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媒為什麼讓人咬牙切齒？

美國傳媒對愛德華甘迺迪（Edward Kennedy）去世的鋪天蓋地報道是令人訝然的，政治光譜裏從自由派的《紐約時報》到保守派的《華爾街日報》都對小甘溘然長逝送上不分左右的最高致敬，這是五十年來美國主流政治社會所罕見的。梳理沉澱過後，近日美國傳媒對小甘的大幅正面報道，是半世紀以來美國主流傳媒對甘迺迪家族的捧起——摔下——再捧起的具體反映。

　半個世紀以來美國社會的大是大非，便是在操作性極強的報道和評論字海裏佚失。美國人民冷眼旁觀，必然會對這些傳媒的趨炎附勢多一分認識、也多一分咬牙切齒。

　令我感到小甘去世的報道意義深長的觸媒，是主流美國傳媒都喚小甘的小名Ted而不稱為Edward；一字之易，折射出的是內心深處的懊悔。美國男性很作興在好友之間互喚小名，比如說，小甘的兄長約翰甘迺迪本名John Kennedy，但民主黨內的老一輩，到約翰甘迺迪遇刺四十六年後的今天，依然叫他親切得多的Jack Kennedy。一九八八年美國總統大選，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奎爾在電視辯論說自己讀書時以約翰甘迺迪為師，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本特森馬上插嘴，Senator, I served with Jack Kennedy: I knew Jack Kennedy; Jack Kennedy was a friend of mine. Senator, you're no Jack Kennedy. 全國電視觀眾大樂，本特森不僅技術擊倒奎爾，還突顯了他和約翰甘迺迪的密切關係不容剽竊盜用。小甘另一個遇刺兄長羅拔甘迺迪，人們不叫他Robert Kennedy而稱Bobby Kennedy，這是一種極親的說法，因為Robert小名其中之一可以是Bob，但是人們就是要叫他Bobby。

　尊重尊敬喚政治人物小名

　美國社會對政治人物名字是連名帶姓念出來，國父華盛頓是George Washington，憲法起草人Thomas Jefferson和James Madison，就算如何不堪的小布殊都是喚作George W Bush，這是一種帶有禮節性的尊重，說不上是有什麼涵意。可是，當人們對一些本來有相當政治及社會地位的人也以小名方式來稱呼，那是比起尊重更進一步的尊敬，克林頓是Bill Clinton而不是William Clinton，卡特是Jimmy Carter而不是James Carter，因此，從四十年前直呼Edward Kennedy而今改稱為Ted Kennedy，隱含的意義遠比克林頓和卡特都大得多。至低限度，今天美國人民仍叫尼克遜Richard Nixon，絕不提他小名Dick Nixon或Dicky Nixon，卻老叫他的渾號「古惑狄克」Tricky Dick。岔開一句，美國俚語男性生殖器官也叫dick。

　對於甘迺迪家族，美國人民是感激的，縱然父親老甘迺迪靠軍火生意起家，早早涉及上層政治，但約翰甘迺迪這一代全身投入政海——約翰甘迺迪當選總統前是國會議員，之前在海軍打過二戰。約翰甘迺迪入主白宮後，被史家認為歷史上最佳總統之一，這不單是他在就職演說請出桂冠詩人Robert Frost朗誦大氣奇雄的〈The Gift Outright〉，而是他在寒冷冬日裏為老詩人遮擋陽光，美國整整一代知識分子的心都融化了。更大的功勳是約翰甘迺迪推動新邊疆政策（The New Frontier），鼓勵青年上山下鄉細看外面世界，由此改造美國青年的世界觀。美國人民對他的感懷，體現在每說到約翰甘迺迪只喚他的全名縮寫JFK。美國歷史上有此殊榮只有兩人，除了約翰甘迺迪，便是帶領美國挺過大蕭條、打贏二戰的小羅斯福FDR。

　甘迺迪家族六十年代初像春風那樣掠過華盛頓，舉凡約翰甘迺迪的一切都是頭版新聞，他的俊朗外型、他的年輕有為內閣、他的內政外交，連他的兩個兒女的頑皮、第一夫人積琪蓮的髮型和連身裙都是全面進入電視年代的美國以至全球焦點。這時候的甘迺迪是傳媒溺愛的寵兒，一舉一動都是正面報道，他資助古巴流亡分子發動軍事政變，大軍被殲於灘頭，沒有誰出來批評；為了這一仗，約翰甘迺迪甚至打電話給《紐約時報》發行人，要求他不要事先報道這一條獨家消息，可從沒有人批評這是壓制新聞自由。最後，約翰甘迺迪派出軍事顧問到越南「抗擊共產主義」，全國上下沒有誰敢吭一聲。

　然而，當約翰甘迺迪和羅拔甘迺迪分別於一九六三年及一九六八年被刺身亡、愛德華甘迺迪一九六九年發生女秘書離奇淹死後，美國傳媒全面展開對甘迺迪家族的批判，其取向和立場，與幾年前的一哄而上大為迥異，有「覺今是而昨非」的自我再認識。若干年後，人們對六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紀的美國以綜切面檢視，美國社會在甘迺迪兄弟遇刺後迅速轉進保守年代，這固然與極左派如黑豹黨四出進行武裝鬥爭引發反彈有關，但更重的是極右派的尼克遜上台，以西部和南部為主的右翼思潮抬頭，聖經帶（bible belt）成為美國意識型態的核心——對墮胎的反對、對平權運動的反彈，完全是衝甘迺迪及其代表的東北部自由派意識型態而來。

　緊跟主流 醜化甘迺迪家族

　美國主流傳媒雖說全權獨立處理日常新聞採編，但其意識型態從未能夠脫離相對保守美國主流（mainstream) 。美國文化裏有一條主要條目main street（大街），這是美國每個城巿都有的街道名字，代表了美國社會的其中一個最大公約數，這是商販和辦公室職員的價值觀，也是美國東起大西洋之濱、西迄洛磯山脈的主流價值。當東北價值在守護神甘迺迪家族接二連三敗退後，main street上台，嗅覺靈敏的傳媒迅速棄甘迺迪而捧尼克遜，甘迺迪家族被醜化為荒誕揮霍徵歌逐色，在傳媒筆下成為腐朽的同義詞。

