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好好記住這段歷史

曉均：

去年初你們回港探親，奧海城茶樓上四個人講了三個鐘頭卻忘了饑腸轆轆，後來匆匆叫了些點心。之後想移船就磡到另一餐廳再談，又因為早已約了人而提早作別，想不到一晃眼已快兩年。

今年早些時候，我給你去了電郵，說到六四事件二十周年，希望像你這樣的歷史目擊者，出來向年輕一代講述當年你在北京城看到了什麼。當然，對我來說，你的個人口述歷史並不是頭一次聽了——你那時因為工作關係留在北京，由始至終親眼目睹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之後的那一大段中國歷史。也許你忘了，但我還記得你那時的一張黑白照片：蹲在機場等回港，渾身油污蓬頭垢面，臉孔尖削瘦得像猴子；相片裏站在你旁邊的那一位，前幾天在街上碰到，一頭濃密的黑髮變成了疏疏落落，那傢伙，你應該還記得，不就是天龍嗎？

你回來的電郵還是那樣的義憤填膺，說中共若不平反六四，你永遠不踏入中國一步。這些年來，我在夜闌人靜之際常想起你我的幾樁舊事：打籃球時被我屢次侵犯，你扔下球衝過來準備幹架最後硬是忍住，還撲嗤一聲笑了出來；有一回不知怎地棋興大發，兩個人下圍棋一下就是四個鐘頭，到天將大白才中止，各自回家蒙頭大睡。最不能忘記是你離港前說的那番話，到今天，每次想起，只能說一句：果然有先見之明。這些年來，你在那邊生活頗好，然而還是心懸香港中國，對香港的妖氣日重，對內地的貪腐不改，你不只微詞不滿，更是極大的憤怒。這些我都明白。今天的香港民眾之中，像你那樣親歷中國由文革到改革，看過一些人在統戰大幡下奴顏婢膝出賣靈魂的畢竟還是少數，所以你早在十五年前就告訴我那番話了吧，是嗎？

今年六四，香港因為港大學生會長的一番話而再起波瀾，這你大概都知道的。回歸這些年間，各式牛鬼蛇神都走出來，他們打着各式幌子，以各種形態出現於人前，本來，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可是發展下來愈來愈難看，六四事件這樣的一樁大慘案，又不是幾百年前沒有影像沒有文字記載的舊史，卻沒有哪幾個敢於在課堂上公開講述真相。我想，以前我們批判美國把印第安人困在所謂保留區，說美國佬抹走了原住民歷史，但美國從聯邦到地方的教育當局，從不敢讓課本缺了這一章。可是，在我們這個新中國下的特區硬是「敢教日月換新天」——有人從歷史未定論說要待若干時間後塵埃落定才能理出六四事件真相；也有更賴皮的說人們只看到當時北京城的一小部分情况，不能代表這就是屠殺，還引經據典說連西方傳媒也不用massacre 這字眼，言下之意連外人也一錘定音，再也不必爭論了。

對於這些，寬厚的人們過往認為不值得動氣，因為那時距離六四事件只十年八年光景，北京城死在裝甲車履帶下的模糊血肉、解放軍平端着衝鋒槍掃射、醫院停屍間堆着的屍體都是歷歷在目的真實歷史，誰都不能否認。然而，時日久了，我們的下一代在六四事件提都甭提的氛圍裏成長，他們對六四事件的無知，或者說，他們在刻意模糊六四事件的教育之下，失去了對一九八九年這一大片的認識和認知。尤有甚者，有比我們年輕得多的青年，最近提出「理性討論到底北京街頭的屍體是平民抑或是解放軍」。這一看便知並非對歷史的無知，而是欲蓋彌彰的轉移視線，對此，作家鄧小樺在她的博客裏一針見血：「屍體是解放軍還是平民，這是一個有關事實的陳述，fact 毋待討論。比如我生於哪一年，根本不能通過『討論』去得知，你想知的話直接問我就好了。六四有沒有死人、死了多少人？當年紅十字會從各家醫院收集到的死亡數字是三千人，被指估計保守。

