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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8月16日 星期日

譚作人案的「難言之隱」





八月十二日,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譚作人煽動顛覆國家罪一案。法庭內外的情都非同尋常,譚作人的辯護律師浦志強直指這是一場政治審判,當局企圖治譚作人以涉及國內媒體不能報道的「六四」以罪,從而掩蓋四川當局在地震死難人數及彭州化工項目的不當選址這兩項「難言之隱」。譚作人對這兩個事項調查及追問,觸及了四川地方官員的利益。

文 文婉秋


根據檢查機關的起訴書顯示,指控譚作人罪名的四組證據包括﹕撰寫有關六四的回憶錄、與王丹電郵聯絡、譚作人提倡參與獻血紀念六四以及汶川大地震之後譚作人接受境外敵對媒體採訪,發表大量言論詆譭政府。

譚作人的辯護律師浦志強在庭審結束後表示,「我個人認為這是一場政治審判,定他的因素是政治因素。從庭審表現來說,控方所有與案件沒有關係的證據都有可能被接受,而辯護方所有與案件有直接關係的證據都完全不被接受。這種情是十分少見的。」

在庭審過程中,辯護律師的發言經常被打斷,譚作人發言稿被收走,全部發言時間只有三四分鐘。事情之詭異不僅局限於法庭內審判過程的異常,法庭外發生的事情也是非常地不同尋常。

這次名義上的「開庭審理」按法律規定應該允許公民參與旁聽,但同案件有關的人員和關注譚作人案的人士都沒有被准許進入法庭。在浦志強的強烈要求下,法庭才允許譚作人的太太及大女兒進入法庭旁聽,而譚作人的小女兒及專程從國外趕回來的譚作人的哥哥均未獲准進入法庭旁聽,辯護律師的幾名助手也未能進入法庭。有關心此案的民眾在開庭前幾天向法院申請旁聽證,法院告之開庭之時憑身分證排隊即可進入法庭旁聽,但在開審當日上午趕至法院的民眾卻被告知需要旁聽證方可進入法庭旁聽。在民眾鼓譟之下,法院謊稱民眾可到旁邊一個法庭觀看庭審直播,但民眾發現根本沒有直播。有數百名關心此案的民眾聚集在法院門口,數人被警方扣押直至庭審結束方予釋放。有在現場的民眾估計,布置在法院內外的警員及佩戴小紅徽章的便衣總數有數百人。

此外,有幾位譚作人的朋友被限制人身自由,不能趕至法院,甚至有人趕至法院仍被強制帶走。十一日晚專程從北京趕至成都,原來準備為譚作人案作證的知名藝術家艾未未及其地震死難學生名單調查志願者等一行十人,凌晨三時在酒店房被警方破門而入,在艾未未要求對方出示證件時雙方發生衝突,艾未未右臉被打受傷。艾未未在當天下午兩時獲得自由,但其他五位志願者仍被扣留,其後陸續獲釋,最後一位志願者劉艷萍,在十三日艾未未及其律師劉曉原再度返回成都與警方交涉後,方於十四日凌晨獲得釋放,扣押時間超過三十小時。成都獨立作者冉雲飛,在十二日早上七點被警方從家中帶至書院街派出所,延至午後方得以脫身。與譚作人一起調查死難學生名單的謝貽卉,在十一日晚即被警方控制。曾於去年六四期間在成都傳媒刊登廣告的陳雲飛,在十一日即接到警方通知,要求他十二日上午到派出所報到。他於十二日早上五時半從家中出發,避開警方監控,於七時半成功抵達成都中院,但在八點被警方發現後,即被強行送回郊外家中。成都讀書會的楊雨也被警方置留派出所至中午時分。

辯方的另兩位證人,四川大學建築和環保學院前教授艾南山及四川地質學家范曉都被法庭以「與案件無關聯」為由拒絕他們出庭作證。

更難以想像的是,有身穿警察服裝但不願出示工作證件的人士到香港NOW記者的酒店房間,以接到民眾舉報房間內有「違禁品」為由,多翻搜查房間、採訪器材及記者的隨身物品,禁止記者離開。直至庭審結束,這批人在沒有留下任何交代的情下突然離開。香港有線電視台的記者亦被人跟蹤,及時接到線報才得以從酒店地庫脫身。

