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無聲處聽驚雷

「是不是經濟搞得好，就可以不承認殺人！？」

五月十四日，香港立法會議員吳靄儀在特首答問大會上的這句質問，把困頓在經濟唯上一元化氛圍裏的香港社會喚醒過來，也把中共二十年來苦心建構的六四說詞一下子戳破，在萬馬齊瘖的六四二十周年前夕猶如春雷乍響，久久不散，遠遠飄揚。

可以這樣說，今年香港紀念六四的活動，從五月十四日下午吳靄儀的質問後已經開始。

吳靄儀在香港及中國大陸以經濟成功與否的尺度作為社會價值計量的今天，捅穿皇帝的新衣式假話，是六四鎮壓來到二十周年的最具階段性轉折關鍵，也是翻過中共自詡難以攻破高牆的致命一擊。二十年來，中共以「成績是主要的」這一說詞框架，用「經濟連續二十年增長」來迴避掩蓋一九八九年至二○○九年從屠殺到社會矛盾以至豆腐渣工程的種種缺失。這種說法在大陸有市場，是因為半推半逼強要人民照單全收。不幸的是，香港也全盤硬吞這一套，董建華年代已是如此，我翻查過董在任時每被質詰六四鎮壓，都以「我們必須向前看，國家在這些年間有巨大進步」扯開。這一傳統到曾蔭權上台後蕭規曹隨，照跟不誤，鸚鵡學舌搬字過紙。多少年來，在立法會答問環節上，我不止一次見過負責政制官員和保皇派議員，為着這幾句話能夠岔開民主派的質問而沾沾自喜。

六四官方說詞香港有市場

這套幾乎可以肯定是來自中央的解說，在日漸向北望的香港是有其市場，類似的邏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是起着作用的，尤其是我們社會自英治時代以降便被灌輸香港不是政治城市的觀念。很大程度上，我們今天過着的仍然是民國初年老舍先生《茶館》那樣的莫談國是，從藝人自言「我唔識政治」生怕搞砸大陸市場，到歷史教科書少談文革禍首是誰少談大躍進是人禍少談六四屠殺是什麼，比比皆是。

龍門主義造史盲

或曰，藝人搵食有他們的考慮，這也算了，最痛心的是我們的下一代被訓練成為只懂得歷史片段的史盲，他們只會讀syllabus 裏的所謂知識，一旦syllabus 不包括六四事件，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到六月四日，北京城震驚世界的這五十天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在現代龍門主義之下，我們下一代對此的認知將如一張白紙。

中共對「成績是主要的」這句話操作嫻熟，這套說詞在一九四九年之後成為中共遮醜的主要工具。對毛澤東的評價，也有人說「成績是主要的」，只提毛在解放戰爭的調兵遣將戰功和創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推倒人民頭上三座大山，絕口不提毛自己成為人民頭上新的大山，餓死三千萬的大躍進以及死傷千萬的文化大革命只是口耳相傳的野史。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由於一些地區的過度開發，以致出現環境嚴重污染，人畜俱滅，但一句「成績是主要的」便捂住一切。近者如四川大地震一周年，胡錦濤在汶川的講話更是「成績是唯一的」，通篇都是表揚抗震成效而沒有一字講到豆腐渣工程。這種刻意的人為政治弱視，對中國人民來說是巨大的侮辱，無視於人民可以通過以史為鑑免於災難，為的是構建一套有利中共的歷史文本。

曾蔭權在答問大會上提出「國家在各方面的發展都得到驕人的成就，亦為香港帶來經濟的繁榮」，其實這就是「成績是主要的」香港版。類似的主調在其他的領域也曾出現，親中系統和個別被統戰者最常用的是「中國出現飛躍變化，是自從康熙以來最盛的時期」，言下之意是不要再提六四事件，倘是追究下去，中國就會失去良機，就不可能重現唐宗宋祖以還的華夏盛世。近兩年， 「成績是主要的」開始在本土政治流行，明的暗的辯護士通過文字專欄到印刷傳媒專訪到電子媒介，為特區政府文過飾非。比起舶來品的spinning，祖國的胭脂水粉看來更頂用。

