篠山紀信． 鄭文雅． 靚模

這幾天書展，一批批年輕少艾的泳衣攝影集變成收視率最高的社會話題，比起四年來攀山涉水終當上金管局總裁的陳德霖升官路線圖還要受注目，哄動之處更不是廣東九巿巿長聯袂訪港所能比擬。

這樣說，絕非吃不到葡萄是酸的心理，而是香港天天自詡是中國最現代化大都會，卻對二十年前早已進入我們主流社會的一些事情（這裏不必以「社會現象」這四個字形容，因為嚴格而言根本說不上）如斯大驚小怪，香港這城巿真箇愈來愈有意思了。

香港社會對女性攝影集，尤其是衣衫少了些甚或是不穿衣衫的照片，統統都喚作「寫真」。有人說這是東洋舶來貨，其實寫真一詞早見於劉勰的《文心雕龍》，說的是「如實描寫」，到了北齊《顏氏家訓》，寫真則作繪畫圖象解。翻查日本版Wikipedia，寫真（しゃしん）解作攝影或攝影術，和性感女郎攝影集壓根兒拉不上半點關係。

篠山重新定義「寫真」

狹義囿限於裸女╱半裸女性攝影解的「寫真」一詞，是到了日本攝影師篠山紀信的攝影集登陸香港，才在漢文字的祖國發揚光大。篠山紀信在日本是一個現象，一九七五年他開始以裸女及性感女郎作拍攝對象，對當時尚屬保守年代的日本社會引起的衝擊，遠比今天香港道德塔利班對?模的反彈更大。篠山紀信為港人認識的契機，是八十年代開業的銅鑼灣三越百貨公司，地庫二層小小的日本書店陳列的篠山紀信攝影集，令一眾脣上汗毛稀疏的港產慘綠少年趨之若鶩；另一契機則是篠山紀信替天后山口百惠拍的唱片封套驚艷天下，篠山=寫真的不滅定律於焉鐵定。

公平一點說，歷二十年而不衰的香港寫真熱潮，若是沒有篠山紀信的催化，是不可能走到今天的；更公道一點說，香港當時也不是全盤接收大膽前衛的篠山紀信——至低限度，時至今日，篠山紀信一九六九年為日本恥毛露出聯盟的澤渡明、林宏樹工作的本色，還未在香港鋪天蓋地出現。香港社會接受的是快樂而健康的篠山紀信， 人們記得應該的是《GORO》、《寫樂》的篠山紀信，又或是一九九一年的《樋口可南子》和港日同掀搶購潮的《宮澤理惠》。

性感攝影集在八十年代的富足十年進入香港，那時尚是英殖的香港還未有?模這回事，本地模特兒鄺美寶古嘉露也少穿泳衣行天橋，拍攝影集的更是絕無僅有。不過，絕無僅有不等於沒有，一有就足以驚世駭俗，一九八六年，退役香港小姐冠軍鄭文雅以「好趁青春留倩影」為由，為《花花公子》中文版拍下《鄭文雅寫真集》。雖然鄭文雅當時已從港姐寶座退下來七年，但仍屬美女之列，她這一大膽舉措震動全球華人社會。難得的是，華人世界對鄭文雅的做法普遍支持，沒有人惡言相向，或許是那時的憤青仍然嗷嗷待哺，還未有把封建意識別在褲腰上的腐朽不堪。




鄭文雅無人惡言相向

鄭文雅拍攝這攝影集前的計算若何，無人知曉，但總不會機關算盡得可以猜到社會的反應是正面遠高於負面，更不可能預測得了更加難聽的閒言閒語，但她還是不顧一切的拍下這集大開本的精緻影集。事隔這些年，我還記得那時擠在倫敦唐人街文大新五聯書報社的一幕：幾個人在報章總經銷的小小店面裏，躡手躡腳像賊子般打開客人訂閱空運送到的影集，人人屏息靜氣像看《蘭亭集序》孤本般極其嚴肅緊張。細看之後，心事擺平，沒有掛牽，沒有別的，只是欽佩。當年那堆攏在書前的黑簇簇人頭如今各散東西，在香港在新加坡在美國在北愛爾蘭在加拿大，這是回憶裏的僅有唏噓。

