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成文武藝賣與帝王家 特區食客列傳之二

我的朋友郭慶輝買了一本簇新的Lend Me Your Ears：Great Speeches in History，小子倒也識貨，這是美國政治專欄作家薩費爾（William Safire）除了修改再三的Safire's Political Dictionary以外最著名的出品。

不過，這書在香港書店要賣三百八十元，除了佩服小郭的豪氣，也不得不為書店的食水深而嘆息。

薩費爾令我想起上星期的〈特區食客列傳〉。嚴格來說，薩費爾的前半生其實也是食客生涯，他是尼克遜總統的演詞撰稿人，出自其手的政策講話不計其數，可是人們老是提他的一篇從未宣讀的文稿，那是準備一旦太陽神十一號登月後回不了地球、尼克遜要在滿目國殤裏念出的那篇。

薩費爾另一個更為人所知的故事，是他怎樣被《紐約時報》拒之門外，最後成為這份大報言論版最受注目作者的前因後果。薩費爾這段歷史其實有很值得一說的背景，便是他在經濟上的獨立，不必下海當誰的食客。這是特區一眾文字食客必須學習並以此作為反省的。文安裕薩費爾是美國三十年來最負盛名的政治專欄作家，雖然他不算是百分百的辛迪加專欄作家（Syndicated Columnist），但其實他在另一層次有着比這類作家更高的地位及更大的影響力。

去世多年的幽默大王包可華（Art Buchwald）是最有名的辛迪加專欄作家，顧名思義，辛迪加專欄作家就是一篇文章同時在多份報刊見報的名牌作家，包可華聲勢最厲害時，一篇文章在二百五十份報紙出現。近年奮筆疾書的Thomas Friedman 著作等身，但也說不上是辛迪加專欄作家。儘管薩費爾的文章集中在《紐約時報》刊登，但由於讀者眾多（《紐時》最暢銷的日子是日售一百二十萬份），地位與包可華不遑多讓，甚或稍高半籌。

不論左右不違心

做作家做到像薩費爾和包可華那樣一言喪邦也可一言興邦，確實罕有，尤其是薩費爾，被視為是較聯合國更有影響力的政治觀察家。也許有人會認為此說過於托大，但事實上七十年代仍是全國山河一片紅的中共，總理周恩來深切了解美帝國主義旗下殿堂級專欄作家的無比影響力，《紐約時報》作家賴斯頓（James Reston）一九七一年夏天已到北京採訪，比尼克遜的破冰之旅還早了半年。然而，薩費爾也好，賴斯頓也好，一個右傾一個左傾，但都是道德上極其decent 的專欄作家，沒有吃了人家茶禮而昧於良心寫出違心之言。他們因為政見迥異在美國社會受到各式批駁，但從來不會有人質疑他們的道德人格。

對薩費爾和賴斯頓等專欄作家的獨立人格的感慨，是因為看到香港某些專欄作家的不濟而感觸。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不知是哪位公關大員相中專欄作家和他們的影響力，搞一次活動呼朋喚眾，個個大快朵頤肚滿腸肥，回到寫字桌前揮筆疾書。

作為讀者，個人有兩次極其憤怒的經驗，其中一次是幾個月前馬會在北京的會所開幕那回。我想，那次受邀的嘉賓一定包括不少文化界精英，隔了幾天之後，報章副刊上關於馬會北京會所的文章如潮湧至。本來，作者看到和聽到新事物向讀者介紹並無不可，然而人們讀到的是一天之內同一版面竟然有兩個作者都在談論馬會的北京會所，而這情况在其他印刷傳媒也有出現。另一次則是好幾年前的事，那回是澳門有關部門組織一次澳門之旅，水翼船回到香港後幾天，全港的專欄版面幾乎被澳門之行旅遊訊息淹沒。

飯局與Syndicated Publicist在這兩個個案上，香港的一些columnist 成為了syndicatedpublicist，而在這些賓主盡歡的交往文章中已然逐漸成為關鍵詞的「飯局」二字，日後必定在香港公關史留下不可磨滅註腳，為過往只是生理召喚填飽肚子的飯餐加添社會科學釋義。我猜，最初編輯約稿以及作者對自己的期許，都不會想到這小小三五百字最終變成商業訊息的傳遞，但客觀結果卻是這樣，不免令人遺憾。不過，說到底這還算不上涉及重大公眾利益，沒有人讀了文章後去北京馬會吃飯埋單成了冤大頭高呼受騙，也說不上閱了澳門行後到梳打埠吃蝦子撈麵嘔吐大作回來要投訴報評會。那些小塊文章只是明刀明槍說北京馬會會所如何如何或是澳門旅遊怎樣怎樣，沒有在文字行裏隱藏着另一重hiddenagenda。

