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22日 星期日

悲情城巿




星期五早上讀着公民黨和社民連五個立法會議員即將參與總辭的新聞,習習寒風的冬日清晨在決戰前夕更形肅殺——香港從八十年代推動代議政制直至今天,加起來最少有好幾十萬人次的遊行示威,目的地從灣仔皇后大道東新華社轉到如今的中區政府總部,可是普選的承諾卻一個接一個跳票。有人說,五位議員是戰爭邊緣策略,以退為進逼出普選云云。我不懂得回答,只想到我們都已是預科以上學歷佔社會人口主流、文盲率幾乎等於零的城巿;香港巿民是智力正常的族群,為什麼不配早就有普選?

文安裕

那五張立法會議員面目讓人憶起清末革命黨被割下的頭顱掛在北京城牆的發黃歷史照片,時空切換,令人想到中國百年而來的歷史總要悲劇結局才能算是完整一頁。從星期三唐英年在立法會公布政改諮詢文件到星期六我都在想這個問題:為什麼回歸十二年,說到二○一七二○二○還要用迹近啞謎的字眼小心套說,「可以有普選」。漢文字在這裏被狎弄得迹近輪姦, 「可以有普選」固然可解說「你們會有普選」,然而這裏頭卻加了但書——「可以」是一種期待更是一種由上而下的允許,就等於小孩子想出去遊樂場玩,父母會說, 「你可以,不過……」。這種天威難測的父權統治本質,從家裏一直伸延到企業管治到特區政治到北京如何對待香港,三清歸一炁。

玩弄文字的遊戲我們老祖宗早已有之,但放在現代政治卻是小學生,所以很熱中,不時拿出來把玩。這是有歷史背景的:一九七二年尼克遜訪華,中共極想在台灣問題強按美國人承諾,基辛格很厲害,在「美國認知中華人民共和國擁有對台灣的主權」這句耍了花招, 他用的字眼是acknowledge ( 認知) 而不是recognize(承認);對於台灣獨立的立場,他聲稱美國不能說「不允許(not allow)台灣獨立」,於是文件變成「不鼓勵(discourage)台灣獨立」。這兩個字眼從此成為三十多年來北京無法在台灣問題逮住美國的主因,尋且是中共處理外交事務的最痛。不過,就是當年吃了文字圈套大虧,才有今天香港「可以」有普選這一句埋伏。

香港為什麼不配馬上有普選?

猶抱琵琶半遮臉的「可以」有普選引起的質問,是香港為什麼不配馬上有普選。香港巿民或外國提出類似的質疑,曾經令許家屯敲着眼鏡說「不按本子辦事」、末代港督彭定康遭圍剿成為Sinner for 1000 Years;為了不讓香港早些有普選,北京官員不惜撕破面皮漲紅了臉大拍桌子。有解說是北京不放心香港,有說是由於北京不能保證自己人在選舉必勝於是不放心,雖然沒有誰有證據說這是哪一個原因令致北京推倒承諾,但人人都知道,北京就是不願意。

這是七百萬巿民眾所周知的殘酷現實,也是我間中替特區官員感到難堪的由來:要那些擁有英國大律師資格、美國名牌大學從學士念到博士、在英國人統治年代成長獲得爵士勳銜的官員,忽然公開說同意香港不適合馬上有普選硬吞中共橫蠻一套的,確實很困難,但他們都做出來了。我極不情願跟隨鄭經翰指罵這些人是狗官,但客觀上他們是連一點點要替港人爭取的能力也沒有,連一點點的勇氣也付之厥如。這是十年來香港最大的無力感,到了最近幾個星期,這種無力感終於找到了根源:大氣候之下的小氣候,香港就是這樣子,只能待着被宰。

六四事件之後,中共內部浮現一個字眼:大氣候。在那些年的政治背景而言,這是指共產主義國家一個接一個倒下的宏觀政治氣候;幾乎同一時間,另一個詞「蘇東波」和「大氣候」同樣佔據了中共的意識形態平台。當時中共的解說是,西方以美國為首的意識形態是大氣候,不能和它硬碰,這才有鄧小平的「穩住陣腳,沉着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絕不當頭,有所作為」所謂二十四字大方向。二十年後,美國在金融海嘯衝擊節節敗退,中國卻因為改革開放一躍成為美國的最大債主。國際象棋有一條法則,小兵匐伏而行爬到對方底線即能變身車馬象后,今天的中共,就是昨天的小兵、今天的皇后。