他只是利用排比句去增強氣勢，利用『討論』、『了解』、『理據』這些空洞的sound bite，到最後，他提出的方法根本解決不了他自己提出來的問題，他要麼是邏輯糟到不知自己在說什麼，要麼就是根本不是想去弄清任何東西，所謂『討論』、『了解』永遠是虛托，他只是想把『死的到底是解放軍還是平民』這個荒謬的問題放到大家的腦海裏。對於以軍隊開槍用坦克屠殺愛國的平民這麼是非分明的事，竟然可以有那麼一刻動搖： 『壓死的是解放軍還是民眾？』這已經是立了超現實的大功了。這種人年年月月都會來抽六四的水，抽那些死去了的孩子、學生、工人、老人的水。」我想起兩年前《成都晚報》的一段廣告， 「向堅強的六四遇難者母親致敬」，後來該報開除了七個人，其中包括四位廣告製作人員。當地的朋友說，這些人都無辜，因為在他們年輕的生命裏，從來不知道「六四」這兩個數字在中國近代史裏的沉重意義，在他們成長年間的教育，六四事件是禁忌，於是「六四遇難者」可以被他們理解為發生於六月四日的一場自然災難或交通意外。

這種迹近黑色幽默的解說，甫聽或會令人莞爾五秒鐘，但人們的心情和臉容會從第六秒開始沉下來：我們的歷史就是這樣靜靜的躺在歷史長河裏一動也不動，等待閹割埋葬。

《星期日生活》主編黎佩芬問，是不是可以介紹一些書，讓年輕的朋友了解六四事件。我想起了六四事件後中國民主運動資料中心有一部厚厚的《八九中國民運報章頭版專輯》，對，就是那部左中右中英文報章從一九八九年四月到六月的報道匯編。我覺得，這比起介紹別的書都好、都齊全；這是一套極其寶貴的資料，左中右三派報章摒除黨派之見，他們為中國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確實把這三個月的中國歷史真像和一己良心留下印記。除此之外，那段時間香港報章上滿是密麻麻的自發廣告，從中國銀行職工到作家協會到廣東政協，他們為廣場上的中華兒女奔走呼號，為中國民主搖旗吶喊，為屠城慘案哭泣痛心。那天，我找着這些資料細讀一遍，掩卷之後，想起今天的香港，對「魅魑魍魎」這詞的理解又深刻了一些。

今年六四晚會，你會回來參加嗎？

請代問候各人

敬禮

安裕

缺了脊樑的動物

這個星期中國的最高學府和香港的其中一間最高學府都成了新聞上了報，北京大學的孫東東教授說，到北京上訪求援的民眾「至少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精神有問題」；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陳一諤說中共鎮壓「六四」學生只是「有些問題」。

這使人想起明代曹學佺的對聯「仗義每從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的下聯。

思前想後，搜索枯腸，也只有負心多是讀書人這七字，才能把孫教授陳會長的話作一歸納，前設是如果他們可以被叫作「讀書人」的話，又或者，如果他們還算是「人」的話。

今年是六四屠殺二十周年，早就料到總會有些人跳出來以偽客觀口♣說應該從多角度檢視歷史，不應把責任單單黏貼在中共身上；或是說要驗證學生是不是在中共高層內鬥站在趙紫陽一方，以此證明學生是政治利益的爭逐者，不是純粹的民主追求者；也有專找學運領袖的碴以證明他們道德人格有缺失，從而把民主運動說成「不那麼崇高」；最下三濫的是像前年民建聯成員馬力說坦克不可能把人輾成肉餅的「咁咪搵隻豬去試係咪會變肉餅」的野蠻辯詞。總的策略是提出這樣那樣的藉口，企圖把血腥屠殺解說成「一隻手掌打不響」，中共是逼於無奈才開槍殺人開坦克輾人。這是二十年來中共和他的同路人處理六四事件的「模糊焦點、歪射視線」指導思想。不過，這些招數也讓人看到中共的心虛，因為縱然如何隻手遮天，但中共從不敢說「沒有打死人」。

失去堂堂正正的人的勇氣

那些今天依附中共的，有人二十年前那個初夏一度是義憤填膺揮拳高呼民主萬歲的，但不旋踵在強大的統戰力量下開始逐漸走向北京當權者並像膠水般附覑在北京周圍。建國六十年來這些人屢見不鮮，先是被統戰對象，再是成為統戰別人的工具，從此失去一己人格，更失去當一個堂堂正正的人的勇氣。身為中國人民的一分子，這不啻是痛心的回憶——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能夠迅速席捲全國，固然與毛澤東全力推動有直接關係，但更大的禍害是自毛以下無人膽敢批逆鱗捋虎鬚。美國國家檔案局十年前公開前國務卿基辛格任內訪華與中共高層談話紀錄，其中包括與文革後期一度復出任副總理的鄧小平，閱覽了對話紀錄的台灣《中國時報》記者傅建中在《季辛吉秘錄》是這樣寫的﹕