八十年代是香港近代史最有創意的日子，沒有階級分野也沒有意識型態覊束，和一河之隔的深圳同處於準備各奔前程的騷動。今天，我們說起這是黃金十年，一般譬喻這是穿金戴銀大吃大喝的十年，其實並不盡然，這段十年光輝是香港巿民為前途未明的自己打拚的十年，白手興家觸目可見，今天身家豐盈的超級富豪，那時不管是製牛仔褲造電風扇，在抬頭揮汗的一刻看到了前景。《鄭文雅攝影集》便是這種氛圍下的產物，人人胼手胝足，沒有高貴與賤下，只有敢於放下過去才有機會奪得未來。

興許是給衣食足而後知榮辱這一句老話說中了，富足了後的香港少了那種草莽之氣，我們變得精緻、變得小心謹慎步步為營、變得少了一點點置諸死地而後生的氣慨。我們開始計算和講究策略，逐漸不信任別人也愈把心扉關得更緊；我們不再是冒險家，而是守着祖宗家產坐食山崩的紈袴一族。

靚模聞之色變

?模在這次書展大行其道，香港社會冒現兩種截然不同的說法，一種是香港到了二十一世紀，價值觀總不能留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吧，一種是認為這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賣肉，更難聽的指摘我都聽過。?模到底在演藝巿場能有多長壽命，這刻沒有人知道，只道是篠山紀信和鄭文雅都曾經有過他們走出舊禮教的一天。對這些十來歲的女孩來說，不是偷不是搶不是誨淫誨盜，只是在鏡頭前作狀擺甫士，何以竟有被指「教壞小朋友」之語；如果說教壞人，書展裏教人炒股炒匯炒樓這些賭博性質極強的「投資教育」，某程度不也是一種鼓勵人們不務正業的偏門之風？

香港回歸後十二年泛道德主義之風極盛，毫無疑問緣於中產階級滿足下的保守，這是八十年代香港前途未明之時所不能想像的。如今到了回歸一把年頭，卻橫空出世這些前清遺老思想，從擁抱篠山紀信鄭文雅到聞?模而色變，從擁抱普選以至拖到不知伊於胡底，我們這特區也實在太迂腐了一些。

猜忌

覃純健在發自烏魯木齊的報道裏是這樣形容新疆慘案後人找人的悲情，「四川大地震之後，中國從來沒有這樣慘烈的拼圖」；我在MSN給他留下這樣的一句，「和四川地震相比，那次是天殺人，這次是人殺人哪」。

我不知道中共是怎樣看待新疆慘案，從七月五日到七月七日，全國人民的盼望在濃煙直冒的烏魯木齊上空足足掛了三天，政治局沒有一個常委出來說過一句話。七月八日上午，忽然冒出胡錦濤提前回國的消息，第二天新華社發了一條新聞稿，調子低得令人出奇，通篇找不到「分裂」兩個字。我不會相信這種權宜式的低調，畢竟今天的中共領導人與長征及至建政初年的毛澤東周恩來的少數民族政策相比，沒有那種開天闢地的雄才大略，當然說不上有「敢教日月換新天」氣魄。沒有，真的沒有。



我們自幼薰陶的漢文化早把異族定性，東夷南蠻西戎北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可是到了要動刀槍見真章的時候卻換了另一個樣子﹕三國時代諸葛亮在雲南七擒孟獲，這不僅是章回小說《三國演義》的內容，嚴肅的《資治通鑑》裏有也記述；其後是唐貞觀十五年，文成公主下嫁吐蕃王朝立國之君松贊干布，共晉漢藏之好，實是拉關係不想再兵戎相見。從孟獲的七擒七縱以至文成公主千里迢迢下嫁藏人，在在說明一點，我們的老祖宗縱然如何才智過人（諸葛孔明應是古往今來的中國IQ王），文治武功如何曠古礫今（唐朝留下的legacy是海外華人都自稱唐人），對少數民族都是懷柔而非硬來。

