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 & MJ

安裕
2009年6月28日

美國嬰兒潮世代上星期四頓失所依，短短五個鐘頭，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兩個icon花拉科茜和米高積遜遽爾離世。新聞片裏透視出來的是發自內心的深深哀傷，然而就是這一女一男，陪伴了幾百萬嬰兒潮走過後越戰創傷和黑人改稱為非洲裔美國人的歷程。沒有花拉和MJ，美國人民也許在那二十年間不知應該如何自處，更說不上何去何從。

論在美國藝壇的地位，花拉科茜和MJ是兩個截然不同班次，花拉出道時是電視片集演員，就算後來升級，也只是電視電影（TV Movie）這一層次，MJ則是全球演藝天王，說到虛的地位實的收入，MJ都是先於花拉。不過，論到對美國社會的影響卻不相伯仲，花拉乘着《神探俏嬌娃》這類B級製作出道時，美國正值越戰後期的痛苦時刻——大軍在中南半島戰場節節敗退，每天晚上全國電視新聞播放的都是一臉血污的叢林裏的大兵。美軍跌退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首次敗陣，石油危機拖垮了美國汽車工業，這刻的美國是「唧都唔笑」。

一九七六年面世的《神探俏嬌娃》這類片種在當時說不上新鮮，其實很大程度是占士邦片種的翻版——科技、美女、打鬥、幾句插科打諢，在此之前，一套英國攝製卻在美國上映的類似片集《冒險者》（Avenger）也很風行。不同的是，《冒險者》賣的是英國式的幽默，而《神探俏嬌娃》則是明刀明槍的美式美女。《神探俏嬌娃》的內容早已家傳戶曉，那是三個美女神探遇神殺神見佛殺佛的一小時劇集，不過，因着三個美女中的花拉科茜，從而在根本上扭轉這部劇的命運，也為美國人在越戰自憐自傷上補上清涼的一帖解藥。





天真而不傻

花拉出身盛產美女的得克薩斯州，金頭髮是美國寵兒的必須，一口整齊燦白的牙齒讓人感到既健康又性感。美國人看女孩有其一套標準，身材高度膚色之類俱無足道哉，關鍵是便是innocency，這字很難譯得精準，如果允許可以累贅一點解說，這就是既天真卻不能像傻瓜，善解人意但不可太世故。花拉在片集裏出來的形象便是如此，這使得美國人從「金髮女郎頭腦欠佳」的傳統認知裏跳出來，人人每星期二晚上安坐家中，收看美國廣播公司（ABC）製作的這齣劇。

花拉的笑容融解了越南大敗的傷痛，美國人迅速進入花拉時代，她那張著名的海報成為每個進入發情期男孩房間的必需品，一千二百萬張的銷量不是蓋的。更讓越戰回來鐵漢郎心雪融的是，花拉下嫁演員李美佐斯，她的名字跟別的已婚女演員不一樣，馬上從Farrah Fawcett變成Farrah Fawcett-Majors。女孩出嫁後改冠夫姓在美國是習俗，但女演員嫁人後通常是行不改姓，花拉此一改變卻牢牢抓着美國人的心。與其說這是異數，毋寧說這是源於戰後創傷治療的母性因素也許更恰當。

MJ則是從根本上改變了美國黑人演藝文化的先鋒。美國黑人從藝早已有之，但絕大多收是在爵士及騷靈音樂稱王，要在流行樂範疇稱霸比較罕有。MJ成長後開始走紅時，美國社會仍說不上完全可以接受黑人在某一領域獨領風騷，間中在白人至上的範疇出了一個黑人冠軍，美國白人社會是把這當作發現野人的態勢來處理的。也許會有人說我這樣講是言重了，因為美國早在六十年代就通過《民權法案》，不過，事實是誰都知道那是一道玻璃天花板，白人有白人自己的地頭，像網球壇，就算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出成績的還是白人佔極多數，黑人只有一個Arthur Ashe，一九七五年他拿下溫布頓男單冠軍，傳媒的報道直讓讀者覺得那是在羅斯韋爾發現外星人屍體那種况味。