「周恩來的這種特質在毛澤東面前就變得誠惶誠恐，唯君王之命是從了。季(即基辛格)說，無論是在毛面前或背後，周始終是以下屬侍臣自居的，而且言必稱主席，引用主席的話，一切歸功於主席，從不敢僭越。認為周如此戒慎恐懼，大概是懍於毛氏接班人均被毛眦滅的命運吧。鄧小平對周在毛面前極盡卑躬屈膝之能事，是頗不以為然的。鄧曾以帶覑憂鬱的眼神對季說：『無疑的，周雖紓解了許多人的命運，但他從未真正敢挺身而出去改變那造成許多苦難的政策 。』

「…… 引起季注意的是鄧處處予人要和周恩來劃清界線的印象。當季數度提起周時，鄧似充耳不聞，絕口不提周。季引用他和周總理的談話時，鄧則以季與毛的談話內容作答，顯然鄧已取周而代之。鄧對周的漠視，不知是那時大陸上的政治動向使然，抑或出於鄧對周在文革期間沒能盡力保護他的怨恨。」

周恩來是中共歷史上最儒雅的高級領導人，他在天津南開學校上學，留學法日，可隨口指出翻譯在英日德法語上的錯誤，海外華人社會對周恩來更有「周公」之譽。然而，根據基辛格與鄧小平的對話檔案，周恩來顯然並非西周年間的政治家周公姬旦。

望風而倒貽笑四方

基辛格是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博士論文是《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爾累與和平問題，一八一二至一八二二年》，但他從不是中國歷史或中國政治專家，一九七四年前連鄧小平是何許人也懵然不知。如此，他當然不會知道，中國某些知識分子是缺了脊樑的動物，更不知有一個叫郭沫若的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把一張毛澤東在專機上工作的圖片說明寫成這樣，「難怪陽光是加倍地明亮，機內機外有兩個太陽」。自詡為中國的唯物史觀史學先鋒的郭沫若，在面對毛王帝時亢奮得連馬克思唯物主義者的稱號也棄之如敝屐，其他的可想過半矣。

本來，有人要賣身投靠權貴有他的投機自由，問題是這些傢伙往往不夠堅貞望風而倒，變成貽笑四方。前不久在香港國際電影節放映的七十年代紀錄片《中國》，當年遭到中共文宣系統狠批，一些人拾北京牙慧鸚鵡學舌批判紀錄片導演安東尼奧尼，「有光明燦爛的新中國婦女不拍，偏要追覑紮腳老太太的小腳來拍」；當打倒四人幫後，這些人搖身一變批判文革禍國殃民。我在這裏可以保證，今天聲聲說對六四事件應該向前看鎮壓帶來和平發展環境的一票人，哪天中共中央忽然宣布要平反六四，他們等不及第二天，當天晚上就一把眼淚一把鼻涕說平反六四是他這輩子的最大喜悅，還要斬多四⒂說打倒屠城反黨集團是他幾十年來埋藏內心深處的殷切期望。

不明是非人鬼不分

那天聽到陳一諤的「理性」講話，心裏陣陣緊緊抽搐，因覑的不是一個大學生的不明是非，而是我們這個社會在這最近十年變成人鬼不分。一個大學生，說到底也小學中學念了十三年，知識分子說不上，常識分子可以算一個了吧，可是我們看到的是什麼，是巧言令色的把事實扯了一個大圈，也有人說要從更遠的距離來檢證「歷史」。這些屁話近年很有市場，誠然，歷史是一種講究嚴肅論證比對的學問，但這是對那些連文字記載也付之厥如歷史的考證，然而發生在二十年前的那場屠殺，從四月十五日的胡耀邦逝世，到大批市民抬覑上書「國魂」的巨大橫幅到人民英雄紀念碑獻花，到四二六《人民日報》的〈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社評，以至五二○解放軍入京，及至五二一香港百萬人大遊行，最後是六月四日凌晨黑暗中的密集槍聲，哪一刻香港市民不是在電視機熒幕看得真切；由開始到結束，從不流血到流血，歷歷在目，俱在眼前，還要檢證什麼？是如袁木之流說西方拍攝的清場新聞片偽造，抑或再杜撰出另一段說詞？