四川當局掩民之口

四川當局如臨大敵而部署重兵,不顧外界反應及批評而秘密「公開審理」,浦志強認為,「這是成都本地的官員了掩蓋四川大地震死難人數這樣一個千夫所指的情和成都彭州石化項目的不當選址而將譚作人拘押治罪。因為譚作人一直從事對上述兩起事件的揭露工作,所以他事實上是得罪了四川當地的官員。」當局精心選擇與敏感的「六四」有關的證據來治罪,亦可避免大陸媒體介入,審訊當天,大陸媒體無一家到場旁聽或採訪。

浦志強提及的「四川大地震死難人數」與「成都彭州石化項目」均為四川當局的「難言之隱」,而這兩件事,譚作人都在為之奔走呼號。

曾任《文化人》主編、綠色江河副秘書的譚作人,長期關注環境及公共話題。在汶川大地震發生後,譚作人為救災而奔波,同時根據自己的觀察,發表了多篇文章,分析地震為何造成慘重傷亡,質疑重大損失的真正原因是天災而不是人禍的說法。○八年年底開始,譚作人及謝貽卉開始了地震死難學生證查的準備,並為此發出了倡議書。

今年四月下旬通過互聯網公開發布的《5.12四川大地震死難學生調查報告(徵求意見稿)》顯示,譚作人與謝貽卉於三月二十五日完成了這份調查報告的徵求意見稿。調查報告本來準備在地震周年時發布,但因譚作人於今年三月二十八日被警方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拘留而不得不中止調查及發布初步報告。

在報告中,共統計有五千七百六十名學生在地震中遇難。報告指出﹕「5.12地震導致大量建築倒塌,尤其是學校教學樓倒塌的主要原因,也是造成在校師生共同死亡的主要原因。」報告同時通過計數據認為,「倒塌學校與地震烈度分布無必然聯繫」、「倒塌學校建築與該建築年代、具體時間無必然聯繫」、「倒塌學校與讓建築朝向無必然聯繫」。調查報告的結論,顯然與官方的基調並不一致。○八年六月廿五日《成都日報》一篇題為「地震是房罪魁 倖存者應理性看未來」的文章引述專家的觀點認為,「設防標準低於地震烈度是建築物倒塌的主要原因,不能簡單認為倒塌的建築物一定存在質量問題。」○八年的六月開始,大陸所有媒體均被禁止繼續調查和報道地震災區倒塌建築的質量問題。外界一般認為,地震所暴露出來的建築質量問題可能牽扯出大批官員的腐敗行為。

彭州石化項目每年具備一千萬噸煉油、八十萬噸乙烯的產能,位於成都彭州市軍樂鎮與隆豐鎮之間的四川石化基地,離成都只有三十公里。○八年的四、五月間,彭州石化可能帶來的空氣污染、水污染成為成都市民熱烈討論的重點,五月四日,成都發生了反對彭州石化的幾百人的和平「散步」事件。

地震發生後,曾目睹彭州、什邡等地遭到地震嚴重破壞情的譚作人加大了對彭州石化的擔心與關注。○八年八月十日,國家地震安全性評定委員會評審通過了地震安全性評價複核報告書,認為在項目區域和近場區無活動斷裂帶,在適當提高地震動參數的情下,可以發展項目建設。這樣的結論,讓半年前就因彭州石化存在而焦慮的譚作人更加難以接受。

譚作人在○八年的十月底給成都市人民政府、人大、政協的提交了一份《關於成都彭州石化項目的公民意見建議書》,他在建議書中寫道﹕「成都彭州石化項目區附近是彭州——大邑——名山隱伏斷裂,具有六點零至六點五級強震的構造背景。因此,這項目說址,必須具有公正可信的項目區地震構造環境評價,工程場地地震條件評價,地震安全性評估。這些評估,不僅需要五一二龍門山大地震之前的可靠數據,更需要對五一二震後地質變化及環境容量進行重新勘測調查,並由中立機構論證評估。」

重大項目的建設投產往往帶來GDP數據的增長從而提升地方官員的政績,同時地方官員也往往能從項目建設中得到利益分配,項目並未因地震發生而中止。○八年冬,彭州石化靜悄悄地重新開工,在這樣的情下,譚作人以一個普通公民的身分,再次發起了白色「和平保城」行動。他號召成都市民「用全體示弱來代替集體示威,用消極行為來主將積極權利。用白色表達來反對黑箱操作,用有序漸進來學習民主程序」。但在「和平保城」行動書發出後,他即被成都公安局「國保」約談,相關人士亦被「關照」,「和平保城」行動未能發起。