美國是一個充斥各式政治論述的社會，種族問題到今天依然是全國議題，奧巴馬競選美國總統的過程裏，黑白因素是到了投票前夕仍讓民主黨一步一驚心的死亡之吻。我們現在說的是二○○八年大選，MJ衝破藩籬已是四分一世紀前的舊事，當黑人還被視為打籃球打得好是因着「天賦」，黑人唱歌唱得出色也是因着「天賦」，這種潛藏的歧視無視了黑人運動員藝人在後天的不懈努力。MJ難能可貴之處，是他和白人黃種人一樣都是尋常百姓，但是經過刻苦練習後，終於技術擊倒所有批評。





替黑人打開大門

MJ以一人之力開創性地把白人歌手多年來沿襲的空間擴大，容讓更多黑人藝人進入，這是人們在MJ去世後仍然念茲在茲的巨大功蹟。緊閉的大門由此而開，這才湧現年輕一代的黑人天后Whitney Houston，一九八五年，她的首張專輯Whitney Houston甫經推出，馬上成為歷史上最暢銷的女歌手專輯。加上當時日本 新力電器的Walkman大行其道，MJ充滿激情的音樂成為所有樂迷的私人耳膜享受，錄音帶不再像唱片那樣要笨重的唱片機播放，一人一盒各取所需，錄音帶在錄播技術革命後暢量攀上高峰。

美國在八十年代進入越戰傷痕後期，社會開始重滌心靈，一種種新價值如貫注入，黑人不再是nigger，而是非洲裔美國人African American，這種叫法並不新穎，早於十八世紀已有提及，但是在八十年代的African American則是帶着另一重意義，便是黑人不怯於通報我是來自非洲。這種猶如幼蟲化蝶的深遠心路歷程，是經歷百年的打壓——反彈——打壓——反彈而重生，美國廣大的有色人種對此是銘感五中的。於美國社會發展而言，這其中必然有着社會自我調適下創立的嶄新認知，但不能抹煞的是，美國社會實是在各個範疇黑人顯露頭角下被迫調整。

然而，習非成是的社會規範（norm）是巨大並且恐怖的，MJ人到中年以漂白皮膚成為舉世話題，局外人對此無從得知其中關係。不過，作為一個黑人的殿堂級歌手，不斷漂白皮膚以至幾乎變成白人，到底MJ此舉是因為個人美容，抑或是他在個人內心延綿五十年的黑白交戰裏終於敗下陣來，不可考。老實說，對三億美國人民而言，MJ的膚色到底是黑是白毫不重要，人們重視的只是他的超凡演藝造詣。從MJ去世後的舉世同泫可以看到，膚色從來不是議題，可惜，他並不知道。

我的祖國

文 安裕
2009-06-28

劉曉波以言入罪被拘捕那天夜裡，我想起了一九四六年被國民黨反動政權暗殺的聞一多。有線電視新聞片里劉曉波與聞一多有幾分相似：架著眼鏡的清臞臉孔說起話來理性從容，但這些鏡頭卻不知怎地令電視機前的人忽然眼圈通紅喉嚨微顫激動起來。

六十年前，中國人民在漫天風雨待黎明的時刻迎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以為加諸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從此扔進歷史垃圾堆。可是一甲子後原來這些期待俱是鏡花水月一場空，中華人民共和國走上了中華民國的老路，把那套打壓訛詐威逼利誘統統學齊，而且還耍得青出於藍還勝于藍。

這就是我的祖國。

中共要抓的人不少，但對一貫理性說不上是行動派的劉曉波也來這一手，在今天大國崛起得連強悍的希拉里佩洛西都必恭必敬向北京推銷美債講中美友好的時刻，在今天中國不但可以說不而且還能說老子不高興的日子，實在難以讓人理解。按理說，劉曉波不過是一介書生，說幾句不中聽的話算得什麼，卻在去年底給關起來調查，半年後說他幹犯煽動顛覆罪，看樣子不坐幾年也難以放出來。

