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3日 星期日

炮打司令部




過去一些年,香港這地方流行一種說法,那就是中共的政策和想法本來都是好的,只是落到中下級官員手裏變質走樣又或是「反對派」不領情白白糟塌了。這些例子多不勝數:從香港的普選時間表到內地不同意見者判刑下獄,從香港記者遭公安推打拉搡到地方官員好大喜功亂花公帑,從四川地震豆腐渣工程到全國愈是反貪卻愈猖獗。每出事端,這種說辭就會從四方八面突竄出來,望其肌理,浸浸然有着「皇上英明,卑職不力」的為尊者諱。今天已經是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這種只有在帝王將相封建時代才有的鄉愿式陳情卻四處氾濫,不啻是應了「古已有之,於今尤烈」這句老話。文安裕

劉曉波判刑十一年前後,這種鄉愿又來了,十五個國家的駐華使節要求聽審,被拒,有的老好人出來開腔說這是中國內部的事,外國人不要插手;有的更在此上加了一筆:老外插手,劉曉波只有判得更重。這些話乍聽似乎有三分道理,再想下去卻是一口碩大無比的古井黑洞,足以把一個人僅餘的公義良知全部吸進去而不吐半口出來——外國使節聽審的確無先例可援,外交人員是有豁免權的,但只能在通關檢查開車罰單上有免檢甭罰的權利,要坐進閉門審訊或曰內庭聆訊卻真也沒有這種特權。問題是,中共司法部門不是說劉曉波案是公開審訊的嗎,既是如此,拒絕外國使節進入便是於理不合。當然,中共會有它的說辭,最通常的是「聽審證派完,無證不得入內」。這和在香港要中止收費電視服務的困難是同一類的賴皮刁難。

劉曉波案開審前已拍板

至於所謂外國介入會使得劉曉波罰得更重,開審兩天之後的聖誕節重判十一年似乎證明這一道理。可是,你真相信十二月二十三日劉曉波案開審兩小時草草完事是官方傳媒所說的嚴肅司法程序?你會相信劉曉波案真是司法獨立得可以由北京巿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的法官說了算?你真相信這些法官大人因為聽說來了十幾個外國人說要聽審而令劉曉波罪加一等?不必對所謂中國國情有深刻了解的都知道,劉曉波到底要判多少年,早就在開審前已經拍板,所謂外國使節到來令劉曉波判得更重是一種蓄意的轉移視線,目的是為重判一個良心犯十一年開脫。

這種鄉愿比起那些「十三億中國人民為香港是否應該有普選而公投」的傻話更有傷害力,就像殺過人的日本武士刀一樣,暗淡的刀身是因為砍人太多而給血漬遮蔽了鋒芒。傻話廢話以今人的智商是可以分辨得出來的,可是這些夾帶着所謂冷靜理性的鄉愿往往是殺人於無形。中國人民是純樸善良的,只要聽到婉約恭儉的話語,往往手舉不過頭,刀過不了腰,眼睜睜讓披着羊皮的狼放走。

不僅內地有這些鄉愿,香港也不是付之厥如。像爭取普選這等大事,十年來矛頭都是指向特區政府,我絕對不是為下亞厘畢道那票官辯說,林局長唐司長曾特首確是窩囊透頂,可是只要打開《基本法》,只要想起人大釋法,這三位官大人能在香港政制發展上說一句足以一錘定音的話麼?誰都知道,這不可能。我想起前幾年爭普選最烈時,全國人大法工委喬曉陽來港,老喬天生一副北人憨相,他也不是專攻法律出身,可甫來到便三言兩語擺平爭論,核心在於他說了那句霧裏看花的「香港可以有普選」。這句在漢語語法上語焉不詳,在普通法地區根本不可能具有法律效力,但卻比香港民主派和非民主派開一百場公聽會還頂用,為的是喬曉陽代表了中央,而中央手裏是對香港的生殺大權。