原來我們沒有忘記

在「要錢抑或要民主」的策略下，香港社會要求平反並追究六四鎮壓的聲音遠較前微弱。土生土長的香港市民，幾乎用鼻子就能嗅出這是什麼原因；有一段很長時間，香港社會呈現出來的冷淡是令人怵然的寂靜，幾乎不能相信這塊地方在二十年前的春夏之交風雨之中一百萬人浩浩盪盪走上街頭。直至上星期四，吳靄儀漲紅着臉嘴脣顫抖質問曾蔭權那一刻，人們才放心：原來我們沒有忘記那些身死北京街頭的青年，還未淪落到一切都由錢說了算。

文安裕

長勝下去 必滅乒乓

　【明報專訊】看了整天的本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直播，沒有半點懸念之下中國包辦五個金牌和銀牌，這已是中國第四次包攬世界賽全部金銀牌。中國隊強大到什麼地步，有一句話很能說明一切——日本女乒小將石川佳純在單打八強輸給張怡寧後被記者問起，你什麼時候才可以打敗張怡寧。石川回答說﹕「一百年之後。」

　世界賽結束後，中國乒乓球界提出了一個意味深長的命題﹕中國隊這樣長勝下去，對世界乒乓球運動將會是一種打擊甚至是滅性影響，因為中國隊強大到沒有別的國家會笨得投入資源訓練乒乓球運動員，世界賽變成中國人自己的比賽。中國乒隊前總教練蔡振華是公開提出這種憂慮的第一人，他應該是今天中國最清醒的一人。

　中國乒隊開始包攬世界賽金牌是一九八一年南斯拉夫諾維薩德的那屆，當時中國男隊主力就是蔡振華。之後二十八年，中國乒球愈戰愈強也愈戰愈勇，其間國際乒聯再三修改球例，乒聯的解釋是讓乒乓球運動增加更多的觀賞價值。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這些變更都是衝中國乒球霸主地位而來﹕乒乓球由小改大、比賽由二十一分制改到十一分制、發球由五分更換改為四分更換、球拍膠皮不同性能不能同一顏色、每局比賽結束後不能把球拍帶回休息區、球拍賽前檢驗後不能更換、發球時身體不能遮擋擊球點、發球時不能跺腳、世界賽只舉行單項比賽。到這屆世界賽，連黏貼球拍膠皮的膠水也不可以用揮發性強的一類，據說這麼一改可以令球速下降四成。

　可是中國隊還是包攬了所有金牌。

　中國在國際乒聯修例上展現了泱泱大國的風度，從來沒有吵過一句，更沒有一摔球拍罷打而去，總是怎麼改都行，反正中國就是必勝。類似情我在美國一家大學的乒乓球桌上見過一次，一個中國留學生被人哄到球旁「打幾板玩玩」，那是一場我看過最是為國爭光的大屠殺——留學生先用右手執直拍，贏了；旁邊的人要他改執橫拍，又贏；要他左手執直拍，結果又是贏；最後不許他執球拍，用一本硬皮書當球拍，這才僅僅敗下陣來。這場發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友誼賽，或者可以從側面上說明中國乒乓球的渾厚實力，這是國球，不可能會輸。

　生命力 來自更多人參與

　蔡振華的見解是超越一國一地尋常勝負得失的高水平，他的視線從人們的頭頂上掠過，直至很遠很遠很遠的那方﹕一種體育運動的生命力不在於誰包攬多少金牌或主宰了這種運動的技術，而是能夠引發更多人的參與，普遍的水平提高才是運動的真諦。近代體育運動從未出現過像今天中國在乒乓球賽的強橫情，足球是歐洲美洲輪流爭霸，巴西懂得踢幾腳的少說也有幾百萬，人強馬壯得同時派兩支國家隊參加世界盃決賽周都可以，可是巴西還未至於包攬歷屆世界盃盟主；籃球美國人夠強了吧，但歐洲美洲也有球隊的實力和美國接近，NBA比賽不是美國人的好手大有人在；游泳美國毋庸置疑是超強，但歐洲亞洲都有人魚能和美國一拚；美國棒球的最大對手是古巴日本南韓台灣；曲棍球印度巴基斯坦兩雄爭珠之外還有荷蘭澳洲中國南韓；田徑更是百花齊放，短跑飛人早就不是美國人的專利，而是在美國念書的外國人。