怕知識分子國共如一

中國的當權者是懼怕知識分子的，不必說到嬴政焚書坑儒那麼遠，北伐之後的中國國民黨便是近代史誅戮知識分子的先行者。和今天的中共極其相似的是，國民黨下手從不顧忌，一九四六年，國民黨在大陸已見大江東去徵兆，他們還是想箝制悠悠之口，民主人士李公樸在西南聯大聚會上朗誦《不要讓勝利沖昏頭腦》的新詩，呼籲給在戰後重生的中國人民更多民主： 「不要讓勝利沖昏了頭腦，團結的障礙多得很，民主的暗礁更不少，讓我們抓緊時機，打定主意，把民主和平的呼聲高唱入雲霄。」國民黨對李公樸的呼聲不僅置若罔聞，並且橫施毒手。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殺手朝李公樸連開三槍，延至翌日不治。七月十五日，雲南大學舉行紀念會，學者聞一多拍案而起， 「這幾天，大家曉得，在昆明發生了歷史上最卑鄙最無恥的事情！李先生究竟犯了什麼罪，要遭這樣的毒手？他只不過用筆寫寫文章，用嘴說真話。他所寫的、說的，都無非是一個沒有失掉良心的中國人的話！」同日下午，聞一多由兒子陪伴回家，快要走到家門口時，幾個特務竄出來朝他連開數槍。聞一多頭部中彈，兒子撲在父親身上喊道： 「你們不要打他，打我吧！」聞一多再中數槍，死時年僅四十七歲。

四十年代中共得道多助，民主人士對毛朱企望甚殷，毛澤東深諳統戰之道，也看到對李聞二人的滅口之舉是國民黨垂死反撲，在致聞家的唁電中，毛是這樣寫的： 「驚悉聞一多先生遇害，至深悲悼。先生為民主而奮鬥，不屈不撓，可敬可佩。今遭姦毒手，全國志士必將繼先生遺志，再接再厲，務使民主事業先抵于成。」周恩來的唁電則是， 「心不死，志不絕，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殺人者終必覆滅」。

果不其然，三年之後，國民黨失道寡助，蔣介石遠走台北草山，終其餘生而不得返。一九四九年後，海峽兩岸各走一邊，毛澤東有蘇聯奧援，蔣介石有美國撐腰，五十年初兩邊倒也有一點點鮮活之氣。詎料五十年代末，毛澤東發起反右運動，為長達二十年的政治災難揭開帷幔；台北則克難興邦，在冷戰圍牆腳下構建成一個偏安江左小朝廷。當年對李公樸聞一多遇害義憤填膺的毛澤東，此時不再顧忌，二十年前追求民主的知識分子成為中共獨裁政權的絆腳石，一九六二年，中共八大舉行期間，毛澤東公開說「用寫小說來反黨反人民，這是一大發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不論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一道暗紅逆流，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竄動蔓延。

新威權主權借屍還魂

海峽那邊也不見得民主開明，七八十年代台灣仍處於報禁黨禁時代，經濟卻出現遷台後的最大飛躍。同一時間，台灣中產階級崛起，民主訴求強烈，蔣家父子卻處處壓制， 此時台灣有人開始提出新權威主義（New Authoritarianism）之說，說亞洲的南韓新加坡菲律賓以及美洲獨裁國家，政治雖然封閉，經濟卻欣欣向榮，認為只有在這樣的政體下，經濟賦予最大自由度，才是台灣的出路，雲雲。

八十年代，新權威主義在台灣有其巿場，想不到今天新權威主義在海峽這一邊也借屍還魂復活，中共和二十年前的國民黨一樣的打壓異見人士，一樣的倡議經濟發展是社會目標。最吊詭的是，連流亡海外民運人士回大陸探親或「投案自首」，北京出動警力在機場堵截，與那年頭台北桃園機場三天兩頭上演的拒絕回鄉活劇竟如出一轍。對境內異見力量，台灣當年是嚴加打壓，反對派領袖施明德一口牙齒更是一顆顆硬生拔清光，而中共則是夏之六四，秋之十一，一年兩度，異見人士俱嚴密監視，寸步難行。

從國民黨到共產黨，在野之時好話說盡，追求民主長掛嘴邊，在朝之時卻是力拒民主打壓異見。這一點，這對難兄難弟不謀而合，所不同的，是台灣在這條獨裁——民主的道路上，還不至於沒有制衡，美國國會內的民主黨議員，在譴責台灣反民主之事上出力甚多；匪夷所思的是，當年中共亦有加入批判國民黨獨裁行列，這無疑是因著「敵人的敵人便是朋友」的邏輯，香港一些獲得中共資金支持的刊物，七十年代對呂秀蓮黃信介施明德等黨外人士都有極高的評價。可是，如今中共對異見人士的強力行動，卻因著各國諸多忌憚而罕見置喙。