奧巴馬訪華是揭開這一變身的證言。作為美國民主黨東北部自由派頭面人物,一向對極權帶着批判色彩的奧巴馬和希拉里在中國訪問時,人權問題一帶而過,連拿出一份被囚人士名單向中方表示關切的都沒有。這是大氣候遽變的寒暑表:今天的美國無法對中共起着制衡作用。誠然,中國的民主進程和人權發展是中國人民的事,外部力量很難從根本上扭轉這一情勢,但以往的經驗,西方國家通常可以在一些關節眼像點穴那樣壓制整副肢體的活動。這些在阮囊羞澀的奧巴馬身上看不到,所以美國傳媒批評奧巴馬在中國空手而回而中方激讚這是一場成功的訪問,因為中美兩國對這次訪問是否「成功」理解各有不同。

美國都在人民幣之下低頭不語

連美國都在人民幣之下低頭不語,香港能在這股大氣候下做什麼?我們企圖以忍耐退讓換取更大的空間,早些時候,譚蕙芸在《星期日生活》裏討論到香港傳媒在艾曉明事件裏的空間若何。在這篇長文裏,我閱讀出作者在有限政治空間下的無奈,作者提出的後退一步,是為了未來更多的採訪發掘。我不會同意這是投降主義的彰顯,應該說這是深挖洞廣積糧的韜光養晦,留得青山在,哪怕沒柴燒。問題是,當人們向後退一步準備留下更多空間的時候,北京會任由這一空檔存活下來嗎?當奧巴馬無法在面對中共時談到中國人權問題、當馬英九以各樣理由推卻出席紀念六四二十周年晚會的時候,平心而論,我是悲觀的。

大路朝天,各走一邊,溫和派有溫和派的長期作戰企圖,社會上另一邊則踏上激烈抗爭的不歸路,公民黨和社民連的五區總辭名單擬定,大狀黨和街頭政治出身的梁國雄美女與野獸式結合反映了他們的急切心態(desperate)。這或許是臨時組合的短暫利益組成,但我們必須了解,這一伙伴關係折射出的政治姿態,極可能被社會解讀成殉道式的政治自我犧牲。五人總辭,黨內同志不一定能在補選時選上,這有着極大的機會成本夾纏其中,可是公民黨和社民連依然不顧一切走上這條路,明顯是準備以此喚起社會的關切和關注。當然,這不同抗戰年間大學生以自焚喚醒國人的愛國情操,也難與越戰年代僧人在順化街頭自焚成一尊朽木的悲情比擬,但畢竟這是香港政治前所未有的舉措,已然跳出「政客只識攞着數」這一普遍認知。可惜政府高官和保皇黨的反應只流於議會席位得失這一層次,未態探究一旦總辭起動對社會的影響,這或許另一個失敗(blunder)的觸媒。

香港多次在普選的歷史門檻前失諸交臂,社會上有抱怨說,這是民主派過於激進也過於曲高和寡;亦有把普選未能提早到來說成是民主派的要價過高和不諳策略。兩類怨言其實都缺了另一重視角:北京的插手干預,是造成今天香港政制發展停滯不前的唯一因素——平素大膽敢闖的香港傳媒要後退一步爭取在中國採訪的空間、民選議員準備以辭職抗議政改牛步的政治自戕——七百萬巿民在剌骨寒風裏念及的是難以名狀的悲情。

PS挖苦法國

亨利一手推動法國出線世界盃,全球罵聲之中,法國還有人是有良心的,說國家隊教練杜明尼治是路易十六以降的最劣教練。這句話繞了一個圈罵人,路易十六是一七九一年的事,杜明尼治是二百年來最差的教練。

法國人挖苦很有一手,一九九三年,法國失意世界盃外圍賽,無望出線九四年美國世界盃,舉國上下失望透頂。翌日,法國一份大報的頭條是「法國晉軍世界盃」,下面是小小一行字「一九九八年世界盃」。一九九八年世界盃決賽周主辦國是法國,東道主有直接參加決賽周的特權。這份報章的頭條,至今仍然傳誦不衰。