香港一些人是令人氣憤的，尤其是那些比平常百姓多認得幾個字的人。

文 安裕

球場上的人造衛星

我是貨真價實的利物浦鐵桿粉絲，辦公室裏的幾位紅軍擁躉之間都有某種秘密聯繫，利物浦大勝曼聯翌日，在窄窄的過道走廊擦身而過剎那的含笑眼神確認了這種在被壓迫空間下的地下黨式關係。去了牛津的肥仔聰至少一百次被迫聽我說一九八六年春天在倫敦一家餐廳攔下KennyDouglish，死乞百賴要這位利記神射手簽名的往事。肥仔聰離港前我本來準備把那部簽了名的《Politics in the USA》送他，讓他有天親臨Anfield 時，能夠擁有不同利物浦世代的時空跨越。但這傢伙說走就走，不及送上，始終緣慳一面。

其實，我還有另一個身分：香港老牌球會愉園的前鐵桿擁躉。愉園和利物浦是令人愛恨交加的球會，都是遇強愈強，遇弱更弱；八十年代愉園與精工南華三分天下，愉園每遇精南便打醒十二分精神，讓我和父親這些擁愉躉好不高興。鋤強扶弱固然是愉園成為第三勢力的原因，但更多潛藏在心裏的是，愉園是打正招牌的愛國球會。在風雨如晦的六七十年代，在港英台灣勢力壓倒一切的日子，愉園是香港心懷紅色祖國的左派人士明燈，尤其是在敵我鬥爭激烈的足球圈。

文安裕

前幾天的屯門普高疑似放水事件，對手是愉園，我這退役擁愉躉是難過得想哭。七十年代末多少個星期五的下午，課後沿學校山路疾跑下亞皆老街，或是翻過後山圍欄奔過火車橋跑過大坑東道直插花墟球場，學生票三元入場看愉園對電話對駒騰對東昇對流浪。當同學還留在學校幾十人爭逐那個火車頭四號波時，我則整副心神在花墟與長髮飄逸的門神朱柏和、一夫當關的中堅鐵衛鄭潤如、五十碼長傳準確如裝上GPS 的張子岱在一起。儘管校風開放，牧師仍說我喜愛左傾的愉園而不是華麗的精工或他家鄉的流浪是weird。

認識愉園是因為我那工會鐵桿會員父親的緣故。他同我們說到六七年「反英抗暴」期間，愉園退出足球圈，爾後又加入從丙組重新踢起的英雄故事。在親台勢力籠罩的六十年代香港體壇，打着五星紅旗畢竟要有相當勇氣。傳奇中的傳奇，是緊跟愉園退出之後重新上路的不乏香港代表隊成員，如盧德權如廖錦明，多少年來，我一直納罕這些球員的政治覺悟真的高得願意以甲組腳之身在跑馬地踢免費入場的丙組乙組比賽。前些年祖雲達斯打假波降班後球星四散，意大利佬決不是《教父》電影裏那樣的全是義氣仔女，大難臨頭各自飛，與我們漢家子弟差遠了。

足球精神Love and Hate足球全然是love and hate 的精神反映，洗衣街和亞皆老街交界的報紙檔是我的最愛，它總有一份《香港商報》與《香港時報》的拍拖報，像是專為我而設。一字之差足以謬之千里，《商報》是歌頌社會主義祖國的左派報章，《時報》則是漢賊不兩立的親台傳媒，兩報的足球新聞極佳，前者的愉園消息是連球隊集宿吃牛排也圖文並茂，後者雖然對愛國球會諸多糟質，但間中也讚幾句「愉快完」踢得不錯——連敵人也盛讚，這輩子跟定愉園是錯不了的選擇。讀報多了，漸次發現內有文章，那便是「人造衛星」這四字詞。

人造衛星是什麼不必贅言，七十年代的足球圈有「人造衛星」卻是咄咄怪事，黃泥綠坪和太空科技是八竿子也打不着的兩碼子，但因為九十分鐘的得失拉扯一起。原來， 「人造衛星」是指球賽放水輸波，以保住同一陣營戰友免於降班。至於何以叫「人造衛星」，年代久遠，已不可考。