　右翼思潮控制美國上層政治建築的重新起點也是一九六八年，而以一九八一年列根進入白宮為最高潮，二十一世紀小布殊只是拾尼克遜和列根牙慧的後來者。然而，在一九六八至二○○八年的四十年間，保守主義遍襲花旗上下，甘迺迪家族所倡議的增進老人和窮人福利、改善少數族裔和婦女平權（affirmative action ）、保障工人生計等理念，被右翼政客及跟風傳媒標籤為準社會主義，更甚者暗示他們是reds（共黨分子）。在這四十年裏，甘迺迪家族只是云云美國豪門的其中之一，而不是曾經一度率領逾億美國人民對未來發出期許的東北望族。

　經過小布殊八年的極右翼年代，美國終於體認右翼思潮的不仁，奧巴馬上台是對右翼的最大一次反動，小甘去世帶來的巨大迴響和正面思念是另一次反彈。當了右翼意識型態四十年附庸、聽了四十年右翼說詞、寫了四十年保守評論，美國傳媒感到被右派出賣，小布殊沒有實踐承諾，反而把美國帶進更陰暗的角落。從Edward Kennedy到Ted Kennedy，這是美國傳媒的集體悔疚，也是四十年長的一段把人民權利踐踏淨盡的醜陋歷史。

　不分中外先神化後妖魔化

　美國傳媒對甘迺迪家族的前恭後倨再是恭，在學者眼中並非奇事，美國社會學者Todd Gitlin在其成書於一九八○年的《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以六十代中葉的反戰運動為例，指出大眾傳媒對新左派運動的報道手法，是先視之為可有可無，一旦運動大盛，傳媒全面進入，把運動高高捧起；之後在官方遊說下，把新左派運動重重摔下再踏上一腳。在Todd Gitlin此一框架下，甘迺迪家族與傳媒的半世紀關係肯定盡入其內，然而放諸海外更是事例不乏，遠如中國八九民運學運領袖被指吃喝，近如香港正生帳目投資風波，俱是先神化後妖魔化，不論中西，無分內外。

　文 安裕

安裕周記﹕日本在痛苦深淵的集體自我救贖

從《Change》到《官僚們的夏天》

兩天假期裏眼都不眨一下接連看了一套半據說在日本社會極受注目的電視劇，那是一整套木村拓哉主演的《Change》，以及半套的《官僚們的夏天》。在香港的日劇迷尤其是木村拓哉迷裏，去年5月推出的《Change》是一部談論得較多的劇集，木村拓哉飾演臨時拉伕當上日本首相的年輕教師，當然，大結局木村拓哉那場二十二分鐘長獨白業已成為日劇迷永遠的經典。但我更感興趣的是《官僚們的夏天》。

改編自城山三郎小說《通產官僚夏》的這套中篇電視劇刻下正在TBS電視台播出，內容是一九五五年通產省推動日本汽車工業起飛的紀實歷史劇。如今已播了七集的《官僚們的夏天》，引起日本社會討論的原因，是半世紀前的幹勁現在還能找到嗎？木村拓哉二十二分鐘獨白聲淚俱下呼籲重建像戰後吉田茂年代那種高效率日本政治，《官僚們的夏天》追尋的是昔日東洋奇蹟足印。編劇的苦心不難讓人明白，可是，電視機前的一億二千萬日本人民，真的能夠從這裏尋回連續三十年每年經濟增長百分之十的動力麼？對此我非常懷疑，儘管是打從心底希望日本人民能夠重拾這兩段榮光歲月。

不得不承認，日本是貨真價實世界唯一的會社本位文化的國家，全國一億二千萬人民在日本株式會社的旗幟下同呼吸共命運，二戰結束前夕，連連敗退得只剩下一條軍褲的軍頭喊出「一億玉碎」的口號，要全國上下寧為玉碎不作瓦全；八十年代初，大平正芳滿懷信心高呼「一億中流」，號召全國人民集體進入中產時代。明乎此，在日本做統計工作應該是一個頗為舒適愜意的職種，基本上，任何統計都可以用一億為基數，因為日本還不至於像美國那樣的個人主義氾濫。

一億玉碎最終沒有發生，一億中流倒是人人都享受得上，但在這黃金十年後接着的是九十年代的泡沫經濟爆破，日本三十年的高速增長從此只能夠在教科書找到。就在日本社會的心理調整還未開始之時，一九九三年，自民黨在大選遭逢建黨三十八年來的頭一次輸掉大選，一九六四年東京奧運會流行的「日本第一」神話開始幻滅。日本孤站十字街頭之際徬徨無助，社會掀起一陣重新檢視自己之風，編劇家北川悅吏子敏感地閱讀到這一細微變化，在她一九九六年的《悠長假期》裏，只有音樂系教授是劇集裏有着穩定工作的唯一人，其餘從木村拓哉到山口智子以至竹野內豐都沒有固定職業，壓根兒便是日語「就業不安」的完全寫照。

或許是從雲端跌落地表的落差太大，日本列島並不能夠完全接受得了《悠長假期》裏那種坦然剖白，那要一段相當長的調適過程。在這裏，冒起了另一種的從政治到經濟的自我救贖過程，取代了不想回憶未敢忘記的自身檢視。


木村二十二分鐘宣言

《Change》是滿懷政治童話期許的自我救贖。嚴格來說，今天日本的政壇根本不可能出現木村拓哉在劇中飾演的朝倉啟太這種人——父親突然去世，戇戇的兒子只得代父上陣最後過五關斬六將當上首相——日本政治從來沒有僥倖的空間。日本雖然有俗稱二世甚至三世議員或大臣，現時外相中曾根弘文，父親便是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可是二世三世需要長時間培育，不可能是煮杯麵式的快速養成。退一步說，政治家的下一代若不適合參與政治，更多的選擇是以誼子或誼女頂上，前不久退下來的民主黨首腦小澤一郎，便是前首相田中角榮的得力愛將，田中也是小澤一郎的媒人。

雖然如此，《Change》畢竟還是暗藏了改革日本萬年政治的期許。劇中執政黨幹事長神林正一（寺尾聰飾演），隻手遮天縱橫捭闔，和現實世界的幹事長相比一點都沒誇張。日本主流政黨的黨內倫理，當了幹事長之後，下一步通常是黨總裁，而執政黨總裁往往便是首相。神林正一在劇內心計極重，人脈資源豐富，首相也得讓他三分，這正是編劇福田靖的棉裏藏針所在——日本政治到今天依然在密室政治派閥分贓裏不能自拔，客觀上與主流政黨的結構有關，而導致這種爛透了的現象長年不去的其中之一原因便是幹事長的無限權力。