然而,如此簡單的辯證卻沒有人看得出,二○○三年七一大遊行後,當年年底區議會選舉親中派大敗,翌年七一,不知何故民主派馬前收韁說要獻出橄欖枝,在政府總部門外擺出了一副大和解的姿態。到今天我還不明白這些做法意欲何為,是向北京輸誠抑或是向特區政府投降,但因此讓出了寶貴的時間和空間給北京喘一口氣重新部署,董建華腳痛下台曾蔭權吹口哨上台,再把行政會議翻炒港英年代的人腳,幾下花招把民主派舞得暈頭轉向,咸認北京英明。

香港問題關鍵詞:中國

香港問題的關鍵詞僅有兩個漢字:中國。從八十年代爭民主到今天爭普選,從當年英姿勃發的教師張文光到今天兩鬢如霜的議員張文光,都知道民主和普選是要向中共要的。中共鬆口,才有曾蔭權的那一句豪言壯語「要在政改玩鋪勁」;中共緊手,二○一二雙普選就是不給你,還要明的暗的由那幫捧哏的左派出來說可能要人大釋法或者要由十三億人民說了算。可是民主派也真笨得到家,老以為向特區政府要普選便能唾手可得,起初我也將信將疑,但過了這些年的十叩柴扉九不開,將信將疑變作半信半疑,人大三度釋法,香港的民主派不可能不知道這場牌局究竟誰才是主事人;可民主派卻就是樂此不疲向下亞厘畢道申訴,漏了遠遠的西環那邊坐着幕後玩家。

這和那些鄉愿式評論如出一轍,都認為中共在香港事務上全是善意都是撤手不管。這種錯誤的認知只是到最近才出現變化:港人終於認識到只有中共這種專政機器才會判一介書生劉曉波重刑,也許是認識真像後的策略調整,香港民主派元旦日大遊行把終點站設在中聯辦,這是眾裏尋它千百度的結果,雖然是遲了一些,but better late than never。回歸快十三年,香港事務愈發清楚當然也愈發令人沮喪,一切由中共說了算,這是殘酷的現實,接受與否因人而異,但人們必須面對這一轉變,作為在野的民主派、作為肩膀上承擔着香港民主發展大任的民主派同志必須認清,與中共打好關係無助於推動香港民主發展。

中共是革命出身,師承列寧式政黨,講究一致性,說得淺白一點,中共是一條鞭式政令施行——高層定出政策,下級理解得了固然要執行,不理解也得執行;政策在執行中有所偏差的話,若然右傾是本質上的問題,不可能通過認識而調整,倘是左傾則是認識上的歧異,可以通過再教育而扭轉。近年香港左風熾熱,這是中共對港總體政策的反射,上意既然如此,遂而扣帽子說爭取普選是「港獨」,也說不介意人大再一次釋法。民主派過往認定中共在普選上有着「良好意願」的一廂情願,映照在寧左勿右的北京治港主體思維面前是初級浪漫主義的幼稚,難怪北京給民主派一些人幾個餑餑,就夠這些從未經歷風霜的所謂鬥士樂上半天。

企盼民主派挺身而出

毛澤東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這是文化大革命發展成全國武鬥悲劇的根源,唯其如是,人們始能在另一個側面了解政治鬥爭的殘酷本質。劉曉波爭取人權、譚作人為民請命、港人力求普選,俱是中共和香港兩部大小憲法裏白紙黑字所允許的,然而,當出現不是中共施予而是由下而上爭取,卻就變成中共眼中的「政治鬥爭」,是一場場刀光血影的歷史回憶,其應對之道也就不會從輕了。作為爭取一方的香港民主派,必須明瞭此點,他們的爭取對象是北京的司令部,也許這一進程會艱辛了些也危險一些,不過,他們應該知道,當香港巿民在選舉對他們投下一票的時候,並不是為了吃了一頓蛇宴或是希望社區設多一個半個車站,也不是期望他們戀棧那五個席位,而是企盼在港人最有需要時,他們義無反顧挺身而出,哪怕對手是北京紫禁城裏的天子。

2009年11月22日 星期日

悲情城巿




星期五早上讀着公民黨和社民連五個立法會議員即將參與總辭的新聞,習習寒風的冬日清晨在決戰前夕更形肅殺——香港從八十年代推動代議政制直至今天,加起來最少有好幾十萬人次的遊行示威,目的地從灣仔皇后大道東新華社轉到如今的中區政府總部,可是普選的承諾卻一個接一個跳票。有人說,五位議員是戰爭邊緣策略,以退為進逼出普選云云。我不懂得回答,只想到我們都已是預科以上學歷佔社會人口主流、文盲率幾乎等於零的城巿;香港巿民是智力正常的族群,為什麼不配早就有普選?