六七十年代球場左右分明

六七十年代的香港不是今天晚間電視新聞報道前奏國歌的一片紅，當年台灣勢力在香港無處不在，足球圈更甚，台灣踢足球的人不多，中華民國足球隊全體成員便是香港球員，還曾經在亞洲賽亞運會踢出名堂，林尚義黃文偉應該是有功在身並且覲見過蔣介石的香港人。中共的勢力那年代也在這塊殖民地的體育圈暗爭一日長短，愉園是龍頭，之後有東昇，接下來是駒騰公民，俱是掛五星旗的核心左派，與親台的東方、光華隔着維港各據一方——愉園大本營在禮頓道口的蟾宮大廈，在埔頭大球場有半個主場之利；東方會址在深水埗大埔道，花墟距離那裏只一箭之遙，加上石硤尾山頭一年三百六十五日都有幾十平方米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政治意味是球圈以外所不能明白的。

既然各有地盤各有集團，在汰弱留強的球場唯一痛擊對手之道便是把對方殺得片甲不留，把一眾對頭人送下乙組；更重要的是，敵人少一個，在足總開會投票也就少一張反對票，要推動諸如「邀請中國隊來港表演」，或是「派隊到台灣參加邀請賽」無往而不利。香港也許是世界上碩果僅存球隊升級降級與內戰延續接龍的地方。

作為天天關注球賽戰果的球迷，哪有可能不知足球賽是講實力的比併，但一些球賽結果卻不能不令人從另一個方向來想。左派強隊未到聯賽中段已經上岸，但身邊的兄弟卻在降班邊緣載浮載沉，於是就放出「人造衛星」，幫人一把，出現頗令球迷不能理解的非正常賽果。說也奇怪，那時候好像所有人都知道有「人造衛星」這回事，我甚至在左報和右報體育版都讀過這詞，似乎是一種人人都能接受並覺得合乎情理的結果。

有一次，愉園在瀕於降班邊緣的電話腳下失分，我不敢相信饒勇善戰的愉園會輸給老弱殘兵的電話，翌日《香港時報》的報道中赫然出現意有所指的「人造衛星」。到今天，誰都不能夠指證當年球圈有放水成分，也沒有真憑實據能捉賊拿贓，但不妨到大學或中央圖書館找一下，也許讀了舊報紙後會有所得。同樣，每到季中便陷入降班危機的右派球會，往往在生死時刻無端在眾皆看淡下打幾場勝仗，保住甲組之身，翌日左報包管又見「人造衛星」一詞。

真實的體驗是一場甲組比賽結束後的事。花墟場的比賽完了，幾個同學蹲在觀眾席上吹牛吹得天花亂墜忘了散場，到了抬頭一看全場只走剩我們這幾個穿校服的。某甲忽說有尿意要上廁所，大伙陪他到鐵皮棚架後的球場廁所一道解決，甫進去，還未脫去球鞋的後衛球員，對着尿兜與旁邊的人說， 「我真係好怕佢哋射唔入」。說這話的球員名字已記不起，球隊也早已不復存在，但那句話在冬日的黑沉傍晚有如五雷轟頂， 「吓，

唔通你哋真係放水？」

向這些老球員致敬

我不知道這些「人造衛星」是誰放出來，但從戰果來說人們有質疑並非怪事。足球場是英雄地，可是由於內戰的親痛仇快歷史，我們上一代經歷了兄弟相殘的民族悲劇，足球比賽fair play 的真正意義蕩然無存，全場二十二個球員肩膀扛着他們這一生都不可能承受的重。我相信當年真的有「人造衛星」，更相信賽場上的幾十口人沒收過一分錢；他們有幸的是球技比我們這些業餘球員來得高強，不幸的是他們在國共鬥爭這齣政治荒謬劇裏擔任配角。然而我是打從心底向這些球員送上最高敬意，愉園東方心各所屬，胸懷毛主席敬愛蔣總統，那是對一種思想一種理想的尊重，絕非為了幾個銅板出賣靈魂，像今天的一些人那樣。

P.S.

發稿前一刻收到葉輝的訊息， 「人造衛星」等於「假波」——人造即是「假」，衛星是圓的，喻意「波」。

謝謝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