世襲壟斷反民主

政治是現實的，八十年代美國民主黨支持台灣在野派，與政治捐獻之後的回報有極大幹系，況且，把本土爭取民主運動與外國掛鈎也是過於胡塗。可是，劉曉波與外國政府無涉（若有的話，控罪就不只顛覆煽動這一條）；他長期在北京，客觀上沒有了通訊自由（誰會相信劉的通訊無人監聽）；新華社說劉曉波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稍諳國情的都知道這是笑話），今天的中共哪還有社會主義，有的只是封建主義下的世襲、是資本主義下的壟斷、是一九四九年前的國民黨反動派的反民主本質。聞一多李公樸魯迅這些解放前的民主人士也許幸運的：他們去世時，中共還沒有像今天那樣的變質，還不至於反動得像當年的國民黨。

MBA沒教的治港方略

正生書院對我來說是隔着一張白報紙一重大氣電波的遙遠。殘留的記憶裏，最近一次去梅窩已是上世紀的事，至於正生書院，只是在有線電視的宗教頻道看過它的幾集紀錄片；其中一集講到書院學生要去美國參加活動，出發前的忐忑和到埗後的雀躍充斥在三十分鐘長的片子裏。

一所生機蓬勃的學校成為城巿話題，不光是由於同學在噓聲中黯然落淚引發的同情與支持，而是人們潛意識對特區政府的MBA 治港意識型態的強烈反彈。這些年來，「資源」、「分配」、「平衡」三個單詞籠罩特區上空，所有社會爭論莫不與這三詞有着切肉不離皮的緊密關連，彷彿，只要用好這三個冷漠的單詞，香港就能治理好。文安裕我沒有做過調查，不知道特區政府裏有多少官員念過MBA，但只要從政府政策的根本構思來看，沒有一點MBA 底子，是做不出這些大政規劃和巿政安排的。在工商管理角度而言，正生書院是一個只要用需求和供應曲線便能說清楚的問題，也是一個只要用行政管理理論就能處理掉的教育政策問題，這些都在書本裏講得一清二楚，你要多少案例都可以。可是，正如八十年代在美國風行一時What They Don't TeachYou at Harvard Business School書名那樣，有些事是不能用冷冰冰的政策和貌似客觀的數字說清楚的。

無人性管理下場悲哀

任何一個大城巿，如果沒有管理，或會可能出現財政或行政紊亂；但倘若欠缺人性化的管理，財政和行政管得再好，這城極其量是過客吃喝睡撒的小棧，而不是有着每個人生活成長經歷的my home。不要以為my home 是形而上的概念，一個城巿的機能絕對不止於功能性效用；光有這種機能而無人性化管理的城巿，下場是令人感到悲哀的。上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美國太空事業如日方中，得州的休斯敦是太空總署指揮中心所在地，幾乎全世界念空氣動力和化學工程的畢業生都能在這裏找到校友。但當美國政府下令暫停太空計劃，休斯敦的功能馬上窒息，人人都趕着離開，有人在休斯敦的高速公路出口掛上大紙牌，「最後離開本城的請關上電燈」。

持份者算老幾？

這個故事後來被大量引用，不同的是城巿名字由休斯敦改為別的。香港雖然還不至於是另一個休斯敦，但我們肯定不是一家由MBA 管理的公司，七百萬人也決不是這家公司的員工；以一個近年用得極濫而迹近爛的名詞形容，我們都是「持份者」。可是持份者在便宜行事的施政者眼中是呼之則來揮之則去，今天特區見得最多是以持份之名實行政治綁架，像西九最初的諮詢，官員說所有人都是持份者，云云，其實誰都知道民意在那一刻被人脅持了；當特區批出數碼港的另一刻，七百萬持份者都沒有適當諮詢，持份者到底在精英心目中是老幾？