朝倉啟太在辭去首相前的二十二分鐘講話，我會視之為日本近代電視劇裏最為大膽的政治宣言，我想不起在最近十年裏，日本主流電視劇有誰擁有如此改革主流政治勇氣；就算是論及廣義的政治陰暗齷齪本質，頂多也是像《白色巨塔》的醫院權鬥，而《白色巨塔》還是那種時空背景抽空的荏弱。儘管《Change》還不敢至於完全對政黨幹事長這一職任透出全然蔑視的反抗態度，但在大眾傳媒的有限空間之下，尤其是像日本利益集團盤根錯節的國家，能夠把矛頭對準沉痾不起的政治死結，這一自我救贖是令人就是關上電視機仍要鼓掌的。


伊奘諾景氣

《官僚們的夏天》則是對更遙遠的一段歷史的回憶救贖。電視劇描述的是一九五五年通產省官員風越信吾（佐藤浩巿飾演），以一股狠蠻幹勁推動日本汽車產業上路的敍述。其後，人所共知的歷史是，日本汽車在七十年代石油危機後進軍歐美望風披靡，一舉擊倒美國汽車三大巨人。《官僚們的夏天》主人翁敢鬥加巧勁等於成功的公式，一直是日本電視劇的主調；值得提出的是，《官僚們的夏天》推出之時，正是日本經濟長黑未起、中國從後趕上可能在今年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時刻，難怪《官僚們的夏天》七月五日面世之日，即奪得百分之十四點五相當不錯收視率。

《官僚們的夏天》是帶着樂觀主義色彩的劇集，第一集開始是美軍轟炸機主觀鏡頭下的東京，接着是匐伏地上的日本人民聆聽日皇裕仁宣讀投降聲明的「玉音」；之後旁述馬上說到日本在戰後第十年開始了經濟騰飛的三十年，畫面上的殘垣敗瓦變成拔地而起的高樓大廈。作為觀眾，我是帶着歷史的觀照來看這部電視劇的，劇中人雖都改了名字，但總能讓人在時光流逝之間抓着一點真實，劇中民自黨幹事長池內信人，一看便知說的是六十年代當上首相的池田勇人，須藤惠作明顯是後來也做了首相的佐藤榮作。池田勇人和佐藤榮作同是日本近代經濟發展史兩個不能或缺的政治人物，池田任內主辦了一九六四年的東京奧運會，佐藤任內則在一九六八年日本超越西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他們是日本經濟史「伊奘諾景氣」的主體人物。


一九五五

《官僚們的夏天》和《Change》是不同的。《官僚們的夏天》是對好日子的懷緬，但《Change》則是對未來的期許，劇裏隱隱帶着對現體制的反發。在凝神觀看電腦熒幕上小小的《官僚們的夏天》畫面時，忽然想起「一九五五」這四個數字。這一年，除了是日本汽車產業元年，在日本近代政治史更是劃時代的年份——自由黨和民主黨在這年合併，統合而成更加巨大的政治怪獸自民黨，從此統率日本三十八年。這樣，《官僚們的夏天》要讚揚的到底是通產省官員，抑或是一九五五年的日本政壇，還是這兩者，這將會是一次很有意思的長考。

作為島國，日本長時間陷入危機感，一直在找尋足以安身的永遠應許之地。明治維新時期福澤諭吉的脫亞入歐說，到上世紀八十年代長谷川慶太郎的《》（再見亞洲）勁銷，在在反映了這種心理。不論同意與否，這都是日本要走在時代之前的大膽理念，可是，到了泡沫經濟爆破快二十年的今天，日本缺乏了這種勇氣。《Change》反映的是不滿當下的日本政治（為安撫各方政治勢力，日本選舉是非驢非馬的「小選區單議席比例代表併行制」），但卻弱於大膽挑明；《官僚們的夏天》則是一味懷舊，懷的還要是五十四年前的舊。這決不是以創新見稱的日本本色。

香港中學生：《給譚作人的信》

譚作人！艾未未喊你，回家吃飯！！

譚作人先生﹕

我是一名香港的中七學生，從近期的傳媒報道中得知你的遭遇，希望能寫封信給你打打氣。

我從傳媒報道中得悉你為災民所做的一切——自己走遍災區的每一個角落、拜訪每一個痛失子女的家庭，不收分文地協助他們討回公道和應有的權益，勇敢地指出當局的錯誤。我認為你這樣做是可敬的，我會衷心地支持你繼續徹查「豆腐渣校舍」。這是官員起初對全國人民的承諾，最終部分地方官員聲稱沒有學校需為死去的學生負責，這句話可真傷透每一個家屬的心。幸好有你去證明災區家長的說法、替他們說出悲傷、助他們爭取權益。譚先生，我相信你對於這群家長來說意義十分重大，你令他們再次站起來，透過追究公義去撫平痛失至親的傷痛。你知道嗎？在你受審當天，檢察院門外有數十名地震中痛失子女的家長專程到場聲援。他們聽到你精神看起來不錯的消息一定樂透了。你對他們很重要，你要為他們堅持下去呀，香港亦有很多同胞在默默支持你的。

雖然你的朋友艾未未和香港記者都被公安在審訊前騷擾，未能在場支持你，但公安不依程序、濫用職權甚至暴力的表現卻被我們看到了，支持你、替你出聲的人紛紛出來表達對地方處事的不滿。我相信四川的地方官員已看到濫用職權只會導致社會上、互聯網上有更大的反響，他們應該不會再胡亂欺壓你身旁的人了。

與災區的逝世學生同是中國青年的我，每天都能愉快地在設施完善的校園內生活，但在四川的災區學生卻要和父母陰陽相隔。他們的年紀都十分輕，有的和我差不多，都是十數歲，有的甚至比我小很多，只有五、六歲。他們在瓦礫中死去，屍體挖掘出來後亦只是被草草埋葬或火葬掉。其中我印象比較深刻的一所中學，它附近的建築受的傷害都不太大，樓齡較大的教學樓沒有倒塌，只有新建成的教學樓倒塌了，有千多名學生在此失去性命。地震發生前的數天這些同學還在專心地上課、愉快地和老師玩集體遊戲，誰也沒料到幾天後他們便差不多盡歸天國了。當我一設身處地代入他們的身分，想像自己在上課期間無故被塌下來的石屎壓死、以後再無機會見到親友、無機會實踐自己的理想時。我就強烈地感覺到他們必定希望有人能夠調查他們的死因、研究他們身處的校舍是否為「豆腐渣」，助他們討回公道的。

