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的是盧武鉉律師

文安裕

初到南韓是一九八六年的夏秋之間，那是首爾還是叫漢城的年代，甫從金浦機場出來，朋友把我領到城東區杏堂洞的漢陽大學找人。

雖是暑假，可校園裏滿是瀰漫着揮之不去的催淚氣體，走了十幾分鐘已經兩眼通紅，呼吸道像是被戳着似的吞咽困難。

二○○五年五月重訪舊地，卻再也找不着那股芥辣味；過後兩天轉到慶州，一天晚上，在旅館那小小電視上看了半夜的光州事件紀念特輯。

兩星期前，南韓五十萬人踏着沉重步伐上街悼念自殺身亡的前總統盧武鉉，電視上看到那些四十出頭民眾的悲戚臉容，我相信，這是他們人生裏的最重要的一次告別。這並不是認為盧武鉉應該從涉貪罪中得到開脫，而是南韓好不容易從軍政特獨裁年代粲然重獲新生，卻又宿命地再次掉進昔日的窠臼；五十萬人悼念的是八十年代法庭上與貪污總統全斗煥針鋒相對的盧武鉉律師，不是涉貪六百萬美元的盧武鉉總統。

南韓走過的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奇地相似，都是從舊殖民╱半封建時代脫轉出來卓然成國；五十年代，南韓解散日治年代財閥，用政府說了算的橫蠻做法，把企業判給新興的本地企業家，中國在八十年代改革開放時，同樣是把國營企業胡亂從公有化轉為股份制，平白便宜了一批王親國戚。南韓經濟改革後，民主訴求四起，獨裁政府出動軍隊血腥鎮壓，一九八○年，特種部隊在美國默許下開進光州恣意屠殺，中國則是在一九八九年出動坦克屠殺北京城的示威民眾。不過，南韓是在光州事件七年後，總統盧泰愚在給受害者家屬的公開信中，認同「光州事件應被視為民主化過程的一部分」；中國則是到六四鎮壓二十年後的今天仍拒不認錯。當然，如果我要把香港那幫欲蓋彌彰替中共敲邊鼓的食客也揪出來的話，南韓人民的大徹大悟，遠比香港那票人來得令人欽佩。

貪污特權

因着日治時代的殘餘，早年南韓社會上層結構主要是昔日的特權壟斷階級。六十年代，南韓發展重工產業，政府介入之下，銀行對一些企業實施專款貸出，催谷了一批超大型企業，而這些企業的主事人，極多本來就是政府官員或軍頭，不過是換了名堂脫下軍服到辦公室上班而已；南韓人民雖說脫離日治，一轉身卻倒在另一批特權階級手上。

貪污特權的黑日子延綿不去，七十年代，南韓青年詩人金芝河寫了一首轟動全國的《五賊詩》，借用二十世紀初李朝末年五個大臣屈服於日本的歷史事件，諷刺朴正熙政府昏庸無道。金芝河以新五賊寓意現代社會的五大惡族，說五個大賊在富人居住的漢城東冰庫洞密謀作案，五賊商議之後，更服易容，以財閥、國會議員、高級公務員、高級軍官和部長身分出現社會，實行竊國賊計。金芝河這首長詩甫在雜誌刊行，馬上一紙風行，人們追讀再三：孤雁求侶，新月傷殘；河水染赤，血潮蜿蜒……某日熹明，天朗氣清；突聞霹靂，雷聲震天；五賊頓死，六穴噴血；十惡不赦，百世難湮……朴正熙把金芝河抓了，以違反緊急法令判了他死刑。其後，朴正熙政權在國際壓力下放了金芝河，可是詩人沒有就此屈膝，他再寫了一部更長的《魍

魎歌》：

當今之世，鬼惡橫行；水火同在，冬夏共存；石塊騰空，河水倒流；火燄下噴，碗碟外飛；無飯可吃，無衣可穿……金芝河的詩深刻勾勒七十年代南韓社會的實况，客觀上讓人們更易理解缺乏民主監察的社會可以糟到什麼地步。南韓的情况，很大程度和一九七九年以後的中國相若，金芝河的五賊在中國也有他們的孿生兄弟，一樣有賄賂官員的財團，一樣有上下其手的人大代表，一樣有貪贓枉法的高級公務員，一樣有仗權橫行的高級軍官，一樣有視法紀如無物的部級官員。不同的是，中國沒有像南韓一樣的社會覺醒；全斗煥到盧泰愚，一個接一個貪污總統倒下，是獨立的司法制度才能做得到的。南韓人民對盧武鉉的感念，在於八十年代的反貪大潮中，他在法庭上公開與全斗煥對質，成為當時的社會英雄。可中國卻是一黨專政由上而下，法院就在中共控制之下，司法獨立無以容身。

強大的中產階層是推動南韓政治改革的動力，請不要搬出早已不值一哂的「西方介入論」醜詆南韓民主運動，說南韓今天的民主是西方推動下的結果。韓戰結束近六十年，不能否認，南韓是在美國核子傘保護下成長，但必須指出，在美國的穩定壓倒一切指導思想下（奇怪，這點和中共一模一樣），光州事件是南韓軍方從邊境地區調動特戰部隊空降屠城，但出動這支部隊是要美國駐韓司令部首肯。西方在南韓民主發展史上扮演了臭不可當的角色，美國不單要控制南韓的民主進程，還要控制朝鮮半島的統一進程（奇怪，這和美國在台海的做法也一模一樣）。南韓今天摒除軍人干政，和平選出總統，靠的是南韓人民的爭取，而不是誰的施予。對民主無助於經濟之說最為反諷的是，南韓就是在掃除全斗煥盧泰愚的同一時間躋身亞洲四小龍，在一九八六年和一九八八年接連主辦亞運會和奧運會，民主從沒拖慢南韓的腳步。

國民感恩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南韓社會是帶着感恩的心情送別盧武鉉。不必在這裏探討盧武鉉是因着儒家文化裏的羞恥之心而自戕，儘管有人認為，和別的油腔滑調政治家不同，盧武鉉的樸素的道德意識讓他的承受能力很脆弱。雖然如此，南韓人民還是能夠分出善惡黑白，這是一個民族的優秀傳統——李朝五大臣屈服於伊藤博文簽下賣國條約，翌日漢城《皇城日報》的頭條只有寥寥幾個漢字， 「是日也，放聲大哭」，比起《文匯報》的「痛心疾首」社論要早了近八十年。

對那些侃侃而談悼念六四無助「反思」中國未來、又或是說要從中華民族發展的歷史高度來看待二十年前那一場「風波」的所謂知識分子來說，在亞洲東北角的朝鮮人民，輕藐的嘴角是一絲冷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