今年年初,逼於民眾爭議與地震後的環境與地質壓力,四川當局決定將彭州石化項目的煉油與加工分開,彭州只保留煉油項目,下游的加工產業外移至成都市新津縣。但在譚作人看來,一分為二仍會帶來新的問題,他主張彭州石化整體遷址,由沱江上游遷移至岷江中游,有效迴避石化基地與成都作為中心城市的環境衝突、從水源上保護區域自然生態環境。他將彭州石化論證上馬的經過、可能產生的問題和後果,以及更優方案的選擇,寫成報告《關於問題工程的問題》,並將這份近萬言的報告呈交四川省、成都市人大政協,委托送交兩會備案。

當局意圖製造寒蟬效應

譚作人案因為荒謬的庭審過程、讓人瞠目結舌的毆打扣押證人,以及低劣手段惡意阻撓港媒記者採訪而讓外界嘩然,廣為人所詬病,但卻未見國家就四川當局的荒唐做法提出任何的糾正措施。有人猜測地震所暴露的腐敗問題可能涉及從一九九七年到二○○二年在四川主政的周永康,周永康現位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掌控全國政法體系。但更多的觀察者認為,應該與中共建政六十周年「國慶」而不惜一切代價「維持穩定」的做法有關。

八月間,除了譚作人案,另外兩個性質類似的案子也幾乎同時開庭。八月五日,四川「六四天網」的創辦人琦涉嫌「非法持有國家機密罪」案在成都市武侯區法院開庭,代理律師為他作了無罪辯護,法院表示將擇日宣判。琦在去年四川地震發生後多次組織志願者進入災區提供物資,接觸到災民和死亡學生的家長,將災區的照片及文字發布上網。他在地震後不足一月,即被當局逮捕。八月七日,原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郭泉被控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案在江蘇省宿遷市法院開庭,檢察機關指控郭泉成立非法組織,招募成員,並在互聯網上發表大量文章以幫助弱勢群體的名義要推翻社會主義制度。法院亦表示將擇日宣判。郭泉於○八年十一月十三日被南京市公安部門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正式拘捕。

外界有評論認為,當局在八月密集審判已經逮捕的幾位活躍人士,可能是想在十月之前完成二審,製造「寒蟬效應」,為六十周年「國慶」製造「和諧」氣氛。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顧問、中國政法大學客座教授王友金在八月四日接受《明報》訪問時指出,由於今年是建國六十周年,當局不希望見到異見人士「說三道四」,同時由於當地異見、民運人士近期的反腐倡廉呼聲加大,為預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北京當局為壓制這種批評聲音和趨向,而相繼審判異見人士。

2009年5月1日 星期五

天安門母親: 只要不死都會堅持





20 年前一陣突如其來的槍聲,奪走了她們年輕兒女鮮活的生命,打碎了她們原本幸福的家庭,並一直折磨她們的身心直至今天。六四遇難者家屬組織「天安門母親」的數名成員,近日向本報再度訴說當年觸目驚心的經歷,重新咀嚼痛苦,意在提醒世人不要遺忘、繼續抗爭。她們娓娓訴說中,處處展現中國女性柔中帶剛的一面,她們把仇恨的種子深埋心中,在悲痛過後仍然擔起相夫教子、縫衣煮飯的母親職責,卻同時不忘自己亦身為鬥士,只要一息尚存,便會堅持到底。文、圖:明報記者「女人(哭)這個本事,我沒有。」今年69 歲、滿頭銀髮的譚淑琴端坐在記者面前,一身牛仔服、挎着腰包,一副幹練的樣子。其他受訪者講起過去時,往往禁不住哽咽落淚,譚淑琴一直神情嚴肅,但見她並無任何悲傷神色,卻是一字一頓地說: 「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君子報仇,十年不晚。」譚淑琴的大女兒奚桂茹遇難時25 歲,她與弟弟一起經過復興門附近時肩部中彈,由於是「炸子兒」(擊中目標後會爆炸的子彈),奚桂茹胸前一片血肉模糊,因大動脈出血過多失救。譚淑琴說,當時人民醫院開具的死亡證上寫的是「流血過多」,在她再三堅持之下才改成「槍傷」。「我一直尊重和相信共產黨,但沒想到我孩子死在共產黨手上。」從此之後,仇恨的種子便永遠種在譚淑琴的心裏,逢年過節時,別人家的女兒回娘家探望母親,她的女兒卻永遠不再