管人不是管盤數

世界級大城巿的行政長官很多沒有MBA，就是有的話，他們也絕不敢隨便動用課堂學回來的理論，因為他們知道管的不是一盤數而是一群有血有肉的人民；掌握不了民間脈動，不能和民間同呼吸共命運，那盤帳如何出色長年見黑，這巿長一定不會幹得長久，為的是大城巿有其氣派，人文色彩斑爛得就像一本明朝青花瓷專集那樣典雅，絕不容許庸俗。倫敦四百年前已是名城，當今巿長Boris Johnson 穿西裝騎單車上班，社會形象是環保有活力；天下第一城紐約的巿長Michael Bloomberg 富可敵國，卻在最往錢看的紐約堅決只收年薪一美元； 再前一點， 前倫敦巿長KenLivingstone 天天搭地鐵辦公，前紐約巿長Ed Koch 饞嘴形象夠他從一九七八年做到一九九一年。中共治下的中國夠硬邦邦的了，建政後北京上海巿長都由元帥擔任，北京是葉劍英，上海是陳毅，二人在中共裏都是儒將，陳毅還懂得寫些舊體詩。要硬，林彪彭德懷是戰功赫赫一代名將，毛澤東卻把他們都留在軍營。

四個洋人裏， Michael Bloomberg 是哈佛MBA，Boris Johnson 在牛津念的是古典文學，Ken Livingstone是教師，Ed Koch 在紐約大學讀法律。這裏不是鼓吹MBA 無用論，不過，香港曾經有一段時間被人說是「紐倫港」的成分之一，也就是說，三者之間有着某種同質性。不妨看看紐約和倫敦的管理，再看它們的巿政面貌，紐約第五大道Fifth Avenue 買熱狗售假表小販滿街是， 從沒有人抄牌趕走； 倫敦TrafalgarSquare 白鴿滿天飛，也不見農林官員說要全殺清來防止流感；北京更不至於把街上賣冰糖葫蘆的全趕到郊區。一個城巿的寬大空間，不單是數算有多少幢摩天大樓，而在於在高度現代和平民社會之間如何錯落有致。

香港是世界城巿是毋容置疑，但仍然和世界級城巿差那小小的一步。這些差距不是因為種族或地緣因素，而是管理哲學和思考方法歧異之故。也許有人反駁，說是不是要所有事都馬虎拉扯才算是一個世界級城巿，對於這些爭辯，我想起紐約曼哈頓建拘留中心的故事——Manhattan Detention Complex 就在地價高昂的唐人街旁邊，距離華爾街不到十分鐘腳程，為了這五百人的高度設防中心，光是聽證會就開了幾十場，從舊址拆卸到新廈落成，前後十六年，一點也不是但。

治大國若烹小鮮

我無意挑戰特區官員的智慧，不過，每次看到大官緊皺眉頭以煞有介事的口脗說「資源」、「分配」、「平衡」，我想到的是「治大國若烹小鮮」，美國總統列根在國情咨文裏也引述這句話——說這話的人是老子，他是兩千多年前的人。

悼念的是盧武鉉律師

文安裕

初到南韓是一九八六年的夏秋之間，那是首爾還是叫漢城的年代，甫從金浦機場出來，朋友把我領到城東區杏堂洞的漢陽大學找人。

雖是暑假，可校園裏滿是瀰漫着揮之不去的催淚氣體，走了十幾分鐘已經兩眼通紅，呼吸道像是被戳着似的吞咽困難。

二○○五年五月重訪舊地，卻再也找不着那股芥辣味；過後兩天轉到慶州，一天晚上，在旅館那小小電視上看了半夜的光州事件紀念特輯。

兩星期前，南韓五十萬人踏着沉重步伐上街悼念自殺身亡的前總統盧武鉉，電視上看到那些四十出頭民眾的悲戚臉容，我相信，這是他們人生裏的最重要的一次告別。這並不是認為盧武鉉應該從涉貪罪中得到開脫，而是南韓好不容易從軍政特獨裁年代粲然重獲新生，卻又宿命地再次掉進昔日的窠臼；五十萬人悼念的是八十年代法庭上與貪污總統全斗煥針鋒相對的盧武鉉律師，不是涉貪六百萬美元的盧武鉉總統。

南韓走過的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奇地相似，都是從舊殖民╱半封建時代脫轉出來卓然成國；五十年代，南韓解散日治年代財閥，用政府說了算的橫蠻做法，把企業判給新興的本地企業家，中國在八十年代改革開放時，同樣是把國營企業胡亂從公有化轉為股份制，平白便宜了一批王親國戚。南韓經濟改革後，民主訴求四起，獨裁政府出動軍隊血腥鎮壓，一九八○年，特種部隊在美國默許下開進光州恣意屠殺，中國則是在一九八九年出動坦克屠殺北京城的示威民眾。不過，南韓是在光州事件七年後，總統盧泰愚在給受害者家屬的公開信中，認同「光州事件應被視為民主化過程的一部分」；中國則是到六四鎮壓二十年後的今天仍拒不認錯。當然，如果我要把香港那幫欲蓋彌彰替中共敲邊鼓的食客也揪出來的話，南韓人民的大徹大悟，遠比香港那票人來得令人欽佩。