　這樣交流的結果是什麼﹕是巴西足球員的體力速度比得上歐洲人，歐洲球員的技術接近美洲頂尖水平；德國中國阿根廷巴西的籃球尖子在NBA得到鍛煉，也提升了本國的籃球水平，於是中國男籃在雅典奧運擊敗塞爾維亞；澳洲的科比日本的北島康介水平不遜新水怪菲比斯；美國職棒聯盟的日本球員鈴木一朗松井秀喜台灣球員王建民亮得令人炫目；曲棍球從南亞迅速傳播到歐洲大洋洲；田徑短跑更不必說，拉美旋風是去年北京奧運的一大特色。這些比賽的上座率更是高得讓人眼紅，而本屆世界乒賽的決賽上座率不到三成，創下世乒賽有史以來的最低紀錄。

　當然，我們不能說這是由於中國隊乒乓球隊太強，以致世界賽的上座率大幅下降，更不能說中國乒乓球隊強大是犯了錯誤。中國球員一不偷二不搶，天天在設備差勁的訓練場流大汗幹大勁拿下世界冠軍，但客觀事實是中國隊強大到沒有別的國家運動員有勁頭出來一爭。對此，中國既不能打假球，讓其他運動員因這些甜頭願意陪你們中國人搓幾板，也不可能特意不參加某些項目而讓別人上台領獎，然而現實是沒有誰會參加一場永遠不能取勝的比賽。人們常說的「友誼第一、比賽第二」或「比賽是旨在參與勝負不論」，只是哄哄小朋友的謊言，我們老祖宗便是從弱肉強食的原始森林裏走出來的，我們身體裏的基因包含了競爭和勝利。

　養狼計劃與乒乓發展

　蔡振華看到的便是這樣的遠景﹕由於參賽人口眾多，水平堅挺不墜，乒乓球遲早成為只有中國人參加的比賽，從此失去成為世界級競技項目的地位，連奧運會也可能因此把乒乓球項目排諸於外。到了這一步，牽涉的不僅是世界乒乓球運動的長遠發展，更是影響了中國在奧運會的摘金大計，後果非同小可。就在此時，蔡振華提出「養狼計劃」，建議中國派出優秀運動員到世界各地交流，幫助其他國家提高水平，藉以拉近差距，換句話說，即是由中國訓練全世界乒乓球運動員。

　容國團五十年前獲得男子乒球單打世界冠軍時，乒運最發達的國家沒有中國在內，當時如日方中的是匈牙利和日本。為了爭標，內的方面，六十年代的中國傾全力提升乒乓球水平，球拍膠皮廠秘製長膠，張林始能以同一動作削出截然不同旋轉方向的球；此外又組織陪練員模仿著名外國運動員打法，讓中國運動員早日熟習；再以讓球策略保證冠軍到手。外的方面，日本乒隊在中日尚未建交的年代，派出一流好手荻村伊智朗和松崎君代到中國比賽，周恩來總理為此多次宴請荻村與松崎，如此，中國才能在鎖國年代找到與世界的差距，才能為如今的霸業奠下基礎。

　今天沒有人會否認中國是大國，然而王者之道卻不一定在大國崛起喊得震天價響的當下有市場；蔡振華雖是一介運動員出身，卻能在銀球穿梭來回之間看出另一重景致也看到中國對世界的責任，委實難得。

　文 安裕

送瘟神

　星期六早上讀報看到一張照片，深夜裏黑沉沉的灣仔維景酒店有一個亮了燈的窗戶，住客趴在窗上看街景，照片上只餘他一個剪影。這張詭異的照片讓我想起「萬戶蕭疏鬼唱歌」這句詩。

　星期五晚上的電視新聞片是令人動容的。維景酒店外的藍帽子警察到午夜還未撤退，大隊全身保護衣的衛生部門人員沒有半點猶豫衝進酒店，白制服的救傷車護理員手把手攙病患上車，口罩付之厥如的新聞記者逼近到只有幾米的距離；在中環，林鄭月娥黃仁龍周一嶽甫下車頭也不回直奔政府總部開會，曾蔭權穿著綠色tee頭戴棒球帽在隨員簇擁下跳出七人車三步併兩趕到電梯口。