文安裕

那五張立法會議員面目讓人憶起清末革命黨被割下的頭顱掛在北京城牆的發黃歷史照片,時空切換,令人想到中國百年而來的歷史總要悲劇結局才能算是完整一頁。從星期三唐英年在立法會公布政改諮詢文件到星期六我都在想這個問題:為什麼回歸十二年,說到二○一七二○二○還要用迹近啞謎的字眼小心套說,「可以有普選」。漢文字在這裏被狎弄得迹近輪姦, 「可以有普選」固然可解說「你們會有普選」,然而這裏頭卻加了但書——「可以」是一種期待更是一種由上而下的允許,就等於小孩子想出去遊樂場玩,父母會說, 「你可以,不過……」。這種天威難測的父權統治本質,從家裏一直伸延到企業管治到特區政治到北京如何對待香港,三清歸一炁。

玩弄文字的遊戲我們老祖宗早已有之,但放在現代政治卻是小學生,所以很熱中,不時拿出來把玩。這是有歷史背景的:一九七二年尼克遜訪華,中共極想在台灣問題強按美國人承諾,基辛格很厲害,在「美國認知中華人民共和國擁有對台灣的主權」這句耍了花招, 他用的字眼是acknowledge ( 認知) 而不是recognize(承認);對於台灣獨立的立場,他聲稱美國不能說「不允許(not allow)台灣獨立」,於是文件變成「不鼓勵(discourage)台灣獨立」。這兩個字眼從此成為三十多年來北京無法在台灣問題逮住美國的主因,尋且是中共處理外交事務的最痛。不過,就是當年吃了文字圈套大虧,才有今天香港「可以」有普選這一句埋伏。

香港為什麼不配馬上有普選?

猶抱琵琶半遮臉的「可以」有普選引起的質問,是香港為什麼不配馬上有普選。香港巿民或外國提出類似的質疑,曾經令許家屯敲着眼鏡說「不按本子辦事」、末代港督彭定康遭圍剿成為Sinner for 1000 Years;為了不讓香港早些有普選,北京官員不惜撕破面皮漲紅了臉大拍桌子。有解說是北京不放心香港,有說是由於北京不能保證自己人在選舉必勝於是不放心,雖然沒有誰有證據說這是哪一個原因令致北京推倒承諾,但人人都知道,北京就是不願意。

這是七百萬巿民眾所周知的殘酷現實,也是我間中替特區官員感到難堪的由來:要那些擁有英國大律師資格、美國名牌大學從學士念到博士、在英國人統治年代成長獲得爵士勳銜的官員,忽然公開說同意香港不適合馬上有普選硬吞中共橫蠻一套的,確實很困難,但他們都做出來了。我極不情願跟隨鄭經翰指罵這些人是狗官,但客觀上他們是連一點點要替港人爭取的能力也沒有,連一點點的勇氣也付之厥如。這是十年來香港最大的無力感,到了最近幾個星期,這種無力感終於找到了根源:大氣候之下的小氣候,香港就是這樣子,只能待着被宰。

六四事件之後,中共內部浮現一個字眼:大氣候。在那些年的政治背景而言,這是指共產主義國家一個接一個倒下的宏觀政治氣候;幾乎同一時間,另一個詞「蘇東波」和「大氣候」同樣佔據了中共的意識形態平台。當時中共的解說是,西方以美國為首的意識形態是大氣候,不能和它硬碰,這才有鄧小平的「穩住陣腳,沉着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絕不當頭,有所作為」所謂二十四字大方向。二十年後,美國在金融海嘯衝擊節節敗退,中國卻因為改革開放一躍成為美國的最大債主。國際象棋有一條法則,小兵匐伏而行爬到對方底線即能變身車馬象后,今天的中共,就是昨天的小兵、今天的皇后。