必須警惕的是政治公關，這是指廣義上的政治和狹義上的政治。近者如電盈私有化、董事股份禁售期，以至這個星期發表的財政預算案，遠者如董建華年代的八萬五政策或教師基準試，都有大量的公關操作牽涉其中。看待這些政治公關行為，必須有一套中期的跟蹤觀察，以董事股份禁售期來說，贊成反對的都有，個人的觀察，是以專欄作者一貫的立場為基線，有人行必稱透明度負責性，事必說英美報刊立論正確，可是在董事股份禁售期一事上不知怎地忽然「覺今是而昨非」，忽然絕口不提透明負責，也忽然不再正面評價英美報刊在此事的取態。

面對疑似轉軚急轉彎，看官先行打底似乎是唯一可行的做法。

定向飛彈式公關操作

另一種政治公關操作是定向飛彈式的消息供應，有論者對特區財政預算案內容泄漏得滿天飛甚是不滿，實事是曾班子上台後類似情况並非鮮見，白宮群英的做事方法來了香江安家落戶早不是新事。說起財政預算案，我倒想起在英國時從電視上看到的一幕：預算案發表前夕，財相例必在唐寧街八號財相府門外，舉起內載預算案文本的紅色公事包。我還記得那一回英國廣播公司（BBC）的旁白是這樣說的， 「這刻，我國的最重要命脈都在他的公事包裏，明天我們便會知道」。以今天特區的慣性行為來說，BBC 不可能不早就知道公事包裏的秘密，尤甚是它是公營的傳播機關；當香港連私營傳媒機構也能提早得悉大內機密，BBC 太遜了。

對此，我們不必憤怒，這是中國人社會一道風景線。可不是嗎，歷史上我們有過孟嘗君，也有過張儀這樣的說客，今天我們更不缺現代版的孟嘗君和張儀。中國人有一句話說得好，學成文武藝，賣與帝王家，至今歷百年而不衰，誰說中華文化灰飛煙滅？

特區食客列傳

從沒看過如此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埋伏戰（ambush），所說的是圍繞電盈私有化和董事股份禁售期這兩則財經熱聞的無間道式捧與哏。香港幾家院校的新聞學者，應該刻不容緩抓着這一歷史時刻，細緻研究在這兩條新聞周邊出現的各種各樣文字，它們到底所為何事為誰服務，這是一個絕佳的Ph.D論文題目，說不定由此為中國新聞史揭開新的一頁。

文安裕

香港是自由社會，《基本法》第三章第二十七條說得很清楚， 「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縱然回歸十二年來這些自由早就量變以至質變，由大變小由多變少，但總的來說，只要不犯誹謗，基本上說什麼都沒有問題。電盈私有化和董事股份禁售期各式意見紛陳，有從小股民苦難出發狠批電盈私有化是忘了當年承諾，也有從上市公司條例出發說私有化並無不可，更多是從道德層次出發的社會責任論述；同樣地，董事股份禁售期也有兩個截然不同方向的論點，有說此舉旨在避免上市公司董事利用預早知悉業績的優勢買賣所屬公司股票，違反市場公平原則，也有說新的建議窒礙自由市場天條。意見背後是各有理念，光明正大說出心裏話是這個城市今天還能令人覺得可以繼續留下來的主要原因。

立場清明才是賣點

傳媒載體打開大門售賣意見，各具立場是正常得不能再正常的事。如果說沒有立場，在今時今日的香港，恐怕沒有哪幾個傻瓜會信世上真還有這回事；相反，立場清明才是賣點所在，A 是支持B 是反對讀者自可對號入座，青菜肥肉各有所愛，如此就不怕魚目混珠更無懼買進A 貨，這便是特區在電盈私有化和董事股份禁售期大討論前的美好生態。

然而世事無絕對，花無常開月無常圓，原來除了A 和B 還有蒙面遮口的CDEFGH。本來真理是愈辯愈明，可是CDEFGH 卻從不像A 和B 那樣明刀明槍，而是躲在路旁打埋伏，忽地來一記冷槍，讓人一不留神着了道兒，太不夠意思了。