貪污特權

因着日治時代的殘餘，早年南韓社會上層結構主要是昔日的特權壟斷階級。六十年代，南韓發展重工產業，政府介入之下，銀行對一些企業實施專款貸出，催谷了一批超大型企業，而這些企業的主事人，極多本來就是政府官員或軍頭，不過是換了名堂脫下軍服到辦公室上班而已；南韓人民雖說脫離日治，一轉身卻倒在另一批特權階級手上。

貪污特權的黑日子延綿不去，七十年代，南韓青年詩人金芝河寫了一首轟動全國的《五賊詩》，借用二十世紀初李朝末年五個大臣屈服於日本的歷史事件，諷刺朴正熙政府昏庸無道。金芝河以新五賊寓意現代社會的五大惡族，說五個大賊在富人居住的漢城東冰庫洞密謀作案，五賊商議之後，更服易容，以財閥、國會議員、高級公務員、高級軍官和部長身分出現社會，實行竊國賊計。金芝河這首長詩甫在雜誌刊行，馬上一紙風行，人們追讀再三：孤雁求侶，新月傷殘；河水染赤，血潮蜿蜒……某日熹明，天朗氣清；突聞霹靂，雷聲震天；五賊頓死，六穴噴血；十惡不赦，百世難湮……朴正熙把金芝河抓了，以違反緊急法令判了他死刑。其後，朴正熙政權在國際壓力下放了金芝河，可是詩人沒有就此屈膝，他再寫了一部更長的《魍

魎歌》：

當今之世，鬼惡橫行；水火同在，冬夏共存；石塊騰空，河水倒流；火燄下噴，碗碟外飛；無飯可吃，無衣可穿……金芝河的詩深刻勾勒七十年代南韓社會的實况，客觀上讓人們更易理解缺乏民主監察的社會可以糟到什麼地步。南韓的情况，很大程度和一九七九年以後的中國相若，金芝河的五賊在中國也有他們的孿生兄弟，一樣有賄賂官員的財團，一樣有上下其手的人大代表，一樣有貪贓枉法的高級公務員，一樣有仗權橫行的高級軍官，一樣有視法紀如無物的部級官員。不同的是，中國沒有像南韓一樣的社會覺醒；全斗煥到盧泰愚，一個接一個貪污總統倒下，是獨立的司法制度才能做得到的。南韓人民對盧武鉉的感念，在於八十年代的反貪大潮中，他在法庭上公開與全斗煥對質，成為當時的社會英雄。可中國卻是一黨專政由上而下，法院就在中共控制之下，司法獨立無以容身。

強大的中產階層是推動南韓政治改革的動力，請不要搬出早已不值一哂的「西方介入論」醜詆南韓民主運動，說南韓今天的民主是西方推動下的結果。韓戰結束近六十年，不能否認，南韓是在美國核子傘保護下成長，但必須指出，在美國的穩定壓倒一切指導思想下（奇怪，這點和中共一模一樣），光州事件是南韓軍方從邊境地區調動特戰部隊空降屠城，但出動這支部隊是要美國駐韓司令部首肯。西方在南韓民主發展史上扮演了臭不可當的角色，美國不單要控制南韓的民主進程，還要控制朝鮮半島的統一進程（奇怪，這和美國在台海的做法也一模一樣）。南韓今天摒除軍人干政，和平選出總統，靠的是南韓人民的爭取，而不是誰的施予。對民主無助於經濟之說最為反諷的是，南韓就是在掃除全斗煥盧泰愚的同一時間躋身亞洲四小龍，在一九八六年和一九八八年接連主辦亞運會和奧運會，民主從沒拖慢南韓的腳步。