奧巴馬訪華是揭開這一變身的證言。作為美國民主黨東北部自由派頭面人物,一向對極權帶着批判色彩的奧巴馬和希拉里在中國訪問時,人權問題一帶而過,連拿出一份被囚人士名單向中方表示關切的都沒有。這是大氣候遽變的寒暑表:今天的美國無法對中共起着制衡作用。誠然,中國的民主進程和人權發展是中國人民的事,外部力量很難從根本上扭轉這一情勢,但以往的經驗,西方國家通常可以在一些關節眼像點穴那樣壓制整副肢體的活動。這些在阮囊羞澀的奧巴馬身上看不到,所以美國傳媒批評奧巴馬在中國空手而回而中方激讚這是一場成功的訪問,因為中美兩國對這次訪問是否「成功」理解各有不同。

美國都在人民幣之下低頭不語

連美國都在人民幣之下低頭不語,香港能在這股大氣候下做什麼?我們企圖以忍耐退讓換取更大的空間,早些時候,譚蕙芸在《星期日生活》裏討論到香港傳媒在艾曉明事件裏的空間若何。在這篇長文裏,我閱讀出作者在有限政治空間下的無奈,作者提出的後退一步,是為了未來更多的採訪發掘。我不會同意這是投降主義的彰顯,應該說這是深挖洞廣積糧的韜光養晦,留得青山在,哪怕沒柴燒。問題是,當人們向後退一步準備留下更多空間的時候,北京會任由這一空檔存活下來嗎?當奧巴馬無法在面對中共時談到中國人權問題、當馬英九以各樣理由推卻出席紀念六四二十周年晚會的時候,平心而論,我是悲觀的。

大路朝天,各走一邊,溫和派有溫和派的長期作戰企圖,社會上另一邊則踏上激烈抗爭的不歸路,公民黨和社民連的五區總辭名單擬定,大狀黨和街頭政治出身的梁國雄美女與野獸式結合反映了他們的急切心態(desperate)。這或許是臨時組合的短暫利益組成,但我們必須了解,這一伙伴關係折射出的政治姿態,極可能被社會解讀成殉道式的政治自我犧牲。五人總辭,黨內同志不一定能在補選時選上,這有着極大的機會成本夾纏其中,可是公民黨和社民連依然不顧一切走上這條路,明顯是準備以此喚起社會的關切和關注。當然,這不同抗戰年間大學生以自焚喚醒國人的愛國情操,也難與越戰年代僧人在順化街頭自焚成一尊朽木的悲情比擬,但畢竟這是香港政治前所未有的舉措,已然跳出「政客只識攞着數」這一普遍認知。可惜政府高官和保皇黨的反應只流於議會席位得失這一層次,未態探究一旦總辭起動對社會的影響,這或許另一個失敗(blunder)的觸媒。

香港多次在普選的歷史門檻前失諸交臂,社會上有抱怨說,這是民主派過於激進也過於曲高和寡;亦有把普選未能提早到來說成是民主派的要價過高和不諳策略。兩類怨言其實都缺了另一重視角:北京的插手干預,是造成今天香港政制發展停滯不前的唯一因素——平素大膽敢闖的香港傳媒要後退一步爭取在中國採訪的空間、民選議員準備以辭職抗議政改牛步的政治自戕——七百萬巿民在剌骨寒風裏念及的是難以名狀的悲情。

PS挖苦法國

亨利一手推動法國出線世界盃,全球罵聲之中,法國還有人是有良心的,說國家隊教練杜明尼治是路易十六以降的最劣教練。這句話繞了一個圈罵人,路易十六是一七九一年的事,杜明尼治是二百年來最差的教練。

法國人挖苦很有一手,一九九三年,法國失意世界盃外圍賽,無望出線九四年美國世界盃,舉國上下失望透頂。翌日,法國一份大報的頭條是「法國晉軍世界盃」,下面是小小一行字「一九九八年世界盃」。一九九八年世界盃決賽周主辦國是法國,東道主有直接參加決賽周的特權。這份報章的頭條,至今仍然傳誦不衰。