作為一個以閱讀為樂趣的亂翻族，當讀到法律學者為文力撑電盈私有化，字裏行間是對自由市場的支持，是於法學角度的一種執著，他的理據也許能夠成為人們在道德批判以外的一種理性補遺；道不同不相為謀，但總會在閱讀過程中帶着尊敬，難得有人如此堅持一己理念，哪怕用的只是一個筆名。遺憾的是這畢竟是少數中的少數，相對於此，更多的是在一直講究透明度強調責任力的理念中暗暗摻沙加水，若不是先已了解兩事的本質，這類魚腸劍式的意見提供必定在不明所以的讀者裏潛移默化，從而遮住人們的眼睛掩住人們的嘴巴，這和近些年來報刊上常見的廣告式新聞沒有兩樣——當人們通篇讀完後，摸不清頭腦為何這些小事也是頭條時，恍然發覺文章最後有小小的一行字：廣告專輯。那一刻的上當受騙感覺，足以毁滅幾十年來對傳媒的信任。

筆桿子無間道湧現的背後，究竟是雞髀打人牙骱軟的緣故，抑或是西瓜開大邊的埋堆表態，就是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也無法弄清，不過，由此看到的是，近年香港社會大盛的spinning 原來是沒有年代界限且更跨越專業範疇。曾蔭權上台後，白宮群英式的扭計師爺熱賣，連早年一度盛行的雍正皇朝鄔思道都給人翻抄，特區官員汲汲以此為時尚，不用王道治港舍正路而弗由。然而，話得說回來，人們起初還能憑常識分辨得出來，哪怕是這些官話是裝置在什麼地方，但下筆的算有良心，說明這是出自官府衙門之口，也是另一種的明碼實價，看不出其中有何利益交易，盍興乎來，願者上釣，尚屬公道。

稍為不察生吞活剝

一計既出，又生一計，這些spinning 伎倆如今移植到新聞以外的軟性版面。這裏必須得說清楚，絕大部分作者是有所根據和堅持，和他們長久以還所持的立場並無違背，並且具體反映了他們表裏如一的價值觀。可是，另一些卻不是這樣。對於混雜於瞎扯父母兄弟夫妻朋友小品之間的信息，讀者稍為不察就會生吞活剝整顆吞下。有說這是另一類型的公關信息，無謂阻人發達，這裏不妨把視角放遠，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涉及政治游說的所有公關公司都得註冊，還要說明是為誰服務，但特區卻無此例，一頓飯下來，滿是口腹之慾回去第二天便是一篇篇觥籌交錯之間而成的善頌善禱。若太史公在世，恐怕要在《刺客列傳》以外，再寫一部長長的特區《食客列傳》了。

不必氣憤得瞪眼珠子，中國歷史裏早有食客這一傳統，孟嘗君門下食客更達三千，近代蔣介石毛澤東也有這種古風，追隨蔣的文人最著名的是陳布雷，毛身邊也有福建才子陳伯達，陳布雷除了是蔣的文膽，還官至國民黨中央代理秘書長，而陳伯達五十年代已是《紅旗》雜誌主編，文革高峰時期是中共政治局常委。然而，他們說到底只是強人的一支筆，時日久了，慢慢了解自身罪孽，陳布雷說過「為人捉刀是苦惱的」、「我如嫁人的女子，難違夫子」的肺腑之言，陳伯達以為吃透毛澤東要林彪當國家主席遂站在林的一邊，孰料毛此舉是引蛇出洞，陳伯達的筆桿終究算不過毛的梟悍。

西方的類似情况不讓我國專美，總統身邊幕僚不少便是另類食客，搖筆桿的更多是某黨某派的忠實信徒，但總概而言是都能亮出所屬何宗，令人得以辨識。幾年前去世的歷史學者Stephen Ambrose 被批評只懂把共和黨捧上天，可是他甫揚名已承認了這點，從無猶抱琵琶自稱民主黨人暗藏共和黨理念。倒過來，西方更多的是讚頌在強人身邊卻能不屈權勢的一片丹心，十六世紀英國多鐸王朝大法官莫爾（Thomas More），秉力抗拒國王亨利八世再婚，最終慘遭斬首。四百年後，莫爾獲教廷封聖；一九六六年，以莫爾生平為藍本的英國古裝電影《日月精忠》（AMan for All Seasons），力壓新浪潮電影典範《靈慾春宵》（Who's Afraid of VirginiaWoolf？）奪得奧斯卡最佳影片等六項大獎。

雞鳴狗盜之雄豈足言得士

王安石在《讀孟嘗君傳》用了不足一百字闡明他對食客和其主子的反發，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文字稍為艱澀了些，但說不上是難以閱讀，不過，在今時今日滿是李宗吾門徒的特區，縱然讀通了，那又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