國民感恩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南韓社會是帶着感恩的心情送別盧武鉉。不必在這裏探討盧武鉉是因着儒家文化裏的羞恥之心而自戕，儘管有人認為，和別的油腔滑調政治家不同，盧武鉉的樸素的道德意識讓他的承受能力很脆弱。雖然如此，南韓人民還是能夠分出善惡黑白，這是一個民族的優秀傳統——李朝五大臣屈服於伊藤博文簽下賣國條約，翌日漢城《皇城日報》的頭條只有寥寥幾個漢字， 「是日也，放聲大哭」，比起《文匯報》的「痛心疾首」社論要早了近八十年。

對那些侃侃而談悼念六四無助「反思」中國未來、又或是說要從中華民族發展的歷史高度來看待二十年前那一場「風波」的所謂知識分子來說，在亞洲東北角的朝鮮人民，輕藐的嘴角是一絲冷笑。

六四二十年祭﹕敢有歌吟動地哀

安裕：

去年初奧海城之聚，多年不見友情依然，指點江山閒話江湖，何其樂也，可惜兄行色匆匆，未能盡興。

今年初春三月兄來電郵，談及六四二十周年即將來臨，希望我以歷史見證者身分，憶述一下二十年前在北京天安門的親身經歷，好讓年輕一輩如實了解當年震驚中外的歷史慘案。當時我曾婉言拒之，因為我認為如果只回憶昔日所見所聞並無多大意思，因為六四早已鐵證如山，信者毋須重複，疑者多說亦無用；而且，冷眼旁觀香港社會對港大陳一諤事件的論戰，「魅魑魍魎」醜陋現形，我對今時今日港人是否仍會認同我們這些「六四死硬派」的立場觀點，確實存疑。

老實說，採訪八九民運是我從事新聞最刻骨銘心的經歷，二十年來無法忘記但又不想回憶，因為每一次回憶都給我帶來陣陣心痛難受，所以我平日甚少與人提及那段腥風血雨驚心動魄的日子。不過，六四二十周年日近，眼見昔日曾經一起出生入死的同行好友紛紛站出來，公開為八九學生及六四死難者說良心話公道話，特別是趙紫陽先生的遺言問世，我實在無法再保持沉默，想了多晚後，終於給你回這封信。

趙紫陽的遺言憶述再次勾起我無法磨滅的記憶，因為我與八九歷史的接觸正是從那一刻開始。二十年前，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八日，我以記者身分奉派赴京採訪學運，發的首篇北京報道是絕食學生領袖與李鵬對話，而我第一次深入天安門廣場採訪學運領袖，正是趙紫陽到廣場探望學生之時。我清楚記得，當晚我和同事們完成忙亂的採訪發稿工作後，已是凌晨時分，晚飯未吃只胡亂找點乾糧醫肚，突然收到消息：「趙紫陽到了廣場探望絕食學生！」大伙兒各自抄起背包即朝廣場狂奔，可惜的是，當好不容易穿過十多道學生糾察線到達廣場學生指揮部，趙紫陽已離開，與歷史時刻擦肩而過。當然，我們在場所有人都不知道，我們錯過的竟是趙紫陽最後一次公開露面，也是他留給世人最珍貴的歷史鏡頭。

更想不到的是，正當我們以為形勢將會好轉時，歷史原來已進入急轉彎。趙紫陽探望學生對緩和當時學生與政府的矛盾起了極大作用，學生當晚已宣布取消絕食，誰知幾小時後，當局卻宣布由即日（二十日）起，北京市區實施戒嚴令，勒令所有學生撤出天安門廣場。當時我正在廣場採訪，大喇叭突如其來的宣布令廣場一下子就爆炸了，原本躺在地上休息的十幾萬學生全部站起來，有些更爬上公共汽車頂，頭紥白毛巾，集體朝天引吭高唱《國際歌》。一剎間，悲壯的歌聲響徹整個廣場，插破烏黑夜空引來迴盪，許多人極度悲憤淚流披面，此情此景，我此生難忘！

隨後，由戒嚴軍隊進入京城到六四凌晨開槍，最後六月六日我們一行香港記者被迫撤離北京返港，短短二十個日夜，我經歷了人生最大的起落跌盪：由開始時對北京混亂和無政府狀態煩厭不滿，對學生的執著迷惑不解；到後來被學生追求民主反對貪腐的熱情感染，受北京各階層民眾穿流不息上街遊行支持學生、堵截進城軍車的激情感動，也為形勢發展日趨嚴竣而焦慮不安；最後親眼目睹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被解放軍槍殺而錯愕、驚恐、憤怒、悲傷、無助、沮喪……你說見過我在北京機場逃亡時拍的那幅蓬頭垢面、瘦得像猴子的照片，其實只不過短短二十日，我卻彷彿老了十年！