　那一刻的感覺真好。雖然疫潮已是兵臨城下。

　面對災難的人們，特別是那些全心全意抗難的人是令人動容的。《唐山大地震》裏有一段章節，從唐山趕到北京國務院報警的賈國成回憶說——

　我們被領到中南海紫光閣，當時在會議室內有幾位副總理，李先念、陳錫聯、陳永貴、紀登奎、吳桂賢……所有人都問，怎麼樣？我說就哭了起來，「首長啊，唐山一百萬人，至少八十萬還被壓吶。」在座的人都哭了。

　那是一九七六年七月，中國大陸還在四五天安門事件後的政治餘震，那時口號是「狠批右傾翻案風」、「翻案不得人心」、「走資派還在走」，矛頭直指鄧小平。賈國成回憶紫光閣這幕一直縈繞不去，那是人出賣人的年頭，也是靈魂深處鬧革命的日子，但人性說到底是不可以用黨性掩蓋的，「在座的人都哭了」這句話毫無疑問是文革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浩劫裏僅餘的人性。

　面對疫潮，善良的香港市民盼望特區上下擰成一股齊心抗疫，六年前春夏之交，是我們這輩子永不能忘記的一戰。星期四傍晚，我站在電視機前看墨西哥疫情的新聞報道，主播講到「墨西哥至今有一百五十二人死亡」，我問旁人「香港那年死了多少人」，突然一把女聲插進來，「二百九十九，還是在這麼小的地方」。語氣帶一點點哀傷但更多的是自豪，人是死了，香港硬是靠自己挺了過來。不過，香港市民或許不知道，當他們在這小小一片地方團結齊心時，有人說要組織另一套有別於特區政府的管治班子，為的是「穩定」云云。

　哀傷中帶點自豪

　中聯辦研究部長曹二寶去年一月在中共黨校報章《學習時報》撰寫的文章《「一國兩制」條件下香港的管治力量》，近期掀起遠比茶杯裏的風波大得多的洶湧波濤。他說，港英年代的一支管治隊伍，回歸後變成「一國兩制條件下兩支管治隊伍」，一支是「香港特區建制隊伍」，包括行政長官、主要官員，另一支是「中央、內地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隊伍」。這很好，要來的終於來了，不過十二年，黨委就要來香港工作了，但這是「組織部來的年輕人」抑或是《芙蓉鎮》的鎮黨委書記王秋赦，恐怕香港同胞得再等一會。

　中共用人之道，在於「信」和「用」的兩面性，不過中共歷史上的「信」往往以悲劇告終，而「用」也往往難以修成正果。毛澤東文革年間極為信任林彪，甚至為了林彪修改黨章把林列為接班人，結果是林彪等接班等得不耐煩，黨羽在華東企圖用大炮重轟老毛的列車，下場是陰謀失敗林彪出逃蘇聯，乘坐的三叉戟飛機在蒙古溫都爾汗墜，命喪異邦，這便是「折戟沉沙」的典故。

　林彪何以從「毛主席的好學生」變成毛主席的最恨，是中共建黨以來的最大懸案。毛澤東天生好鬥，曾夫子自道「與天鬥，與地鬥，其樂無窮」，但他這個念念不忘階級鬥爭的人幾乎讓林彪得手，文革後不少內地作家探討箇中之謎。一般的說法，是林彪「當面喊萬歲，背後下毒手」，也有人說以毛的精明，不可能會看不穿林彪的伎倆。

　中共治政 信與用

　然而現實往往就是如此，毛澤東信膺的是政治的林彪而不是人格的林彪。政治上，林彪擺出的是與毛澤東推心置腹態勢，毛與十大元帥排名比林彪還高一位的彭德懷惡鬥，林彪沒有表態，這就幫了毛一把，把彭老總鬥垮鬥臭而毫無忌憚。這種建基於共同鬥倒敵人的「信」，並無堅實道德及信念基礎，充其量是各自追求的政治利益把二人拉在一起。到了林彪想當國家主席，觸犯毛皇帝禁忌，二人見利忘「信」，注定他倆之中得死一個的悲劇收場。