2009年11月16日 星期一

美國最後一個中國通死了




China Hand Lilley Dies.
星期六早上甫打開電腦就看到這短短的一句標題。這是《華盛頓郵報》的消息,百來字短訊說的是美國前任駐華大使李潔明(James Lilley)逝世,享年八十一歲。

也許只有上帝才知道,李潔明對《華盛頓郵報》以中國通(China hand)來總結他的一生會作何反應,不過,確實也只有中國通這三個字,才可以完全勾勒這位生於青島的美國之子和中國的關係。

八十年代後期的一段不短時間,李潔明是我隔一陣子總會在電話上聊幾句的人,他那時候在政府裏沒有正式工作,我卻因着一些原因,對中美關係尤其是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一年這三年尋根究柢而找上了他。找李潔明之前,學校裏的朋友再三提醒我李潔明是中央情報局的人,我倒沒有在交談裏發現有什麼突兀,只道是老頭火氣很大,尤其是在不適當的時候打電話到他家。

民國之後,美國對中國的系統外交政策逐漸出現變化,特點是執行這些政策的外交官普遍有着與別不同的中國關係(China Connection)——他們之中的上一代大多有傳教士背景,更多的是他們根本就是生於中國的美國人。到底美國這種迹近以夷制夷的駐華外交官派遣安排緣於何事,無人得知,但事實是美國在處理對外關係時對中國有着與別不同的思考。美國不會調派日本出生的外交官到東京當大使,也不會派遣生於韓國的大使到首爾就任;某程度而言,美國對歐洲寬鬆一些,愛爾蘭裔的甘迺迪家族龍頭老約瑟夫甘迺迪,就曾經當過駐英大使。

出身傳教士家族或在中國大陸出生的美國官員,在中美關係裏扮演了重要角色,可說是世界外交史裏的異數。中共奪得政權前的最後一任美國駐華大使是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便是傳教士,生於浙江杭州,當過燕京大學校長,一九四九年解放軍兵臨南京城下之際他還守着大使館。司徒雷登其後怏怏而別,毛澤東眼見美帝國主義從此絕迹中國大地,寫下《別了,司徒雷登》洋洋長文,一度都是內地中文科教材。

中國通(China hand)駐華 政策悠久
美國以傳教士駐華的政策根深柢固,中共上台後也未見大變,一九七九年一月中美建交,美國首任駐華大使是與中國無甚淵源的伍德科克,到了第二任,美方突然派出資深中國通恒安石(Arthur W. Hummel , Jr.)駐京,揭開十年間四任大使中國通佔其三的序幕。恒安石父親是公理會傳教士兼老資格中國通恒慕義,恒安石生於山西汾陽,八歲回美國讀書,長大後再到北平輔仁大學教英文。

接着恒安石的是耶魯大學畢業的洛德,他不是傳教士之子,但他的妻子是華裔作家包柏漪(Betty Bao )。接替洛德的是李潔明,之後是一九九一年到九五年在任的芮孝儉(Stapleton Roy),他也是傳教士之子,生於南京,聽過芮孝儉講中文的人說,芮的普通話閉着眼睛聽,是聽不出這是一個美國人說的。芮孝儉之後美國再也沒有派出中國通駐華,有人說上一任的雷德(Clark T. Randt, Jr.)能說普通話,也有說現任的洪博培(Jon Meade Huntsman, Jr.)漢語很行,但他們畢竟不是傳教士之子了。

這當然不是因為美國國務院再也沒有傳教士之子而派不出中國通,這是謔而近虐的笑話,事實上美國國務院裏能說一口無瑕普通話的不在少數,人們還記得在香港做過總領事、其後當過助理國務卿的包潤石(Richard Boucher)的普通話很地道,况且他是大使銜職業外交官,可是一直無緣駐京。像恒安石芮孝儉等傳教士之子,像包潤石這些職業外交官,他們在美國社會和哈佛大學的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哥倫比亞大學的包大可(Doak Bennett)和韋慕庭(Martin Wilbur)都有一個共同稱號﹕中國通。這曾經代表了他們在官場學界的地位,可是在嶄新的國際關係裏,中國通地位已大不如前,取而代之的是經貿專家和戰略學者。