大家，只是生長在不同的地區，遭遇竟如此的不同。

譚先生，我對中國法律的認識十分淺薄，而你被控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又是一條連法律學者也難以說清的法律。只要以造謠、誹謗或者其他方式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都能入罪，其中「造謠」和「誹謗」又從沒定義清楚。翻查過往的案件，被定罪的行為五花八門，我現在連自己會在什麼情下犯上也弄不清，所以十分抱歉，我不能單根據條文去向其他人證明你完全沒罪。只能在這乾急，聽律師為你辯護，心中期待公義能透過司法去彰顯。

新中國建國快六十周年了，建國時憲法寫明公民擁有言論自由，在六十年後的今天希望你不用因言入罪，能在你熱愛的土地慶祝新中國成立的第六十個年頭。

為了中國有個更美好的未來，願你能繼續運用你那雙走遍大地的腳去堅持維權工作，為人民服務。

祝

身體健康、早日獲釋

中七學生

鄭詠欣 敬上

二○○九年八月十六日

隻手遮天

小時候玩過一種形式粗糙的智力急轉彎遊戲——

A童﹕世界上什麼東西最大？

B童﹕摩天大樓？

A童﹕不是。

B童﹕超級郵輪？

A童﹕也不是。

B童﹕巨型噴射機？

A童﹕都不是。

B童﹕到底是什麼？

A童﹕我的手。

接，A童把手捂在B童眼前，B童什麼都看不到，嚷「你這是什麼？」A童得意獰笑道，「什麼都不如我的手大，蓋你的眼睛，你什麼都看不見，還不是最大？」B童一呆，無以為對，多半發嗔「喲，你的手好黑好臭」。

文 安裕

四川的公安人員年幼時大概也玩過這一套，否則的話，哪會半夜三更闖進艾未未的房間、清晨說香港now電視記者藏有毒品不許出旅館半步，弄了半天為的是不讓世人看到審訊維權人士譚作人這一幕，公安的手肯定比A童的髒兮兮得多也臭得多。

譚作人案開審矚目的原因，是中共強把一個純粹是維護平民權益行動，硬是扣上「顛覆國家政權」的黑帽子。人們起初還以為這手屎棋已是中共的最後一，豈料上星期三從凌晨三時到下午一時這十個鐘頭之間，還有更加拙劣的一幕﹕先是闖進藝術界人士艾未未的房間飽以老拳，再是堵在now電視台記者黃嘉瑜居住的旅館門外，說有人舉報她房間「有違禁品」，要搜房間。這些公安既無證件又無搜令，一直拖到下午譚作人案審結，各路人員呼嘯一聲揚長而去，至於所謂毒品搜查以至艾未末右顎吃了的一記拳也就不了了之。

這些年來，特區社會極其流行一種說辭，便是「中共總的來說比起文革年間或改革開放初期來得開明進步」，認為物質會由量變而質變，積小變為大變，積小勝為大勝，於是開始認定，內地政治或社會上的種種畸怪現象，都是不識中央精神的官僚造成的，他們都違反了中央精神。這些話初聽起來倒也合符邏輯，然而時日久了，地方以至中央官僚的惡行仍然從未止息，這到底是中央政令不行，抑或中共本來便是這麼回事？

以這次公安誣稱記者藏毒阻擋外出採訪為例，明顯目的是不讓譚作人案得到更多曝光，若有人說這是四川或成都公安的處斷不當，這不免是眛於中共歷史了。《廖承志文選》第二卷有這樣的一章﹕一九八一年九月，廖承志在北京與香港親中傳媒負責人座談時說﹕「我們的愛國報紙，在宣傳安定團結形勢上不能打折扣，有利安定團結的就宣傳，不利於安定團結的不宣傳。馬克思主義新聞觀首先要問，這個新聞究竟是否對國家有利，對革命有利。」

廖承志是中共才子，英語德語都極其流利，生於東京的他，日語更是可以秀出江戶腔；曾在一段相當長時期是新華社和其前身紅中社的負責人，一九四九年建政後負責僑務和港澳事務，被視為中共統戰最高負責人之一。六十年代，廖承志主管中日關係，他處事手腕靈活，當時縱使台灣與日本有外交關係，但中共竟可通過廖承志，在日本設立類似地下使館的「LT辦事處」。這個用廖承志姓氏第一個字母L，以及日本商界人士高崎達之助姓氏第一個字母T為名的辦事處，讓中共在文革狂瀾裏亦能透過門縫看到了西方世界。作為中共第一代領導人裏最有才氣的一人，活潑開放的廖承志也有如此新聞觀，其他的官僚可思過半。所以，不讓不利國家的消息見報，絕非一般官僚擅自作主，這是由來有之的中央精神。

「以我為主」再度抬頭

中共八股行文有一句常用語「以我為主」，在譚作人採訪被阻事件可以看得清楚，不管客觀上如何難看，不論別人說三道四，我就是要以主觀意志辦事。打倒四人幫之後，隨毛澤東永躺紀念堂，這類四字詞逐漸退出歷史，可是到了近年尤其金融海嘯之後，以我為主意識再度抬頭，哪管國內外評說，硬要在電腦上加上綠壩，就是要把那挑起豆腐渣工程的譚作人打翻在地，便是要艾未未半步出不了門，讓那香港記者在審案期間擋在法院外。

對中共政權的傳統威脅早已七零八落，法輪功業被摒諸門外，疆獨藏獨鐵拳下覆巢無完卵，台獨綠營好漢這刻都削尖頭顱要渡海過來，美日經濟瀕於崩潰自顧不暇，只有維權活動日多一日。從中共六十年來的治術看，法輪功疆獨藏獨台獨都是敵我矛盾，處理容易，維權活動卻是人民內部矛盾，就像每年三月兩會期間上訪民眾那樣。所不同的，維權人士是通過法律來與政府周旋，比起散兵游勇的上訪者來得有作用。本來，任何一個社會發展上了日程的國家都會面對維權糾紛，但中共卻視之為足以威脅其政權合法性的重大威脅，於是人們看見的是，把為身死瓦礫的地震兒童討公道的譚作人，提升到顛覆國家政權這一「高度」。