回來了……

自幼喪母的譚淑琴十分堅強,事發後未流過一滴眼淚。1989 年9 月,她離開原來任職的展覽館,自己開了一家服裝店, 「我當時如果瘋了、傻了,就沒辦法等到機會去找途徑來解決這個問題,那就等於全完了,我要保住自己,就是想等待。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這個事自有後人評論,我們好做個證明。」抱着這種心態,她的服裝店一開便是6 年,之後又幫兒子打理餐館,但要為女兒討回公道的念頭一直不滅。

譚淑琴還提到一件事:當年曾有一輛軍車駛上她店前的空地, 「你下去!」她指着軍車大喝,軍車司機表示要借地掉頭, 「我這兒不許掉!你叫鄧小平來了,我這兒也不許掉!」軍車唯有離去。譚淑琴說,當時一見到軍車就「氣不打一處來」(形容氣得厲害),見到車上坐着的士兵就想到開槍的情景。

奚桂茹死時留下年僅1 歲3 個月的兒子,尚未斷奶,後來丈夫王琳續弦,卻一直向孩子隱瞞生母身世。譚淑琴說, 「一直對這孩子寄託着希望。雖然自己心裏難受,可是我從來沒對那外孫說過」。她原本計劃在外孫大學畢業、有一定閱歷後告知他真相,但在2006年時,外孫讀到高三,有同學嘲笑他媽媽不是親生的,他知道後成績一落千丈。

譚淑琴見瞞不下去,便把外孫叫到跟前,拿出當年的照片,告知其生母叫奚桂茹,但仍未敢對孩子描述她被槍殺的情景,只是教他要以學業為重,且要善待從兩歲起照顧他的繼母。

現時外孫已經讀到大三,明年便畢業。譚淑琴說,屆時會與孩子的父親和養母一起對他講出真相,並會教他如何正確看待。她認為,孩子不能像她一樣只有仇恨,怕他一旦知道真相後難以理解,一時情緒波動、處事不妥當,影響到未來的學業和工作, 「有些『擰』(頑固)的孩子不為共產黨效勞,實際上我們不針對共產黨」。

領導人沒魄力膽量承擔

「這不光是母子親情問題,而是政府怎樣對待老百姓的問題。」譚淑琴認為,六四事件應該由當時的上層領導負責任,現在的領導人沒有魄力和膽量去承擔,一直不能正視問題。她說,至少應該能讓人公開評價前任的功過, 「想當初,秦檜還讓後人來評論,他是奸臣就是奸臣,他是明君就是明君」。

去年底, 「天安門母親」發起人之一張先玲找到譚淑琴,由於譚的老伴患有腦血栓後遺症,不能再受刺激,譚淑琴便瞞着家人出來與其他遇難者家屬相聚。

她每天早晨5 點多起牀,照顧老伴吃藥、為家人煮早餐等;雖然家務繁忙,她每日仍留一小時讀書,主要閱讀青少年教育的書, 「我有好幾本書,我要看看怎麽教孩子先做人後做事」。








Re:給讀者Lam 的六四書單

Dear Editor,有見近年來新聞,關於80 後及90 年代出生的青年人,對六四事件都存有與事實不符的看法。請問你們可否在《星期日生活》裏介紹一些有關六四的書籍?其實本人對六四事件的認知亦是甚微。希望可以再作深一點的認知。

Thanks,Lam

天安門母親運動陳旭芬:

1.《八九民運》教材套(2006 年)(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香港基督徒學會聯合印製)2.《制止政府逃責——從阿根廷白頭巾運動到中國天安門母親運動》(2002 年)(天安門母親運動編輯)3. 丁子霖「六四」受難者名冊(丁子霖)

馬國明:

由於中國政府的政治鎮壓,人民無法知道全部的真相,也由於不能夠有全面的了解,可以說,沒有一部好的關於六四的書。如果要讀,可讀事件發生後寫及第一手報道的書,包括由多位香港律師為數近50 位目擊者做見證的《六四見證》(The Eyes have it),和由曾駐北京及香港的CNN 記者Mike Chinoy 寫的《China Live》。