出現此一根本變化的原因在於中美關係的「正常化」。我在這裏說的正常化,並非指一般理解下的正常化;眾所周知,北京對一九七九年中美建交的官式叫法稱為正常化(normalization),那是相對於中美關係在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九年之間的斲斷。然而,我所說的正常化,是指美國脫離以對付非我族類的心態處理對華關係的固有思想——華府認定,對北京應該更多的從廣義的兩國關係入手,即經貿往來、地緣政治、意識形態以至軍事關係。簡而言之,是明刀明槍的硬式關係取代了企圖從文化層次建立的軟式關係。美國在這方面說不上是先行者,英國在香港回歸談判結束後,一大批中國通外交官從此解甲歸田,這裏頭有港人熟悉的伊文思(Richard Evans)、柯利達(Percy Cracdock)和麥若彬(Robin MacLaren);日本更早一些,小川平四郎退下之後,日本駐華大使只有一個阿南惟茂是普通話頂呱呱的中國通。

泛亞派大勝 親中派式微
踏入九十年代,美英日三國外交部內部勢力此消彼長,客觀上推倒了中國通長期以來的山頭。美國國務院東亞事務科長期是兩派相鬥,一派是中國通為主體的親中派,一派是以日本通佔多的泛亞派,這一爭逐有其周期特徵,四十年代是親中派天下,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是泛亞派主政;尼克遜訪華使得親中派抬頭,一直獨佔風騷到克林頓(相關)入主白宮。克林頓是把中美關係與人權脫鈎的第一人,在另一個側面把意識形態丟到歷史的角落,務實主義抬頭,親中派固然失城敗地,泛亞派在朝鮮問題白熱化之際也無甚甜頭。喬治布殊(相關)登台,他的反共本質令泛亞派再度稱王,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敢於和北京抬槓,背後實是有着星條旗巨大的影子,這註定親中派崩敗,中國通終於走到歷史的終結。

李潔明逝世,北京也許會有人喜形於色,因為李潔明在六四期間的一些做法令北京當時的當權者很不高興。這是一種淺見的狹隘,是的,李潔明走了,北京一些人眼不見為乾淨,但美國內部再也沒有了解中國國情的高級官員。以後中美關係是一種完全官式的形態,沒有半點對中國的感性因子,business is business。

2009年11月2日 星期一

大崩敗




連譚耀宗也在立法會或明或暗說曾蔭權要「深思群眾心理」的時候,我搜索枯腸想找出在董建華七年任期裏,保皇黨議員有沒有在議事堂說過要董「深思群眾心理」的印象。想了半天都想不起來。或者換轉說,保皇黨有沒有隱喻或暗示對董建華說三道四,記憶裏還是沒有。應該說,那年頭的保皇黨是誓死捍衛董建華的。

那天聽了譚耀宗的短短發言,牆倒眾人推的感覺湧上心頭。香港的左派是一支有紀律的隊伍,形象化來形容,香港左派是一個命令一個動作執行中央的要求,中央要它站着死它不敢坐着死,哪怕他們心裏對董建華曾蔭權愛之深切恨之入骨。以中共的用語來說,香港左派絕不可能用樸素的階級感情來代替黨的政策。

到底譚耀宗說的是他個人看法還是北京的態度,這要要問譚先生才知道。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北京經歷二○○三年七一大遊行洗禮,全力把香港營造成經濟香港而不是政治香港的巨大努力,在曾蔭權飽受圍剿的這二十天鏖戰之後,全面崩敗,死無全屍。

中共對香港的考量,香港九龍及新界這塊千把平方公里的小地方從來是政治先行。抗戰年間中共在香港有自己辦的《華商報》,眾所周知的還有活躍在新界的東江縱隊。到了中共一統大陸前夕,毛澤東就是如何勝利冲昏頭腦都沒有說要派一個團解放軍跨過羅湖橋接收香港;同樣,澳門一九六六年暴動後,澳葡當局眼見形勢不妙要交回澳門,被正在文化大革命狂飈裏的中共擋回來。中共自詡是民族主義者,但在一九四九年「天翻地覆慨而慷」的解放全國大潮裏都沒想過收回港澳,為的不是這丁點土地的主權,而是這兩塊地方的政治作用。香港巿民應記得八十年代中英有關香問題前途談判,當時香港社會的說法是「中國收回香港」,但新華社新聞稿卻是「收回主權」。中共治下把漢文字弄得一團糟,可這「收回主權」四字卻有其深意——治權二字提都沒提,其實便是客觀承認治理香港的權力一直在英國人手裏。