三十年來，世人認為中共已經全面改弦更張，說的也是，藍螞蟻改穿Prada，海陸空膠鞋變成Nike，車子由上海牌改到奧迪，一再聲稱中國已是巿場經濟了，可以享受美歐等國待遇。然而硬件打造容易軟件改寫困難，到了重要關頭，腦袋裏那條筋總是不聽使喚，社會主義人民專政就會蹦出來，要用手來捂住人們眼睛。這病幾十年都治不好，是中國的不幸。

譚作人案的「難言之隱」

八月十二日，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譚作人煽動顛覆國家罪一案。法庭內外的情都非同尋常，譚作人的辯護律師浦志強直指這是一場政治審判，當局企圖治譚作人以涉及國內媒體不能報道的「六四」以罪，從而掩蓋四川當局在地震死難人數及彭州化工項目的不當選址這兩項「難言之隱」。譚作人對這兩個事項調查及追問，觸及了四川地方官員的利益。

文 文婉秋


根據檢查機關的起訴書顯示，指控譚作人罪名的四組證據包括﹕撰寫有關六四的回憶錄、與王丹電郵聯絡、譚作人提倡參與獻血紀念六四以及汶川大地震之後譚作人接受境外敵對媒體採訪，發表大量言論詆譭政府。

譚作人的辯護律師浦志強在庭審結束後表示，「我個人認為這是一場政治審判，定他的因素是政治因素。從庭審表現來說，控方所有與案件沒有關係的證據都有可能被接受，而辯護方所有與案件有直接關係的證據都完全不被接受。這種情是十分少見的。」

在庭審過程中，辯護律師的發言經常被打斷，譚作人發言稿被收走，全部發言時間只有三四分鐘。事情之詭異不僅局限於法庭內審判過程的異常，法庭外發生的事情也是非常地不同尋常。

這次名義上的「開庭審理」按法律規定應該允許公民參與旁聽，但同案件有關的人員和關注譚作人案的人士都沒有被准許進入法庭。在浦志強的強烈要求下，法庭才允許譚作人的太太及大女兒進入法庭旁聽，而譚作人的小女兒及專程從國外趕回來的譚作人的哥哥均未獲准進入法庭旁聽，辯護律師的幾名助手也未能進入法庭。有關心此案的民眾在開庭前幾天向法院申請旁聽證，法院告之開庭之時憑身分證排隊即可進入法庭旁聽，但在開審當日上午趕至法院的民眾卻被告知需要旁聽證方可進入法庭旁聽。在民眾鼓譟之下，法院謊稱民眾可到旁邊一個法庭觀看庭審直播，但民眾發現根本沒有直播。有數百名關心此案的民眾聚集在法院門口，數人被警方扣押直至庭審結束方予釋放。有在現場的民眾估計，布置在法院內外的警員及佩戴小紅徽章的便衣總數有數百人。

此外，有幾位譚作人的朋友被限制人身自由，不能趕至法院，甚至有人趕至法院仍被強制帶走。十一日晚專程從北京趕至成都，原來準備為譚作人案作證的知名藝術家艾未未及其地震死難學生名單調查志願者等一行十人，凌晨三時在酒店房被警方破門而入，在艾未未要求對方出示證件時雙方發生衝突，艾未未右臉被打受傷。艾未未在當天下午兩時獲得自由，但其他五位志願者仍被扣留，其後陸續獲釋，最後一位志願者劉艷萍，在十三日艾未未及其律師劉曉原再度返回成都與警方交涉後，方於十四日凌晨獲得釋放，扣押時間超過三十小時。成都獨立作者冉雲飛，在十二日早上七點被警方從家中帶至書院街派出所，延至午後方得以脫身。與譚作人一起調查死難學生名單的謝貽卉，在十一日晚即被警方控制。曾於去年六四期間在成都傳媒刊登廣告的陳雲飛，在十一日即接到警方通知，要求他十二日上午到派出所報到。他於十二日早上五時半從家中出發，避開警方監控，於七時半成功抵達成都中院，但在八點被警方發現後，即被強行送回郊外家中。成都讀書會的楊雨也被警方置留派出所至中午時分。

辯方的另兩位證人，四川大學建築和環保學院前教授艾南山及四川地質學家范曉都被法庭以「與案件無關聯」為由拒絕他們出庭作證。

更難以想像的是，有身穿警察服裝但不願出示工作證件的人士到香港NOW記者的酒店房間，以接到民眾舉報房間內有「違禁品」為由，多翻搜查房間、採訪器材及記者的隨身物品，禁止記者離開。直至庭審結束，這批人在沒有留下任何交代的情下突然離開。香港有線電視台的記者亦被人跟蹤，及時接到線報才得以從酒店地庫脫身。

四川當局掩民之口

四川當局如臨大敵而部署重兵，不顧外界反應及批評而秘密「公開審理」，浦志強認為，「這是成都本地的官員了掩蓋四川大地震死難人數這樣一個千夫所指的情和成都彭州石化項目的不當選址而將譚作人拘押治罪。因為譚作人一直從事對上述兩起事件的揭露工作，所以他事實上是得罪了四川當地的官員。」當局精心選擇與敏感的「六四」有關的證據來治罪，亦可避免大陸媒體介入，審訊當天，大陸媒體無一家到場旁聽或採訪。

浦志強提及的「四川大地震死難人數」與「成都彭州石化項目」均為四川當局的「難言之隱」，而這兩件事，譚作人都在為之奔走呼號。

曾任《文化人》主編、綠色江河副秘書的譚作人，長期關注環境及公共話題。在汶川大地震發生後，譚作人為救災而奔波，同時根據自己的觀察，發表了多篇文章，分析地震為何造成慘重傷亡，質疑重大損失的真正原因是天災而不是人禍的說法。○八年年底開始，譚作人及謝貽卉開始了地震死難學生證查的準備，並為此發出了倡議書。

今年四月下旬通過互聯網公開發布的《5．12四川大地震死難學生調查報告（徵求意見稿）》顯示，譚作人與謝貽卉於三月二十五日完成了這份調查報告的徵求意見稿。調查報告本來準備在地震周年時發布，但因譚作人於今年三月二十八日被警方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拘留而不得不中止調查及發布初步報告。