朱耀明牧師:

我自己20 年前自五一九頒布戒嚴令後一直投入事件,5 月底至6 月3 日更身在北京,親眼見證並親身支援一場愛國運動,事後也參與接待和救援流亡的民運人士,所以我沒有多看關於六四的書。對年輕人來說,我認為可看一些附有解說的相片集,如《悲壯的民運——最和平開始、最血腥結束》(明報出版社,89年6 月出版),可能最簡單直接。

公園仔:

尋找史料,應該要找第一手,建議先去公共圖書館,找當日的《文匯報》那個開天窗的頭版來看看。

現在的年輕人沒有經歷過六四,就像我沒有親身經歷過文革,我們都是道聽塗說。我親耳聽過我認識的Lolita 小妹妹說,她以為文革就是六四。曾特首也以為口誅筆伐就叫做「文革式批鬥」。一名中產會計師也說,我們現在是「文革式批鬥」港大的陳一諤同學。其實真正的文革批鬥,不會是口誅筆伐那樣和諧,是充滿着肢體暴力、身心虐待和人性出賣。

六四第一手讀物香港不缺,至於文革的,我推介嚴家其與高皋合著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增訂版。現在掌握着這個國家最大權力和影響力的壯年人,都是在文革中活過來的人。如章詒和的文人學者可以寫自家文革史賺人熱淚,嚴氏夫婦的蒐集民間史料寫成,當中卻有百姓蒼生的故事。我讀此書的時候,六四剛過,年紀比陳一諤同學還要小一點,嚴氏兩人已流亡海外。讀完此書,得出的結論不是當權的還是反動的,什麼的要付上多少百分比的責任,而是深深體會到,在缺乏反對派制衡(也不要癡說反對黨了)的政權下,推動着悲劇的,不單只是昏君和貪官,而是有你有我的平民百姓。

王雅雋:

我初到香港後,自己在YouTube 上找《天安門》(1995, Carma Hinton &Richard Gordon: The Gate of HeavenlyPeace)來看。原來對於那場事件我只是模糊地覺得「那是一群熱血沸騰的年輕人為理想做了一些激烈的事」,既有點好奇又有點崇拜;看完紀錄片以後,我的心就變得更加冷漠現實,想: 「還是頭腦冷靜點,站開些,不要被人利用了才好。」這片子在大陸被禁實在荒唐,我看了不是得出個政府喜歡的態度來了嗎?

後來我偶然結識了一位當時在天安門參加了那場事件的外國人,她那時在北大,因那事件被北京當局遣返回國。由於她與幾個核心人物比較接近,又是作為活躍分子參與其中,對那場事件很有些經歷和反思。我從她處聽說了一些橋段,也印證了紀錄片裏的一些觀點。心情相當沮喪,不為別的,為的是為什麼每當我多知道一點關於那場事件的事情,心裏就會冒出一句麥兜校長的拖長音: 「冇得搞啦!」不過歸根結柢,作為一個從小沒有受過什麼民主教育,並且仍然持一本中國護照的80 後人,每當遇到這種討論我就覺得自己「先天不足,後天失調」——既不懂說,亦不敢說。我父母自我來香港起就時時提醒我「不要在外面亂說話」,而我朋輩的各式「憤青」只讓我覺得他們懶惰——人云亦云何嘗不是一種「亂說話」。

結果我就變得更加無話可說了。

沈旭暉:

Dingxin Zhao, The Power of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中譯趙鼎新,國家.社會關係與八九北京學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7)這是嚴謹的學術著作,作者趙鼎新是六四後冒起的華人學者,原來是昆蟲學博士,正是受六四事件影響才轉行,再念社會學博士,現任教於芝加哥大學,並為英文學術期刊《當代中國》主編,學術成就驕人。全書的核心問題,是「為什麼雖然大部分學運積極分子、知識精英和政府領導人,都努力在抗議者和政府之間尋求一個妥協之策,但運動最終卻以悲劇收場」。

他的解釋是使用「國家.社會關係理論」,集中探討中國威權政體下,國家與學運的互動模式、運動的動員結構、運動參與者的話語權、以及媒體和輿論的角色,超越了只強調高層權力鬥爭或歸咎學生領袖為「逃兵」等見樹不見林的視角,建議陳一諤同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