　至於以「用」治政，在一段相當長時期是中共的方針，周恩來之於毛澤東是「用」大於「信」，鄧小平七十年代初一度復出也是「用」多於「信」。但周恩來鄧小平從來不是毛澤東心目中的接班人，這是用而不信的表徵。文革甫爆發，毛對周鄧的不信任馬上浮現，鄧被批鬥為「中國第二號走資派」、「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至於對周恩來，毛澤東更是又食又拎，既要周為將近破產的國民經濟賣命，卻又常明的暗的捅周一刀。周恩來晚年常鬱鬱寡歡，便是因為老毛發動「批林批孔批周公批大儒」，周天天公開自我檢查，老毛卻在同一時間找來上海的王洪文當中共中央副主席。

　對於香港，北京是「信」和「用」交叉運用，董建華是「信」而曾蔭權是「用」。北京要玩兩面刀有它的自由，本來，「信」與「用」應該是無條件的，但最後對董建華失去「信」，對曾蔭權的「用」也可能所餘不多。曹二寶文章的出現時機很有探討的必要，雖然有說是曹二寶的文章很坦白，也有說曹二寶的講法僅是學術討論，可現實是中央黨校的報紙不是學術期刊而曹二寶也不是身兼教職中聯辦官員。香港社會對政治的認識無疑是粗淺了一些，也不太懂中國四千年歷史中的縱橫捭闔，這些都要學，但都需要巨大的社會和政治成本，際此金融海嘯加上惡疫襲境，不是自己分心更不是讓人分化的時候。

　前面提到的「萬戶蕭疏鬼唱歌」，出處是毛澤東一九五八年的〈送瘟神〉。不以人廢詩，老毛有些舊體詩是不錯的，放在今天的香港，無論從社會還是政治情境而論，都合用。

　讀六月三十日《人民日報》，余江縣消滅了血絲蟲。浮想聯翩，夜不能寐。微風拂曉，旭日臨窗，遙望南天，欣然命筆。

　綠水青山枉自多，華佗無奈小蟲何！

　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萬里，巡天遙看一千河。

　牛郎欲問瘟神事，一樣悲歡逐逝波。

　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

　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意化為橋。

　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三河鐵臂搖。

　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

　文 安 裕

天安門母親： 只要不死都會堅持

20 年前一陣突如其來的槍聲，奪走了她們年輕兒女鮮活的生命，打碎了她們原本幸福的家庭，並一直折磨她們的身心直至今天。六四遇難者家屬組織「天安門母親」的數名成員，近日向本報再度訴說當年觸目驚心的經歷，重新咀嚼痛苦，意在提醒世人不要遺忘、繼續抗爭。她們娓娓訴說中，處處展現中國女性柔中帶剛的一面，她們把仇恨的種子深埋心中，在悲痛過後仍然擔起相夫教子、縫衣煮飯的母親職責，卻同時不忘自己亦身為鬥士，只要一息尚存，便會堅持到底。文、圖：明報記者「女人（哭）這個本事，我沒有。」今年69 歲、滿頭銀髮的譚淑琴端坐在記者面前，一身牛仔服、挎着腰包，一副幹練的樣子。其他受訪者講起過去時，往往禁不住哽咽落淚，譚淑琴一直神情嚴肅，但見她並無任何悲傷神色，卻是一字一頓地說： 「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君子報仇，十年不晚。」譚淑琴的大女兒奚桂茹遇難時25 歲，她與弟弟一起經過復興門附近時肩部中彈，由於是「炸子兒」（擊中目標後會爆炸的子彈），奚桂茹胸前一片血肉模糊，因大動脈出血過多失救。譚淑琴說，當時人民醫院開具的死亡證上寫的是「流血過多」，在她再三堅持之下才改成「槍傷」。「我一直尊重和相信共產黨，但沒想到我孩子死在共產黨手上。」從此之後，仇恨的種子便永遠種在譚淑琴的心裏，逢年過節時，別人家的女兒回娘家探望母親，她的女兒卻永遠不再

回來了……

自幼喪母的譚淑琴十分堅強，事發後未流過一滴眼淚。1989 年9 月，她離開原來任職的展覽館，自己開了一家服裝店， 「我當時如果瘋了、傻了，就沒辦法等到機會去找途徑來解決這個問題，那就等於全完了，我要保住自己，就是想等待。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這個事自有後人評論，我們好做個證明。」抱着這種心態，她的服裝店一開便是6 年，之後又幫兒子打理餐館，但要為女兒討回公道的念頭一直不滅。