在報告中，共統計有五千七百六十名學生在地震中遇難。報告指出﹕「5．12地震導致大量建築倒塌，尤其是學校教學樓倒塌的主要原因，也是造成在校師生共同死亡的主要原因。」報告同時通過計數據認為，「倒塌學校與地震烈度分布無必然聯繫」、「倒塌學校建築與該建築年代、具體時間無必然聯繫」、「倒塌學校與讓建築朝向無必然聯繫」。調查報告的結論，顯然與官方的基調並不一致。○八年六月廿五日《成都日報》一篇題為「地震是房罪魁 倖存者應理性看未來」的文章引述專家的觀點認為，「設防標準低於地震烈度是建築物倒塌的主要原因，不能簡單認為倒塌的建築物一定存在質量問題。」○八年的六月開始，大陸所有媒體均被禁止繼續調查和報道地震災區倒塌建築的質量問題。外界一般認為，地震所暴露出來的建築質量問題可能牽扯出大批官員的腐敗行為。

彭州石化項目每年具備一千萬噸煉油、八十萬噸乙烯的產能，位於成都彭州市軍樂鎮與隆豐鎮之間的四川石化基地，離成都只有三十公里。○八年的四、五月間，彭州石化可能帶來的空氣污染、水污染成為成都市民熱烈討論的重點，五月四日，成都發生了反對彭州石化的幾百人的和平「散步」事件。

地震發生後，曾目睹彭州、什邡等地遭到地震嚴重破壞情的譚作人加大了對彭州石化的擔心與關注。○八年八月十日，國家地震安全性評定委員會評審通過了地震安全性評價複核報告書，認為在項目區域和近場區無活動斷裂帶，在適當提高地震動參數的情下，可以發展項目建設。這樣的結論，讓半年前就因彭州石化存在而焦慮的譚作人更加難以接受。

譚作人在○八年的十月底給成都市人民政府、人大、政協的提交了一份《關於成都彭州石化項目的公民意見建議書》，他在建議書中寫道﹕「成都彭州石化項目區附近是彭州——大邑——名山隱伏斷裂，具有六點零至六點五級強震的構造背景。因此，這項目說址，必須具有公正可信的項目區地震構造環境評價，工程場地地震條件評價，地震安全性評估。這些評估，不僅需要五一二龍門山大地震之前的可靠數據，更需要對五一二震後地質變化及環境容量進行重新勘測調查，並由中立機構論證評估。」

重大項目的建設投產往往帶來GDP數據的增長從而提升地方官員的政績，同時地方官員也往往能從項目建設中得到利益分配，項目並未因地震發生而中止。○八年冬，彭州石化靜悄悄地重新開工，在這樣的情下，譚作人以一個普通公民的身分，再次發起了白色「和平保城」行動。他號召成都市民「用全體示弱來代替集體示威，用消極行為來主將積極權利。用白色表達來反對黑箱操作，用有序漸進來學習民主程序」。但在「和平保城」行動書發出後，他即被成都公安局「國保」約談，相關人士亦被「關照」，「和平保城」行動未能發起。

今年年初，逼於民眾爭議與地震後的環境與地質壓力，四川當局決定將彭州石化項目的煉油與加工分開，彭州只保留煉油項目，下游的加工產業外移至成都市新津縣。但在譚作人看來，一分為二仍會帶來新的問題，他主張彭州石化整體遷址，由沱江上游遷移至岷江中游，有效迴避石化基地與成都作為中心城市的環境衝突、從水源上保護區域自然生態環境。他將彭州石化論證上馬的經過、可能產生的問題和後果，以及更優方案的選擇，寫成報告《關於問題工程的問題》，並將這份近萬言的報告呈交四川省、成都市人大政協，委托送交兩會備案。

當局意圖製造寒蟬效應

譚作人案因為荒謬的庭審過程、讓人瞠目結舌的毆打扣押證人，以及低劣手段惡意阻撓港媒記者採訪而讓外界嘩然，廣為人所詬病，但卻未見國家就四川當局的荒唐做法提出任何的糾正措施。有人猜測地震所暴露的腐敗問題可能涉及從一九九七年到二○○二年在四川主政的周永康，周永康現位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掌控全國政法體系。但更多的觀察者認為，應該與中共建政六十周年「國慶」而不惜一切代價「維持穩定」的做法有關。

八月間，除了譚作人案，另外兩個性質類似的案子也幾乎同時開庭。八月五日，四川「六四天網」的創辦人琦涉嫌「非法持有國家機密罪」案在成都市武侯區法院開庭，代理律師為他作了無罪辯護，法院表示將擇日宣判。琦在去年四川地震發生後多次組織志願者進入災區提供物資，接觸到災民和死亡學生的家長，將災區的照片及文字發布上網。他在地震後不足一月，即被當局逮捕。八月七日，原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郭泉被控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案在江蘇省宿遷市法院開庭，檢察機關指控郭泉成立非法組織，招募成員，並在互聯網上發表大量文章以幫助弱勢群體的名義要推翻社會主義制度。法院亦表示將擇日宣判。郭泉於○八年十一月十三日被南京市公安部門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正式拘捕。

外界有評論認為，當局在八月密集審判已經逮捕的幾位活躍人士，可能是想在十月之前完成二審，製造「寒蟬效應」，為六十周年「國慶」製造「和諧」氣氛。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顧問、中國政法大學客座教授王友金在八月四日接受《明報》訪問時指出，由於今年是建國六十周年，當局不希望見到異見人士「說三道四」，同時由於當地異見、民運人士近期的反腐倡廉呼聲加大，為預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北京當局為壓制這種批評聲音和趨向，而相繼審判異見人士。

是中共辜負了松本清張

登入松本清張誕生百周年的網頁http://www.seicho-100.com/default.asp，作家剛直的身影走馬燈那樣漸次而出——二戰歸來的衛生兵、五十年代開始筆耕的新進作家，