2009年11月16日 星期一

美國最後一個中國通死了




China Hand Lilley Dies.
星期六早上甫打開電腦就看到這短短的一句標題。這是《華盛頓郵報》的消息,百來字短訊說的是美國前任駐華大使李潔明(James Lilley)逝世,享年八十一歲。

也許只有上帝才知道,李潔明對《華盛頓郵報》以中國通(China hand)來總結他的一生會作何反應,不過,確實也只有中國通這三個字,才可以完全勾勒這位生於青島的美國之子和中國的關係。

八十年代後期的一段不短時間,李潔明是我隔一陣子總會在電話上聊幾句的人,他那時候在政府裏沒有正式工作,我卻因着一些原因,對中美關係尤其是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一年這三年尋根究柢而找上了他。找李潔明之前,學校裏的朋友再三提醒我李潔明是中央情報局的人,我倒沒有在交談裏發現有什麼突兀,只道是老頭火氣很大,尤其是在不適當的時候打電話到他家。

民國之後,美國對中國的系統外交政策逐漸出現變化,特點是執行這些政策的外交官普遍有着與別不同的中國關係(China Connection)——他們之中的上一代大多有傳教士背景,更多的是他們根本就是生於中國的美國人。到底美國這種迹近以夷制夷的駐華外交官派遣安排緣於何事,無人得知,但事實是美國在處理對外關係時對中國有着與別不同的思考。美國不會調派日本出生的外交官到東京當大使,也不會派遣生於韓國的大使到首爾就任;某程度而言,美國對歐洲寬鬆一些,愛爾蘭裔的甘迺迪家族龍頭老約瑟夫甘迺迪,就曾經當過駐英大使。

出身傳教士家族或在中國大陸出生的美國官員,在中美關係裏扮演了重要角色,可說是世界外交史裏的異數。中共奪得政權前的最後一任美國駐華大使是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便是傳教士,生於浙江杭州,當過燕京大學校長,一九四九年解放軍兵臨南京城下之際他還守着大使館。司徒雷登其後怏怏而別,毛澤東眼見美帝國主義從此絕迹中國大地,寫下《別了,司徒雷登》洋洋長文,一度都是內地中文科教材。

中國通(China hand)駐華 政策悠久
美國以傳教士駐華的政策根深柢固,中共上台後也未見大變,一九七九年一月中美建交,美國首任駐華大使是與中國無甚淵源的伍德科克,到了第二任,美方突然派出資深中國通恒安石(Arthur W. Hummel , Jr.)駐京,揭開十年間四任大使中國通佔其三的序幕。恒安石父親是公理會傳教士兼老資格中國通恒慕義,恒安石生於山西汾陽,八歲回美國讀書,長大後再到北平輔仁大學教英文。

接着恒安石的是耶魯大學畢業的洛德,他不是傳教士之子,但他的妻子是華裔作家包柏漪(Betty Bao )。接替洛德的是李潔明,之後是一九九一年到九五年在任的芮孝儉(Stapleton Roy),他也是傳教士之子,生於南京,聽過芮孝儉講中文的人說,芮的普通話閉着眼睛聽,是聽不出這是一個美國人說的。芮孝儉之後美國再也沒有派出中國通駐華,有人說上一任的雷德(Clark T. Randt, Jr.)能說普通話,也有說現任的洪博培(Jon Meade Huntsman, Jr.)漢語很行,但他們畢竟不是傳教士之子了。

這當然不是因為美國國務院再也沒有傳教士之子而派不出中國通,這是謔而近虐的笑話,事實上美國國務院裏能說一口無瑕普通話的不在少數,人們還記得在香港做過總領事、其後當過助理國務卿的包潤石(Richard Boucher)的普通話很地道,况且他是大使銜職業外交官,可是一直無緣駐京。像恒安石芮孝儉等傳教士之子,像包潤石這些職業外交官,他們在美國社會和哈佛大學的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哥倫比亞大學的包大可(Doak Bennett)和韋慕庭(Martin Wilbur)都有一個共同稱號﹕中國通。這曾經代表了他們在官場學界的地位,可是在嶄新的國際關係裏,中國通地位已大不如前,取而代之的是經貿專家和戰略學者。

