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最寒冷的夏天

權延赤的《走下聖壇的周恩來》結局令人感到中國還有一絲希望的原因，是有這樣的一段﹕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來逝世當天，周恩來遺孀鄧穎超提出三個要求﹕不搞遺體告別、不開追悼會、不保留骨灰。
副總理李先念一聽急了，噙淚說「不行，不能從總理這兒開這個頭」。那時也是副總理的鄧小平接說，「先念同志的意見對，人民不答應，遺體告別和追悼大會要搞，否則沒法向全國人民交待」。
仍然清楚記得一九九三年初讀這一段時的內心悸動，原來中共還有人懂得什麼是人民、什麼是人民不答應、什麼是向全國人民交待。想不到在寒冷的一九七六年肅殺冬日有暖烘烘的一絲暖意。
可惜的是那暖意僅這一次。

文 安裕

這個星期要記下的事太多。英格蘭領隊波比笠臣去世，他一九八六年帶隊出戰世界盃時我還蹲在倫敦晃悠過日子，馬勒當拿上帝之手賽後到今天這二十三年唯一沒有口出惡言的是他，儘管他的球隊因這被擯出局，儘管英國小報賽後頭版標題是大大的一個字THIEF，笠臣一洗人們認定英國佬都是睚眥必報的胸襟狹窄之輩的stereotype。菲律賓前總統科拉桑阿基諾夫人周六病逝，手頭上的一九八六年《時代》雜誌，封面是笑意盈盈的她右手食指拇指成L字，鮮黃色連衣裙在浩瀚人群裏如向日葵突出。不過，我仍然心繫譚作人。

為什麼要起訴譚作人，官方的講法是和六四有關，說他寫了文章詆譭國家。眾所周知的是，譚作人為四川大地震死於豆腐渣工作的學生奔走呼號，今年三月二十八日被刑事拘留，四月三十日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正式逮捕，六月二十九日移送檢察院起訴。起訴書指譚作人對中央處理六四事件的方法和定性不滿，於二○○七年五月二十七日撰寫文章《一九八九：見證最後的美麗——一個目擊者的廣場日記》，發表在「自由聖火」等境外網站，起訴書指該文主要內容是「對黨中央處理六四事件進行歪曲描述和誹謗」。

色厲內荏傷盡民心

在二○○九年盛夏，人們不知道色厲內荏的中共會在建政六十周年前夕再會做些什麼傷盡民心的事，一陣寒噤直冒上來。之前拘捕劉曉波，如今是譚作人，看來北京決心要把一丁點的星火撲滅於萌芽期。今年是中共國慶六十周年，六十年是中國傳統天干地支裏的一甲子，是一個循環的起點和終點，六十年前的中國是「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的光輝十月， 是像鄧稼先那樣的一流核物理學家、錢學森那樣的頂尖氣體動力學家放下在美國的一切回到紅色中國的年代。著名記者朱啟平的妻子孫探薇憶述說，他們和孩子從美國到北京落戶，夫婦分派到英文雜誌工作，天天騎幾個鐘頭單車上下班，糧食也是配給，但人人朝氣蓬勃，在北京城的晨曦薄霧中看到明媚明天。

三十年折騰三十年騰飛

事實卻不是這樣。反右文革接踵來，錢學森鄧稼先僅以身免，朱啟平下放農村，到了周恩來想起有一個精通美國的記者下放東北未回，朱啟平始能重返北京。這或許是輪迴，三十年的折騰和三十年的騰飛構建了中共六十年。今天回首這段歷史是悲多於喜，唯一讓人打從心底感到快慰的是一九八四年三十五周年國慶，北京大學學生遊行時打開「小平你好」橫幅那一刻，我認為這是中共六十年來最動人一瞬間。不是說大學生拍鄧馬屁，這實是人民對「階級鬥爭是綱」和「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巨大反發，是勤勞樸素中國老百姓良心美學的彰顯。

不過，這僅僅的一次打開橫額，與鄧小平一九七六年一月那句「沒法向全國人民交待」，都是碩果僅存令人感到中共真正以人為本的一次。因為，六十年來中共在相當長的一段長時間是處於不安（insecurity）的精神狀態，建政後的屢次政治運動，說穿了便是「階級敵人還在走」的集體政治不信任，由此發展出來的反右和文革兩次運動，根本而言是政變的一種——反右推倒彭德懷，文革打垮劉少奇，幾千萬人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受創最深的不是高官和他們的家屬，而是千千萬萬無名百姓。

六十年來的不安

中共的黨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完全對毛皇帝起不了作用。在這種經常陷於動盪的政治氛圍裏，中共的權力慾無限膨脹，他們要掌握並控制所有資源，始能稍解政治上的不安。去年北京奧運便是證明﹕為了保證演唱《歌唱祖國》的女孩既清秀又好嗓音，林妙可站在台前張嘴唱出楊沛宜的童音；北京上空雨雲或會影響煙花視覺效果，電視觀眾看到的是電腦合成影片。當專政機器可以保證一切都可受到控制，這種權力是會令人上癮的。每次聽到中國官員要求美國或是世界貿易組織，承認中國的巿場經濟地位都不禁啞然失笑，以中國當局對「計劃」和「控制」的迷戀，哪會是巿場經濟的載體。劉曉波被捕，譚作人被控，恰恰就是這一權力慾的具體反映。

作為十三億中國人民的一分子，中國經濟實力強大當然是驕傲，但當中帶出的矛盾卻令人痛苦——外匯存底二萬億美元，自製太空船上天；民族主義一點，美國總統講話引用孟子的「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引「人心齊，泰山移」的中國古語，回顧積弱百年的中國歷史，這刻頗有「為萬世開太平」的感覺——可是中國人民還得面對和她的外匯庫存完全不對稱的權利，隔三差五給人找麻煩穿小鞋栽贓嫁禍，這和非洲一個人均收入一百美元的獨裁小國有何不同。

六六年的夏不堪回首

美國財長蓋特納在中美經濟戰略會議上，用他在北京留學一年學回來的普通話說，中美應該「風雨同舟」，我那天站在電視機前，不自覺接上去說「戰友賢」。「風雨同舟戰友賢」是來自《人民日報》社長鄧拓的七律《留別人民日報諸同志》，是鄧轉赴北京巿委工作前在歡送會上朗讀的。鄧拓是中共才子，一九六六年在文革高峰期的五月十八日自殺身亡；也是當年夏天，毛澤東秘書田家英、作家老舍、歷史學家李平心、古文字學家陳夢家自殺身亡。於中國人民而言，那是不堪回首的一個寒冷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