以至盛年的每出一書即驚天下。那是一段段啟動日本戰後良心的歷史。

作為一個從開始學習日語時已追隨松本清張的讀者，每當談論日本近代最偉大作家時我都理直氣壯指出松本清張當之無愧——可不是麼，

《某小倉日記》是一九五二年的純文學芥川獎；一九五六年，《顏》奪得日本偵探小說獎；一九五九年，《小說帝銀事件》獲得文藝春秋獎；

一九七○年，《日本的黑霧》獲得日本新聞工作者獎、《昭和史發掘》得菊池寬獎。

也許有人認為，村上春樹和司馬遼太郎或者早些年的陳舜臣井上靖都是傑出的，事實上這幾位完全配得上「偉大作家」稱號，

尤其是村上春樹，上周四《朝日新聞》報道他的《挪威的森林》日本銷量達一千萬，那是了不起的成就。

然而，我還是不顧一切的站到松本清張這邊。
最近一年，我幾乎把假日的閒暇時間都用在翻譯《日本的黑霧》上面，於一個業餘水平的讀者而言，這是一項漫長並艱巨的工作，一年下來只翻了十分一也不到。這固然是與個人的日語和中文水平有關，然而應該說，在一再重讀《日本的黑霧》的過程中，不其然像走進迷宮一樣，在團團轉的歷史迷思裏不能自拔——為什麼松本清張對一手擘劃戰後日本政經藍圖的美軍佔領軍如斯猛烈批判，為什麼在他筆下隱約看到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遙遠嚮往。這在細閱上下兩卷的《日本的黑霧》文庫本時，似乎讓人覺得答案就在眼前不遠處。


白鳥事件 中共吉林測試

當開始翻閱《日本的黑霧》裏的〈白鳥事件〉這一章，着手尋找相關歷史背景時，一幅清晰的圖象，像拼圖後的全景那樣呈現眼前。真人真事的〈白鳥事件〉，說的是一九五二年一宗開槍案，北海道專門追緝共黨分子的警官白鳥雄一，某夜走在街上被人開槍打死。警方和檢察部門經過調查後，認為這與日本共產黨的村上國治和佐藤博有關，又說根據口供，發現兩年前日共成員在北海道深山開槍演練遺下的彈頭，其鏽蝕和彈道和打死白鳥的子彈脗合，於是判定嫌疑人有罪。

故事和今天人們孜孜追看的鑑證電視片集《CSI》極其相似。可是，白鳥被殺事件到了鑑證這一階段時出現另一個走向，根據歷史資料，原來，中國的一個金屬研究所，在緯度和日共北海道開槍演練現場相若的吉林某地區進行一次平衡測試，用的是白鳥事件中的白朗寧一九二一年製手槍，子彈也是與事件中相同的子彈。中國的測試人員開了幾十槍，照着日本檢察部門的公開資料試了又試，兩年後派人挖出彈頭，發現物理證據與日本鑑證人員的結果截然兩樣。當然，吉林的雪堆和北海道雪堆有着迥異參數，比如雪堆的濕度和雪花落到地面後含鹽比率，都足以影響測試結果，日本檢察部門更不可能接受當時仍是非邦交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測試結果。

「中國」在松本清張作品裏有着不可磨滅的身影，《小說帝銀事件》裏的下毒兇手，松本清張暗示這是戰時在中國東北試驗生化武器的石井四郎中將部下，作家森村誠一在七十年代末揭穿日軍在中國以活人試驗化武的《七三一部隊——惡魔的飽食》一書，便是根據《小說帝銀事件》內容進一步刨找出更多真相。〈白鳥事件〉之中，松本清張筆下的中共是日共黨員的大後方，日共在松本清張眼中則是推動社會公義的主要力量。中共對千里之外一個異國推理小說作家有着如此巨大影響，應該說，五十年代已全力鼓吹公義的松本清張認定，中共是正義的楷模，也是難以超越的理想主義化身。


五十年代的一盞明燈

構成松本清張作品一以貫穿這種信念的原因，和中共推翻貪腐敗朽的國民黨政權的無產階級勝利有關；更重要是，五十年代初的中共，韓戰一役犧牲五十萬精英也要實踐國際共產主義的無私，是感動各國受壓迫人民的另一要素。在「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五十年代初，中共無疑是這三句話的絕佳樣板和擁有更好未來的期盼。中國科學家在吉林耗時兩年測試〈白鳥事件〉裏的子彈鏽蝕，在今天的標準來看是干涉別國內政和司法獨立，然而在當年黑暗不見天日的壟斷資本主義和準法西斯主義下的西方及日本，中共毋庸置疑是一盞明燈，更甚者會視中共是救世主，儘管左派對《國際歌》裏那句「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朗朗上口。

在韓戰結束逾半世紀後今天來看，死了五十萬解放軍是踩中史大林圈套，胡裏胡塗在錯誤的地方打了一場錯誤的戰爭，在輸出革命上扮演重要角色；當然，全世界被壓迫的人民不可能猜想，韓戰之後五年不到，中共反右運動把異見者斬於馬下。但當中共還未變質、人們還未看到中共醜陋一面的時候，中共一度是視作可堪託死生的，〈白鳥事件〉裏的中國科研人員義無反顧為兩個素不相識的日共黨員進行子彈測試，在日本進步人士眼中，那是國際共產主義赤誠相助。

松本清張令人尊敬的是字裏行間永不言悔的歌頌人性光輝——《小說帝銀事件》為死刑犯平澤貞通鳴冤、《點與線》探員鳥飼重太郎為尋真相上窮碧落下黃泉、《砂之器》對謀殺生父的和良英賀的譴責——松本清張追求的是永恒的正義，不論現實世界的平澤貞通還是虛構小說的和良英賀，都必須經歷人民的檢視。在日本司法和軍警系統都在美國佔領軍手裏的日子，曾經，松本清張在小說的某些場景裏，把正義的希望放在中共身上。


誰是黑手 誰為霸主

可是中共辜負了松本清張和全世界進步人士的期許。五十年代是被壓迫一群明燈的中共，今天搖身一變成為打壓人民的黑手，毛澤東一九五六年的七律《到韶山》裏有一句「黑手高懸霸主鞭」，中共當年的解說是「黑手，反革命的血腥魔掌；霸主，指蔣介石」；劉曉波譚作人許志永的被押被捕被控，人們看到的是，今天的中共才是「黑手高懸霸主鞭」的主角。