譚淑琴還提到一件事：當年曾有一輛軍車駛上她店前的空地， 「你下去！」她指着軍車大喝，軍車司機表示要借地掉頭， 「我這兒不許掉！你叫鄧小平來了，我這兒也不許掉！」軍車唯有離去。譚淑琴說，當時一見到軍車就「氣不打一處來」（形容氣得厲害），見到車上坐着的士兵就想到開槍的情景。

奚桂茹死時留下年僅1 歲3 個月的兒子，尚未斷奶，後來丈夫王琳續弦，卻一直向孩子隱瞞生母身世。譚淑琴說， 「一直對這孩子寄託着希望。雖然自己心裏難受，可是我從來沒對那外孫說過」。她原本計劃在外孫大學畢業、有一定閱歷後告知他真相，但在2006年時，外孫讀到高三，有同學嘲笑他媽媽不是親生的，他知道後成績一落千丈。

譚淑琴見瞞不下去，便把外孫叫到跟前，拿出當年的照片，告知其生母叫奚桂茹，但仍未敢對孩子描述她被槍殺的情景，只是教他要以學業為重，且要善待從兩歲起照顧他的繼母。

現時外孫已經讀到大三，明年便畢業。譚淑琴說，屆時會與孩子的父親和養母一起對他講出真相，並會教他如何正確看待。她認為，孩子不能像她一樣只有仇恨，怕他一旦知道真相後難以理解，一時情緒波動、處事不妥當，影響到未來的學業和工作， 「有些『擰』（頑固）的孩子不為共產黨效勞，實際上我們不針對共產黨」。

領導人沒魄力膽量承擔

「這不光是母子親情問題，而是政府怎樣對待老百姓的問題。」譚淑琴認為，六四事件應該由當時的上層領導負責任，現在的領導人沒有魄力和膽量去承擔，一直不能正視問題。她說，至少應該能讓人公開評價前任的功過， 「想當初，秦檜還讓後人來評論，他是奸臣就是奸臣，他是明君就是明君」。

去年底， 「天安門母親」發起人之一張先玲找到譚淑琴，由於譚的老伴患有腦血栓後遺症，不能再受刺激，譚淑琴便瞞着家人出來與其他遇難者家屬相聚。

她每天早晨5 點多起牀，照顧老伴吃藥、為家人煮早餐等；雖然家務繁忙，她每日仍留一小時讀書，主要閱讀青少年教育的書， 「我有好幾本書，我要看看怎麽教孩子先做人後做事」。








Re：給讀者Lam 的六四書單

Dear Editor,有見近年來新聞，關於80 後及90 年代出生的青年人，對六四事件都存有與事實不符的看法。請問你們可否在《星期日生活》裏介紹一些有關六四的書籍？其實本人對六四事件的認知亦是甚微。希望可以再作深一點的認知。

Thanks,Lam

天安門母親運動陳旭芬：

1.《八九民運》教材套（2006 年）（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香港基督徒學會聯合印製）2.《制止政府逃責——從阿根廷白頭巾運動到中國天安門母親運動》（2002 年）（天安門母親運動編輯）3. 丁子霖「六四」受難者名冊（丁子霖）

馬國明：

由於中國政府的政治鎮壓，人民無法知道全部的真相，也由於不能夠有全面的了解，可以說，沒有一部好的關於六四的書。如果要讀，可讀事件發生後寫及第一手報道的書，包括由多位香港律師為數近50 位目擊者做見證的《六四見證》（The Eyes have it），和由曾駐北京及香港的CNN 記者Mike Chinoy 寫的《China Live》。

朱耀明牧師：

我自己20 年前自五一九頒布戒嚴令後一直投入事件，5 月底至6 月3 日更身在北京，親眼見證並親身支援一場愛國運動，事後也參與接待和救援流亡的民運人士，所以我沒有多看關於六四的書。對年輕人來說，我認為可看一些附有解說的相片集，如《悲壯的民運——最和平開始、最血腥結束》（明報出版社，89年6 月出版），可能最簡單直接。