沒有少數民族 沒有新中國

興兵搞革命年代的中共視少數民族為同路人，《紐約時報》記者Harrison Salisbury一九八五年在中國大陸跑了七千四百公里，沿紅軍長征路線採訪，寫下了四百頁厚的《長征﹕前所未知的故事》（The Long March:The Untold Story），講到中共的少數民族政策。請記，長征是發生在上世紀一九三四年到三六年的事，是中共領袖的搖籃；紅軍經過回蒙藏等十多個少數民族地區，都有共同遭遇﹕先是遭到敵視，然後紅軍動之以情，以大家都對國民黨政權苦大仇深的共同感情拉近距離。《長》書裏是這樣寫的﹕

「國民黨的宣傳煽風點火，藏人對漢人有仇恨。紅四方軍的一個藏族成員，回憶小時有人對他說，漢人是常常吃藏人的。當紅軍快要來到時，國民黨散布一些話，說共產黨要來殺藏人和吃他們的小孩了。……紅軍來了，他們留在村子裏幾個月，他們殺牛而食，割了穀物，留下銀元或寫下欠單……（P.255）」




當年的中共四處流竄，亟需少數民族支援，黃道炫在《永恒的紀念——紅軍長征與少數民族》肯定了當年的少數民族政策，更肯定了少數民族在中共由死而生的關鍵一役的作用﹕

「由於歷史上民族關係緊張造成的隔閡，紅軍長征在少數民族地區面臨十分複雜的形勢，能不能順利通過情複雜的各少數民族地區，是對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嚴峻考驗。面對這樣一個中國歷史上任何一支大軍從未面臨和解決過的難題，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堅持正確的民族觀，以民族平等這一基本方針為基礎，根據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特點採取一系列具體的、有針對性的政策措施，成功地爭取了少數民族人民的支持，為紅軍長征勝利乃至中國革命的發展奠定了紮實的基礎。」

黃道炫說的「紮實的基礎」是什麼，是四川大涼山地區越西縣兩三小時內就有七八百少數民族參加紅軍；黔西北苗、彝、土家、布依、回、白、漢等各族子弟參加紅軍的達五六千人；在中甸籌糧，藏胞把自己的糧食、青稞賣給紅軍，籌集了十多萬斤軍糧。中共能夠有今天的崛起於世界之林，可以輕蔑地說老子不高興，關鍵在二萬五千里長征後留下寶貴的有生力量。

一九四九年建政後，毛周對少數民族採取寬大的政策，達賴喇嘛近幾年談到中共時，幾乎必會說到和毛澤東的關係。一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達賴當選為全國政協常委，班禪當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成為最年輕的國家領導人，毛澤東說，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領袖，在西藏不能只掛毛澤東朱德的相片，還要掛達賴班禪的相片；毛澤東接見西藏國慶觀禮團代表時，代表高呼「毛主席萬歲」，毛自己也高呼「達賴喇嘛萬歲」、「班禪喇嘛萬歲」。




可是美好的日子是不能長久的，當中共政權得天下並且坐天下時，情出現了變化。這固然與毛澤東的意識形態有關，客觀上也有地緣政治牽引﹕西北的新疆與蘇聯為鄰，土耳其的東突當時還未成氣候，西南的西藏與印度腹背相連。歷史上，中共對外打了三場邊境戰爭，蘇聯印度佔了其二，新疆和西藏的戰略價值由此可見。同一時間，中共開始收緊少數民族政策，一九五九年達賴出走西方，一九六二年新疆爆發伊犁事件，六萬七千人越境逃到蘇聯。中共的說法是蘇聯國家安全局特務策劃，但事件的背景是正值大躍進年代，伊犁不能避免地受到影響，農村的情更差；近年的說法，是內力的推動多於外力的拉動。

