年不足為奇，一九七一年，尼克遜當總統時提名倫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進入最高法院，八六年再經列根總統委任為首席大法官，到二○○七年小布殊任內因病去世，前後做足三十六年大法官後結束所謂倫奎斯特時代。正是因為大法官任期跨度大兼手執憲法解釋權，總統的政治遺產（legacy）可以比總統本身的八年任期還要長若干倍。以倫奎斯特為例，他獲提名於尼克遜時代，經歷福特、卡特、列根、老布殊、克林頓、小布殊前後七任總統。這三十餘年期間，正是美國兵敗越南、新保守主義興起及至大盛的年代，除了尼克遜和列根的塑造，和九名大法官中佔了五人是保守派不無關係。

　奧巴馬委任索托瑪約爾受到矚目的原因，在於現任九名大法官裏，布殊兩父子便總共提名了四人，布殊家族的政治印記是什麼，是南部保守主義，或準確一點來說是南部福音派。這一結構的最高法院之下的美國意識形態如何，當可思過半——連少數族裔爭取權益打官司的司法援助，也在保守派大法官當道之下輸得一敗塗地。布殊父子牌的美國最高法官大法官班底，比起小布殊的妄撞胡為，更令到美國人民擔憂。

　意識形態 未必左右二分

　美國社會對意識形態的檢定，絕非一些人簡單得認為誰支持或反對自由經濟便認定誰是右派或左派，也不是共和黨必是右而民主黨一定是左的二分法，而是誰能給美國人民更多／更少選擇。美國近代有兩宗案件便是這一典型，其一是焚燒國旗案，其二是墮胎權利案，這兩者到今天依然是美國左右派的鬥爭核心。一九八九年，最高法院以五比四裁決，得克薩斯州政府判處一名焚燒國旗示威者有罪是違反《憲法》第一修訂案的言論自由精神，並下令各州都撤銷類似法例。人們應該還記得，最高法院定讞翌日，《紐約時報》以通欄十七吋的兩行大字標題報道，完全當這是一樁喜事。不過，保守派並無因此罷休，先後至少七次在參議院投票提出表決，欲推翻最高法院一九八九年的裁決，可幸每次都因為票數不足而否決。

　至於墮胎權利的鬥爭更是歷四十年而不衰，一九七三年，美國最高法院在Roe Vs. Wade案裁決，婦女的墮胎權是受到《憲法》保護。根據裁決，婦女懷孕頭三個月，可以對墮胎完全自主；懷孕第四至第六個月，州政府可實施限制，但不能禁止墮胎；最後三個月，州政府為保護胎兒生命，可以設限或禁止墮胎，但若婦女生產會構成生命危險，仍然是可以墮胎的。

　保守派當然不願就此鳴金收兵，三番四次推出修訂案，終在二○○七年由保守派壟斷的最高法院，以五比四裁決小布殊二○○三年簽署的《禁止懷孕後期墮胎法》並無違反《憲法》保障的婦女墮胎權。具體來說，這條法案其實就是否定Roe Vs. Wade案裁決，《禁止懷孕後期墮胎法》認為，除非為挽救孕婦生命、或避免胎兒出生後可能出現的殘障而必須墮胎，否則後期墮胎即屬違法，執行墮胎手術的醫生可判兩年徒刑。然而問題是，孕婦懷孕到什麼時候才算是「後期墮胎」，法案語焉不詳，可是這柄達摩斯克利斯之劍卻從此高懸婦女頭上。

　自由派弱勢三十八年

　美國自由派在尼克遜委任倫奎斯特到今天這三十八年間，一直處於相對弱勢，最高法院在一段極長時間裏至少有五名保守派大官，而首席大法官更是由倫奎斯特這一頭號護法把持，在這段時間，只要再多一名保守派大法官，便足以夠票推動翻所有釋憲案，這是美國人民瀕臨與魔鬼同行的前夕；至於自由派自我感覺最好的日子，也只是九個大法官裏有四個保守派、四個自由派，加上一個中間偏右這種「寬鬆」氣氛。因此，當索托瑪約爾以二百二十年來首位拉丁裔身分加入最高法院，自由派馬上冒現「護佑國運，澤被蒼生，有厚望焉」的樂觀氣氛，因為至低限度，保守派絕對不可能有六票！

　美國歷史巨擘小史萊辛格在《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指出，美國左右之爭的特點，在於兩派互相交叉各自佔據一段歷史空間。如果小史萊辛格之說成立，索托瑪約爾的進入最高法院，便應是保守派退陣、自由派佔主導的轉捩點。於目睹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提早引退的香港巿民來說，美國最高法院這一具歷史性的轉換，即保守派退自由派上，在秋風發微涼之際更加點滴在心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