公園仔：

尋找史料，應該要找第一手，建議先去公共圖書館，找當日的《文匯報》那個開天窗的頭版來看看。

現在的年輕人沒有經歷過六四，就像我沒有親身經歷過文革，我們都是道聽塗說。我親耳聽過我認識的Lolita 小妹妹說，她以為文革就是六四。曾特首也以為口誅筆伐就叫做「文革式批鬥」。一名中產會計師也說，我們現在是「文革式批鬥」港大的陳一諤同學。其實真正的文革批鬥，不會是口誅筆伐那樣和諧，是充滿着肢體暴力、身心虐待和人性出賣。

六四第一手讀物香港不缺，至於文革的，我推介嚴家其與高皋合著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增訂版。現在掌握着這個國家最大權力和影響力的壯年人，都是在文革中活過來的人。如章詒和的文人學者可以寫自家文革史賺人熱淚，嚴氏夫婦的蒐集民間史料寫成，當中卻有百姓蒼生的故事。我讀此書的時候，六四剛過，年紀比陳一諤同學還要小一點，嚴氏兩人已流亡海外。讀完此書，得出的結論不是當權的還是反動的，什麼的要付上多少百分比的責任，而是深深體會到，在缺乏反對派制衡（也不要癡說反對黨了）的政權下，推動着悲劇的，不單只是昏君和貪官，而是有你有我的平民百姓。

王雅雋：

我初到香港後，自己在YouTube 上找《天安門》（1995， Carma Hinton &Richard Gordon: The Gate of HeavenlyPeace）來看。原來對於那場事件我只是模糊地覺得「那是一群熱血沸騰的年輕人為理想做了一些激烈的事」，既有點好奇又有點崇拜；看完紀錄片以後，我的心就變得更加冷漠現實，想： 「還是頭腦冷靜點，站開些，不要被人利用了才好。」這片子在大陸被禁實在荒唐，我看了不是得出個政府喜歡的態度來了嗎？

後來我偶然結識了一位當時在天安門參加了那場事件的外國人，她那時在北大，因那事件被北京當局遣返回國。由於她與幾個核心人物比較接近，又是作為活躍分子參與其中，對那場事件很有些經歷和反思。我從她處聽說了一些橋段，也印證了紀錄片裏的一些觀點。心情相當沮喪，不為別的，為的是為什麼每當我多知道一點關於那場事件的事情，心裏就會冒出一句麥兜校長的拖長音： 「冇得搞啦！」不過歸根結柢，作為一個從小沒有受過什麼民主教育，並且仍然持一本中國護照的80 後人，每當遇到這種討論我就覺得自己「先天不足，後天失調」——既不懂說，亦不敢說。我父母自我來香港起就時時提醒我「不要在外面亂說話」，而我朋輩的各式「憤青」只讓我覺得他們懶惰——人云亦云何嘗不是一種「亂說話」。

結果我就變得更加無話可說了。

沈旭暉：

Dingxin Zhao, The Power of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中譯趙鼎新，國家．社會關係與八九北京學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7）這是嚴謹的學術著作，作者趙鼎新是六四後冒起的華人學者，原來是昆蟲學博士，正是受六四事件影響才轉行，再念社會學博士，現任教於芝加哥大學，並為英文學術期刊《當代中國》主編，學術成就驕人。全書的核心問題，是「為什麼雖然大部分學運積極分子、知識精英和政府領導人，都努力在抗議者和政府之間尋求一個妥協之策，但運動最終卻以悲劇收場」。

他的解釋是使用「國家．社會關係理論」，集中探討中國威權政體下，國家與學運的互動模式、運動的動員結構、運動參與者的話語權、以及媒體和輿論的角色，超越了只強調高層權力鬥爭或歸咎學生領袖為「逃兵」等見樹不見林的視角，建議陳一諤同學閱讀。

喜歡阿叔需要理由嗎

阿叔林尚義走了，喜歡足球的人無不悲痛。為何大家都喜歡阿叔？不同人會說出一萬個不同的理由，什麼風趣幽默，敢於批評，諸如此類，但喜歡阿叔有必要找一個深奧萬分的理由嗎？有需要什麼高深莫測的社會學傳媒理論建講分析嗎？阿叔陪伴着每一個熱愛足球的人長大，沒有了他， 「講波佬界」總是欠了點什麼……

所有人都有自己的斷背山，所有球迷都有自己對阿叔的印象，哪有權威可言。我這等七十世代，對阿叔的印象，就是八九十年代的。以前的阿叔，交由《星期日生活》的其他的阿叔去代言好了。

