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了脊樑的動物

這個星期中國的最高學府和香港的其中一間最高學府都成了新聞上了報，北京大學的孫東東教授說，到北京上訪求援的民眾「至少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精神有問題」；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陳一諤說中共鎮壓「六四」學生只是「有些問題」。

這使人想起明代曹學佺的對聯「仗義每從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的下聯。

思前想後，搜索枯腸，也只有負心多是讀書人這七字，才能把孫教授陳會長的話作一歸納，前設是如果他們可以被叫作「讀書人」的話，又或者，如果他們還算是「人」的話。

今年是六四屠殺二十周年，早就料到總會有些人跳出來以偽客觀口♣說應該從多角度檢視歷史，不應把責任單單黏貼在中共身上；或是說要驗證學生是不是在中共高層內鬥站在趙紫陽一方，以此證明學生是政治利益的爭逐者，不是純粹的民主追求者；也有專找學運領袖的碴以證明他們道德人格有缺失，從而把民主運動說成「不那麼崇高」；最下三濫的是像前年民建聯成員馬力說坦克不可能把人輾成肉餅的「咁咪搵隻豬去試係咪會變肉餅」的野蠻辯詞。總的策略是提出這樣那樣的藉口，企圖把血腥屠殺解說成「一隻手掌打不響」，中共是逼於無奈才開槍殺人開坦克輾人。這是二十年來中共和他的同路人處理六四事件的「模糊焦點、歪射視線」指導思想。不過，這些招數也讓人看到中共的心虛，因為縱然如何隻手遮天，但中共從不敢說「沒有打死人」。

失去堂堂正正的人的勇氣

那些今天依附中共的，有人二十年前那個初夏一度是義憤填膺揮拳高呼民主萬歲的，但不旋踵在強大的統戰力量下開始逐漸走向北京當權者並像膠水般附覑在北京周圍。建國六十年來這些人屢見不鮮，先是被統戰對象，再是成為統戰別人的工具，從此失去一己人格，更失去當一個堂堂正正的人的勇氣。身為中國人民的一分子，這不啻是痛心的回憶——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能夠迅速席捲全國，固然與毛澤東全力推動有直接關係，但更大的禍害是自毛以下無人膽敢批逆鱗捋虎鬚。美國國家檔案局十年前公開前國務卿基辛格任內訪華與中共高層談話紀錄，其中包括與文革後期一度復出任副總理的鄧小平，閱覽了對話紀錄的台灣《中國時報》記者傅建中在《季辛吉秘錄》是這樣寫的﹕

「周恩來的這種特質在毛澤東面前就變得誠惶誠恐，唯君王之命是從了。季(即基辛格)說，無論是在毛面前或背後，周始終是以下屬侍臣自居的，而且言必稱主席，引用主席的話，一切歸功於主席，從不敢僭越。認為周如此戒慎恐懼，大概是懍於毛氏接班人均被毛眦滅的命運吧。鄧小平對周在毛面前極盡卑躬屈膝之能事，是頗不以為然的。鄧曾以帶覑憂鬱的眼神對季說：『無疑的，周雖紓解了許多人的命運，但他從未真正敢挺身而出去改變那造成許多苦難的政策 。』

「…… 引起季注意的是鄧處處予人要和周恩來劃清界線的印象。當季數度提起周時，鄧似充耳不聞，絕口不提周。季引用他和周總理的談話時，鄧則以季與毛的談話內容作答，顯然鄧已取周而代之。鄧對周的漠視，不知是那時大陸上的政治動向使然，抑或出於鄧對周在文革期間沒能盡力保護他的怨恨。」

周恩來是中共歷史上最儒雅的高級領導人，他在天津南開學校上學，留學法日，可隨口指出翻譯在英日德法語上的錯誤，海外華人社會對周恩來更有「周公」之譽。然而，根據基辛格與鄧小平的對話檔案，周恩來顯然並非西周年間的政治家周公姬旦。

望風而倒貽笑四方

基辛格是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博士論文是《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爾累與和平問題，一八一二至一八二二年》，但他從不是中國歷史或中國政治專家，一九七四年前連鄧小平是何許人也懵然不知。如此，他當然不會知道，中國某些知識分子是缺了脊樑的動物，更不知有一個叫郭沫若的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把一張毛澤東在專機上工作的圖片說明寫成這樣，「難怪陽光是加倍地明亮，機內機外有兩個太陽」。自詡為中國的唯物史觀史學先鋒的郭沫若，在面對毛王帝時亢奮得連馬克思唯物主義者的稱號也棄之如敝屐，其他的可想過半矣。

本來，有人要賣身投靠權貴有他的投機自由，問題是這些傢伙往往不夠堅貞望風而倒，變成貽笑四方。前不久在香港國際電影節放映的七十年代紀錄片《中國》，當年遭到中共文宣系統狠批，一些人拾北京牙慧鸚鵡學舌批判紀錄片導演安東尼奧尼，「有光明燦爛的新中國婦女不拍，偏要追覑紮腳老太太的小腳來拍」；當打倒四人幫後，這些人搖身一變批判文革禍國殃民。我在這裏可以保證，今天聲聲說對六四事件應該向前看鎮壓帶來和平發展環境的一票人，哪天中共中央忽然宣布要平反六四，他們等不及第二天，當天晚上就一把眼淚一把鼻涕說平反六四是他這輩子的最大喜悅，還要斬多四⒂說打倒屠城反黨集團是他幾十年來埋藏內心深處的殷切期望。

不明是非人鬼不分

那天聽到陳一諤的「理性」講話，心裏陣陣緊緊抽搐，因覑的不是一個大學生的不明是非，而是我們這個社會在這最近十年變成人鬼不分。一個大學生，說到底也小學中學念了十三年，知識分子說不上，常識分子可以算一個了吧，可是我們看到的是什麼，是巧言令色的把事實扯了一個大圈，也有人說要從更遠的距離來檢證「歷史」。這些屁話近年很有市場，誠然，歷史是一種講究嚴肅論證比對的學問，但這是對那些連文字記載也付之厥如歷史的考證，然而發生在二十年前的那場屠殺，從四月十五日的胡耀邦逝世，到大批市民抬覑上書「國魂」的巨大橫幅到人民英雄紀念碑獻花，到四二六《人民日報》的〈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社評，以至五二○解放軍入京，及至五二一香港百萬人大遊行，最後是六月四日凌晨黑暗中的密集槍聲，哪一刻香港市民不是在電視機熒幕看得真切；由開始到結束，從不流血到流血，歷歷在目，俱在眼前，還要檢證什麼？是如袁木之流說西方拍攝的清場新聞片偽造，抑或再杜撰出另一段說詞？

香港一些人是令人氣憤的，尤其是那些比平常百姓多認得幾個字的人。

文 安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