在京城的日子裏，我親身見證半夜三更北京老百姓敲鑼打盆全城動員堵截軍車的場面，滿頭白髮的老婆婆為軍人端上熱騰騰的饅頭和開水，流着眼淚訴說真情，聞者動容；六四凌晨軍隊開槍之時，我親眼目睹在長安大街上，不少市民包括年輕學生中槍倒地，滿街民眾爭相走避及互相救援；我更曾在北京協和醫院後門採訪一名工人，他正用木板車載着中槍彈身亡的兄弟遺體步履蹣跚回家，車上的破爛草蓆中伸出一雙沾滿血漬的腿，見者心酸，而背後的停屍間內堆滿一排排重疊的屍體！

軍隊開槍那一刻，我們在場每個人震驚萬分，無法相信眼前事實，有人驚恐軍人衝入酒店躲進廁所發抖，有女記者因擔心留在廣場的同事安危衝進房間嚎啕大哭，更有內地記者悲憤過度，衝上天台想跳樓自殺，最後被眾人拉住勸服。但奇怪的是，從八九六四凌晨目睹解放軍開槍那刻至今，我竟然沒有流過一滴淚！有醫生朋友說，其實那是一種抑鬱症，如果找不到徹底宣泄的方法，此症將終生不癒。

陳一諤等一些年輕大學生對六四鎮壓史實抱懷疑態度，我並不怪罪他們，因為他們年紀小，對二十年前的事情沒有親身感受，加上中港當局刻意誤導、淡化和扭曲，令他們難以分辨是非黑白，只是他們竟然寧願相信為虎作倀滿紙謊言的官方傳媒，反而質疑我們當年冒着生命危險用血汗寫下的事實報道，令我痛心！但是，對於某些當年曾親歷其境，或者身居高職要位，完全了解情勢變化的人，如今竟然為了個人利益捂着良心說瞎話，抹黑學生，為劊子手塗脂抹粉，甚至刻意污衊當年傳媒報道，我則無法忍受，深惡痛絕！

記得六四事件大約一年後，有位內地著名作家接受我採訪時，曾形容六四事件如同一塊塌方的大石頭，倒在我們前進的路上，炸不爛打不碎，與其圍着它打轉發怒，倒不如繞過它繼續前進，此說法後來為內地知識界普遍接受，更成為眾多護法者的法寶。然而，二十年了！我們忍受了二十年！二十年前北京市民強忍淚水掩埋了親人屍體，跟隨共和國向前走，但國家為他們做過些什麼？二十年來北京人連回頭向自己死去親人致哀的自由都沒有，更妄論追究誰是將六四頑石推下來的元凶！

我想問曾鈺成(相關)和曾蔭權(相關)之流，六四至今，中國能夠有長達二十年的社會安穩去發展經濟，是誰的功勞？是中國政府和鄧小平嗎？不是！是人民，是北京民眾！北京市民二十年來忍受極大痛苦不去追究殺人血債，他們並非懦弱而是寬宏，他們為大局着想，希望國家有長足發展而強忍屈辱，試想如果一千萬北京市民堅持要與當局算帳，血債血償，憑借區區十幾萬軍隊能殺盡百姓，將仇恨抹平？北京和中國能有今天的安定繁榮嗎？二十年了，為何北京當局仍不肯還他們一個公道？

安裕，我移民多年，在外國遇到過不少港人和來自中國內地的朋友，也曾與他們談論過六四，當中許多人雖然沒有親身經歷，也所知不多，但大多數都認同當年北京學生愛國情懷，對北京市民的苦難感同身受，我隱隱感覺到，六四之火在華人世界和中國大地仍沒有熄滅，終有一日會重燃，這是令我欣慰的。

由於有要事在身，今年的六四維園集會我不可能返港參加了，我會用別的方法去寄託哀思。不過，我期盼的不是每年六四表達哀思，而是平反六四，將殺人者繩之以法，哪怕他們避到陰間地府！我等待着，在有生之年能夠有朝一日讓我痛哭一場，抒解滿腔抑鬱之氣！

保重
曉均
二○○九年五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