一錘定音的權力

在第一本分析香港足球現象的書《我們的足球場》中，有作者指出，在資訊還不那麼發達的七八十年代，球迷們無法知悉第一手的足球資訊，擁有資訊詮釋權的「講波佬」及足球雜誌編輯們，就擁有了為足球風格及分析一錘定音的權力，因此巴西是有前無後西德是工整計算荷蘭是全能足球十上十落，就是在這時候被灌入球迷的腦海。在這個七八十年代，買不到票入大球場的我，周日下午路過街邊大排檔，總聽到阿叔的聲音。這個年代，是阿叔與蔡文堅在商業電台的年代，是南華精工寶路華的年代，是胡國雄邦迪大戰南華門將黃文財的年代，是陳發枝在省港盃倒掛金鈎的年代，是剛剛冒起的山

度士的年代……

電視轉播外國足球的年代來了，阿叔開始在亞視（還是麗的？）出現，每周講述西德足球聯賽。在我們心中，阿叔是口水花四濺的講波佬一名，而奠定阿叔講波地位的，也許是無綫與亞視之爭。

九○年世界盃，無綫亞視同時轉播，按慣性收視來說，無綫哪有落敗之理，但亞視奇兵突出，以阿叔講波再配以名嘴黃霑自稱執波仔扮無知，收視幾與無綫平分春色，重創對手的收視霸權，在公眾心中，阿叔講波的號召力無人出其右。後來無綫重金禮聘阿叔過檔，從此每周球迷世界就見到阿叔以台柱身分，坐在蔡育瑜與鍾志光中間。

後來從老爸口中才知道，他以前也踢波的，仲踢過國家隊！什麼國家隊？香港哪有什麼國家隊？原來當年香港球員會代表中華民國出賽，阿叔代表的，是青天白日滿地紅。

「細路，等我教精你」的權威阿叔有的，就是這種權威，紅褲子出身，身經百戰，講波的，誰有這個地位，誰可說出「細路，等我教精你」這種分量的話。九八年世界盃，芳齡廿二的碧咸一腳踢跌阿根廷的施蒙尼，領紅出場，賽後無綫錄影廠個個面如死灰，在座的足球界名人還有郭家明陳譚新蔡育瑜余錦基，但有資格評論在重要比賽中領紅牌出場的，只有阿叔。

原來當年阿叔一九五八年代表中華民國在亞運足球金牌決賽大戰韓國，結果阿叔領紅牌被趕出場，幸好最終奪冠而回。「決賽領紅，終身難忘」，是一句平平淡淡的話，但由阿叔口中說出，分量無比的重。四年後碧咸再戰阿根廷，一腳十二碼射死施蒙尼，碧咸扯着球衣向天狂叫，四年的鬱結，一吐而空。今天的講波佬，鮮有紅褲子出身，即使曾是足球員也不是什麼經典主將，個個狂上網鬥噏無謂資料，阿叔靠的，是老江湖的判斷。

不記得什麼時候，阿叔評述一場荷蘭對不知什麼球隊的世界盃比賽，荷蘭的左翼萊爾只有死左腳，右腳尤如生蟲，但每每卻愛扭入中路以右腳施射，阿叔全場由他開始扭波未起腳射門就狂插他「唔掂」，結果萊爾不是撻Ｑ抄飛機就是射向守門員心口，與今天扮晒中立呢隊唔錯嗰個又幾好的講波佬相比，這是另一個層次。

阿叔熱愛德國，德國九四年世界盃被保加利亞八強踢出局，心碎的阿叔低着頭說「這不是真正的德國」，這種熱情，球迷是尊重的；阿叔為着球證執法水平，與陳譚新郭家明爭拗至面紅耳赤，球迷是喜愛的；阿叔愛煙，在鏡頭前拿起香煙就點的一幕，球迷是記得的；拍《古惑仔》電影的阿叔，瘋狂爆笑，真正的古惑仔也會受落，阿叔的生活是多姿多采的。

我這等小輩，哪有資格評價阿叔的一生，聽友人說，一個人熱愛自己的工作，認真對待自己的工作，敬業樂業，最終是會獲得別人尊敬的。我似乎聽

懂了些什麼……

文伍瑞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