「階級敵人還在」

中共對新疆的態度變化，在一部電影裏微妙地折射出來，一九六三年，長春電影廠拍了《冰山上的來客》，主題曲《花兒為什麼這樣紅》到今天仍在大陸各地有人懂唱，電影描述土匪被解放軍打跑到了國外，留下一個間諜潛伏在新疆，之後是敵我鬥爭，末了當然是全殲敵人結局。六十年代中共的主要敵人是台灣島上的蔣介石，但《冰》毫不避忌點出新疆也有敵人間諜，階級敵人還在走的陰影籠罩新疆上空，中共對新疆的懷疑和不放心不言而喻。

文化大革命的極左思潮把建政後毛周的指導思想推到另一個極端，打倒四人幫後撥亂反正，隨開放改革，中央撥給少數民族的補助不算少。新形勢帶來新問題更需要新思考，撥款湧進疆的同時漢人也大批來到，純樸的少數民族哪能與精刮厲害的沿海城巿漢人相比；少數民族的空間逐少逐少失去，漢人一天一天的增加，唯發展經濟論像坦克一樣把少數民族軋於輪下。




對於尚在落後階段的疆藏來說，資金人力的流入在初階時段是可以起正面作用，可是一旦肚子填飽卻冒現別的期盼。到底是衣食足而後知榮辱，沒有人有過深入並全面的調研，但事實是當經濟上去之後，社會要求的就不可能是要吃飽飯這些「基本人權」。但中共顯然不是這樣看，新疆慘案發生後第二天的七月六日，新華社發表評論員文章，重點在於一連串數字——「三十年來，新疆的國民經濟以年均百分之十點三的速度增長。去年，新疆工業增加值達一千七百九十點七億元，比一九五二年增長二百七十四倍，比一九七八年增長十六點六倍；糧食產量突破一千萬萬噸，比一九四九年增長十一倍，比一九七八年增長一點八倍，人均糧食佔有量超過全國平均水準……」

有錢使得鬼推磨？

這便是引爆中國今天可以不高興的核心。連串數字令中國感到理直氣壯，猶如存摺裏的大額結餘會令人走出銀行剎那底氣十足那樣。有錢使得鬼推磨是巿場經濟下漢人的思維，卻不一定等於少數民族的思維，也並非香港的思維。在新疆問題上，在西藏問題上，在香港問題上，我們都看到了底氣後面的不解——投放在新疆西藏這麼多資源，為什麼還是這樣不滿？光CEPA都出了六期，IPO也搞了這麼多，你們香港為啥還不貼貼服服，還要搞什麼普選反對二十三條？




這種話近年很常聽到。誠然，錢的確是投放了，資源也真的用在邊遠地區，政策更是開綠燈水源滾滾來，可這並不是什麼都有一個價。其實不難明白，新疆西藏香港要的決不是獨立，要的是更大更多自治，可是這天南地北三塊地方，民族不同卻偏生有三而一的共同點：中央都不信任它們——新疆西藏的行政首長都是當地人白克力和向巴平措，一把手的書記卻是漢人王樂泉與張慶黎；香港是曾蔭權但政壇知道另有一個權力中心叫「西環」。這種不信任是造成中央不解的唯一原因。

這不是新發現，解放戰爭中起義的國民黨將領都走過這條路﹕在東北四平曾經擊退林彪兵團的陳明仁，投向人民後任的是副職；海軍名將鄧兆祥起義後，當過海軍青島基地司令部副謀長和副司令、北海艦隊副司令、海軍副司令。傅作義將軍是有正職的，但不是在軍隊而是水利部長。這不是親疏有別，是不信任。這往往是煩惱的根源，從少數民族到香港政策，都是這麼回事。

文 安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