香港 窺伺世界南風窗

香港的政治作用在一九四九年中共掌權後一直未衰,到底是毛澤東雄才大略還是精通心計的周恩來看到中共必然受到英美包圍、香港這活眼是中共撩起帷幔一角窺伺世界的南風窗,至今仍無正式紀錄可考。從周恩來主要智囊廖承志的文集和書信裏,涉及港澳的具體政策亦不多見,然而,中共對香港在政治上的角色卻在廖承志書信字裏行間看得出究竟﹕一九七九年四月十三日及十四日,廖承志連發兩信給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王匡,兩函俱提及香港商人查濟民,說的是查到內地投資之事。信寫得很短,三言兩語交代任務——「查濟民的那事不能不管,也不能撒手不管,我們必須堅持支持到底,我們給予他們的原則,一條也不改變……這件事搞好,同其他問題都連在一起,大嶼山也可以有所鼓勵……」(《廖承志文集》八六一、八六二頁);「對於這件事,我們必須支持,就是排除萬難,以求幹成。千方百計,盡力籌款,第一年四百萬,第二年再四百萬,把事情辦好。財源是有辦法的,你盡量去奔走,借高利貸也可以……」(《廖承志文集》,八六三頁)。

這兩封信是《廖承志文集》少數觸及港人的信件。第一封的下令無論如何要成事,第二封的就算借貴利也要辦好此事,改革開放初期外匯只有一億六千七百萬美元的中共雖是一貧如洗,但卻對香港出動駐港最高領導人拉線,明顯是政治任務高於一切。中共通過香港獲取政治及經濟利益不是新聞,五十年代副食品來港,六十年代東江之水越山來,七十年代再窮也保障輸港貨品質量不缺。於當時中共外貿政策而言,經香港出口打破美國圍堵換取寶貴外匯固然是東方之珠的作用,但香港更是竹幕後的中共與西方打交道的要塞——當中有良性互動的第一次握手﹕美國駐港領事到舊中國銀行大廈參加毛澤東周恩來追悼會是當時駐港外交界的大事;越戰期間中共派人到港觀察美艦動靜;中央情報局天天到紅磡火車站細心檢查南下大陸貨卡的編號及鋼輪上的印痕,從而推斷這些車從何而來、曾載何物。

九七回歸,香港的政治角色更形重要,不僅是實踐「一國兩制」構思的場地,更是向台灣招安納降的樣板。香港巿民應當記得,談及中港關係,中共曾說過「井水不犯河水」;九七前夕,所有中共大官小官皆對香港避而不談,無他,一國兩制耳。但設若細想,掩嘴不說或面對記者拱手為禮不發一言,與其說是不便談論港事,毋寧說這是另一種政治姿態也許更恰當——香港從英國作家Richard Huges一九六八年成書的《香港﹕借來的土地、借來的時間》(Hong Kong,borrowed place,borrowed time),到一九九七年變成中國的土地、中國的時間,以中共有權不用逾期無效的政治慓悍,若不是為了在國際舞台的顏面和對台灣工作,哪可能踟躕得如此?

○三七一後 打造經濟香港
這種政治香港的論述框架,到了二○○三年七一大遊行後出現根本變化。五十萬人上街險些當天就推倒特區政府管治權威,中共察覺到香港過於「政治化」,於是開始逐小調整這一方向,把政治香港扭轉成經濟香港。這種做法有迹可尋,六四慘案後,中共在國際社會飽受批評,當時中共因着如山鐵證如海人證,無法在開槍屠城這一事實退下來,於是想出所謂吃飯人權論,誑稱中國人民的生存權是先吃上飽飯,並以此在聯合國上再三推銷。今天看來,這種推銷手法和所推銷的俱似曾相識,可不是麼,董建華曾蔭權每談及六四,除了吞吞吐吐言不及義,便是念出早已準備的「國家這些年經濟突發猛進,我們都以國家的發展為榮」,接着呼籲巿民「向前看」。這種悖論周而復此樂此不疲,加上中國經濟確是起飛,當美國仍為復蘇搔破頭皮之際,北京公告世人今年保八成功,客觀上建構成現實裏的虛妄——講經濟勝於講政治,講政治的沒飯吃。