北京最寒冷的夏天

權延赤的《走下聖壇的周恩來》結局令人感到中國還有一絲希望的原因，是有這樣的一段﹕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來逝世當天，周恩來遺孀鄧穎超提出三個要求﹕不搞遺體告別、不開追悼會、不保留骨灰。
副總理李先念一聽急了，噙淚說「不行，不能從總理這兒開這個頭」。那時也是副總理的鄧小平接說，「先念同志的意見對，人民不答應，遺體告別和追悼大會要搞，否則沒法向全國人民交待」。
仍然清楚記得一九九三年初讀這一段時的內心悸動，原來中共還有人懂得什麼是人民、什麼是人民不答應、什麼是向全國人民交待。想不到在寒冷的一九七六年肅殺冬日有暖烘烘的一絲暖意。
可惜的是那暖意僅這一次。

文 安裕

這個星期要記下的事太多。英格蘭領隊波比笠臣去世，他一九八六年帶隊出戰世界盃時我還蹲在倫敦晃悠過日子，馬勒當拿上帝之手賽後到今天這二十三年唯一沒有口出惡言的是他，儘管他的球隊因這被擯出局，儘管英國小報賽後頭版標題是大大的一個字THIEF，笠臣一洗人們認定英國佬都是睚眥必報的胸襟狹窄之輩的stereotype。菲律賓前總統科拉桑阿基諾夫人周六病逝，手頭上的一九八六年《時代》雜誌，封面是笑意盈盈的她右手食指拇指成L字，鮮黃色連衣裙在浩瀚人群裏如向日葵突出。不過，我仍然心繫譚作人。

為什麼要起訴譚作人，官方的講法是和六四有關，說他寫了文章詆譭國家。眾所周知的是，譚作人為四川大地震死於豆腐渣工作的學生奔走呼號，今年三月二十八日被刑事拘留，四月三十日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正式逮捕，六月二十九日移送檢察院起訴。起訴書指譚作人對中央處理六四事件的方法和定性不滿，於二○○七年五月二十七日撰寫文章《一九八九：見證最後的美麗——一個目擊者的廣場日記》，發表在「自由聖火」等境外網站，起訴書指該文主要內容是「對黨中央處理六四事件進行歪曲描述和誹謗」。

色厲內荏傷盡民心

在二○○九年盛夏，人們不知道色厲內荏的中共會在建政六十周年前夕再會做些什麼傷盡民心的事，一陣寒噤直冒上來。之前拘捕劉曉波，如今是譚作人，看來北京決心要把一丁點的星火撲滅於萌芽期。今年是中共國慶六十周年，六十年是中國傳統天干地支裏的一甲子，是一個循環的起點和終點，六十年前的中國是「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的光輝十月， 是像鄧稼先那樣的一流核物理學家、錢學森那樣的頂尖氣體動力學家放下在美國的一切回到紅色中國的年代。著名記者朱啟平的妻子孫探薇憶述說，他們和孩子從美國到北京落戶，夫婦分派到英文雜誌工作，天天騎幾個鐘頭單車上下班，糧食也是配給，但人人朝氣蓬勃，在北京城的晨曦薄霧中看到明媚明天。

三十年折騰三十年騰飛

事實卻不是這樣。反右文革接踵來，錢學森鄧稼先僅以身免，朱啟平下放農村，到了周恩來想起有一個精通美國的記者下放東北未回，朱啟平始能重返北京。這或許是輪迴，三十年的折騰和三十年的騰飛構建了中共六十年。今天回首這段歷史是悲多於喜，唯一讓人打從心底感到快慰的是一九八四年三十五周年國慶，北京大學學生遊行時打開「小平你好」橫幅那一刻，我認為這是中共六十年來最動人一瞬間。不是說大學生拍鄧馬屁，這實是人民對「階級鬥爭是綱」和「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巨大反發，是勤勞樸素中國老百姓良心美學的彰顯。

不過，這僅僅的一次打開橫額，與鄧小平一九七六年一月那句「沒法向全國人民交待」，都是碩果僅存令人感到中共真正以人為本的一次。因為，六十年來中共在相當長的一段長時間是處於不安（insecurity）的精神狀態，建政後的屢次政治運動，說穿了便是「階級敵人還在走」的集體政治不信任，由此發展出來的反右和文革兩次運動，根本而言是政變的一種——反右推倒彭德懷，文革打垮劉少奇，幾千萬人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受創最深的不是高官和他們的家屬，而是千千萬萬無名百姓。

六十年來的不安

中共的黨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完全對毛皇帝起不了作用。在這種經常陷於動盪的政治氛圍裏，中共的權力慾無限膨脹，他們要掌握並控制所有資源，始能稍解政治上的不安。去年北京奧運便是證明﹕為了保證演唱《歌唱祖國》的女孩既清秀又好嗓音，林妙可站在台前張嘴唱出楊沛宜的童音；北京上空雨雲或會影響煙花視覺效果，電視觀眾看到的是電腦合成影片。當專政機器可以保證一切都可受到控制，這種權力是會令人上癮的。每次聽到中國官員要求美國或是世界貿易組織，承認中國的巿場經濟地位都不禁啞然失笑，以中國當局對「計劃」和「控制」的迷戀，哪會是巿場經濟的載體。劉曉波被捕，譚作人被控，恰恰就是這一權力慾的具體反映。

作為十三億中國人民的一分子，中國經濟實力強大當然是驕傲，但當中帶出的矛盾卻令人痛苦——外匯存底二萬億美元，自製太空船上天；民族主義一點，美國總統講話引用孟子的「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引「人心齊，泰山移」的中國古語，回顧積弱百年的中國歷史，這刻頗有「為萬世開太平」的感覺——可是中國人民還得面對和她的外匯庫存完全不對稱的權利，隔三差五給人找麻煩穿小鞋栽贓嫁禍，這和非洲一個人均收入一百美元的獨裁小國有何不同。

六六年的夏不堪回首

美國財長蓋特納在中美經濟戰略會議上，用他在北京留學一年學回來的普通話說，中美應該「風雨同舟」，我那天站在電視機前，不自覺接上去說「戰友賢」。「風雨同舟戰友賢」是來自《人民日報》社長鄧拓的七律《留別人民日報諸同志》，是鄧轉赴北京巿委工作前在歡送會上朗讀的。鄧拓是中共才子，一九六六年在文革高峰期的五月十八日自殺身亡；也是當年夏天，毛澤東秘書田家英、作家老舍、歷史學家李平心、古文字學家陳夢家自殺身亡。於中國人民而言，那是不堪回首的一個寒冷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