這一中心思想過去六年源源不絕隨着各種有利香港經濟的政策跨越深圳河進入特區,造成既成事實﹕董落曾上意味「香港巿民厭倦了政治;董建華下台代表政治香港隱入歷史,曾蔭權上台是經濟香港的來臨」。這套說法在大量中央利港政策,例如自由行、CEPA、人民幣國債以及幾乎開拔的港股直通車保駕護航之下,在一千平方公里的海港城巿上空盤纏不去。

香港從來都是政治城市

然而,中共作為唯物主義的追隨者,應當知道事物發展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香港仍是如假包換的政治城巿,香港從不缺政治議題亦從不愁政治動作。追本溯源,政治香港在九七年之後實係由中共一手打造,每年十一當晚的文藝晚會(光是文藝晚會這四字便完全是中國政治特色)、忽然親共者大量現身(這票傢伙每到六四前夕便以理性為說詞招搖過巿)、部分左派人士破土而出吐氣揚眉(民政局長曾德成在立法會出言譏諷陳方安生), 誰還會說香港不是政治城巿?誰還會說香港上下對政治冷漠?

所不同的,是中共及其同路人所說的政治香港有極強的可操作性,天天奢言香港不必馬上普選是為了香港好,這種官方接納的政治口徑是受到確認的;但只要把這條線移到議會移到社會,馬上變成「香港社會太政治化」。這種誰掌握話語權誰便有空間的設定,把香港更進一步推向政治香港而不是經濟香港,為所謂政治香港論述的大崩敗埋下伏筆。

曾蔭權的慳電膽事件和家人的雷曼產品事件,詳細底蘊還要待進一步調查,但從他被圍攻二十天卻沒有戰友出來擋駕,像譚耀宗這樣的老左派還來一記撩陰腿從下而上,曾蔭權今天確實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局。本來,以中共的經濟香港思考出發,金融海嘯後失業率首次止跌回升、股巿反覆而上再穿二萬一千點、樓價不止是比天高而是高於天,這些在香港社會傳統智慧都是利好消息,可是社會似乎都視而不見,或者說,沒有人把這些好景和曾蔭權政府連結起來。這是一種相當不可思議(weird)的現象,一洗過往自麥理浩年代大蓋公屋以堵社會悠悠諸口、以迄近年施政報告再三送糖帶來的社會順境。

是香港巿民不要經濟甜頭?是香港巿民吃撐了不要錢?都不是。我城仍是貪婪之城,人人俱為五斗米而折腰。然而,就像一枚銅幣的兩面,飯固然要吃,但本來應該屬於我們的各樣物事也是缺一不可,這包括政治上的透明社會裏的正義。也許,寫到這裏,會有人說這是英國人臨走前設下的一個局。這或許對或許不對,但都不打緊,反正是少一個都不可。對此,北京一些人說不能理解,下亞厘畢道某些人稱不會明白,這早在預料之中﹕一個只懂馬恩列毛的中共官員,一個緊跟只懂馬恩列毛中共官員的香港官僚,哪裏知道《管子》裏有「衣食足而後知榮辱」這句話。這八個字,太深奧了。

ps

將會傳染的懷舊
再一次推薦《官僚們的夏天》。城山三郎的原著和電視劇版本就是不同﹕電視劇是這樣介紹力推日本汽車國產化的通產省官員風越信吾出場的﹕好鬥、好辯、好強。城山三郎在小說是這樣描寫風越的出現——「兩條手臂在身旁大幅擺動,翻開大步而去。那堂堂的樣子,就像他便是大臣辦公室的主人。然而,風越不是大臣,也不是次官,更不是局長。風越的身分,是大臣官房秘書長。」文字把風越的強悍風格勾勒得黑白分明。

日本近年把五十年代的小說開拍又翻拍,《官僚們的夏天》是其中之一,即將上映的松本清張作品《零的焦點》更是日本四島的焦點。網上有《零的焦點》這齣戲的宣傳片,廣末涼子一身洋裝,在電話機上說,丈夫出門去了,「但是連電報也沒有」。甫聽,腦裏一呆,電報?時空交錯之間我們身處忘了什麼是電報的先進年代,忘了根本也忘了胼手胝足的日子。

講懷舊,日本人的確在行,尤其是在泡沫經濟爆破快二十年的今天;廣末涼子戲中那一口江戶腔、蒸氣火車頭的轟隆巨響,都是日本經濟起飛年代的舊事。看來,這股思念往昔好日子之風,很快也會來到香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