出現此一根本變化的原因在於中美關係的「正常化」。我在這裏說的正常化,並非指一般理解下的正常化;眾所周知,北京對一九七九年中美建交的官式叫法稱為正常化(normalization),那是相對於中美關係在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九年之間的斲斷。然而,我所說的正常化,是指美國脫離以對付非我族類的心態處理對華關係的固有思想——華府認定,對北京應該更多的從廣義的兩國關係入手,即經貿往來、地緣政治、意識形態以至軍事關係。簡而言之,是明刀明槍的硬式關係取代了企圖從文化層次建立的軟式關係。美國在這方面說不上是先行者,英國在香港回歸談判結束後,一大批中國通外交官從此解甲歸田,這裏頭有港人熟悉的伊文思(Richard Evans)、柯利達(Percy Cracdock)和麥若彬(Robin MacLaren);日本更早一些,小川平四郎退下之後,日本駐華大使只有一個阿南惟茂是普通話頂呱呱的中國通。

泛亞派大勝 親中派式微
踏入九十年代,美英日三國外交部內部勢力此消彼長,客觀上推倒了中國通長期以來的山頭。美國國務院東亞事務科長期是兩派相鬥,一派是中國通為主體的親中派,一派是以日本通佔多的泛亞派,這一爭逐有其周期特徵,四十年代是親中派天下,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是泛亞派主政;尼克遜訪華使得親中派抬頭,一直獨佔風騷到克林頓(相關)入主白宮。克林頓是把中美關係與人權脫鈎的第一人,在另一個側面把意識形態丟到歷史的角落,務實主義抬頭,親中派固然失城敗地,泛亞派在朝鮮問題白熱化之際也無甚甜頭。喬治布殊(相關)登台,他的反共本質令泛亞派再度稱王,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敢於和北京抬槓,背後實是有着星條旗巨大的影子,這註定親中派崩敗,中國通終於走到歷史的終結。

李潔明逝世,北京也許會有人喜形於色,因為李潔明在六四期間的一些做法令北京當時的當權者很不高興。這是一種淺見的狹隘,是的,李潔明走了,北京一些人眼不見為乾淨,但美國內部再也沒有了解中國國情的高級官員。以後中美關係是一種完全官式的形態,沒有半點對中國的感性因子,business is business。

2009年11月2日 星期一

大崩敗




連譚耀宗也在立法會或明或暗說曾蔭權要「深思群眾心理」的時候,我搜索枯腸想找出在董建華七年任期裏,保皇黨議員有沒有在議事堂說過要董「深思群眾心理」的印象。想了半天都想不起來。或者換轉說,保皇黨有沒有隱喻或暗示對董建華說三道四,記憶裏還是沒有。應該說,那年頭的保皇黨是誓死捍衛董建華的。

那天聽了譚耀宗的短短發言,牆倒眾人推的感覺湧上心頭。香港的左派是一支有紀律的隊伍,形象化來形容,香港左派是一個命令一個動作執行中央的要求,中央要它站着死它不敢坐着死,哪怕他們心裏對董建華曾蔭權愛之深切恨之入骨。以中共的用語來說,香港左派絕不可能用樸素的階級感情來代替黨的政策。

到底譚耀宗說的是他個人看法還是北京的態度,這要要問譚先生才知道。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北京經歷二○○三年七一大遊行洗禮,全力把香港營造成經濟香港而不是政治香港的巨大努力,在曾蔭權飽受圍剿的這二十天鏖戰之後,全面崩敗,死無全屍。

中共對香港的考量,香港九龍及新界這塊千把平方公里的小地方從來是政治先行。抗戰年間中共在香港有自己辦的《華商報》,眾所周知的還有活躍在新界的東江縱隊。到了中共一統大陸前夕,毛澤東就是如何勝利冲昏頭腦都沒有說要派一個團解放軍跨過羅湖橋接收香港;同樣,澳門一九六六年暴動後,澳葡當局眼見形勢不妙要交回澳門,被正在文化大革命狂飈裏的中共擋回來。中共自詡是民族主義者,但在一九四九年「天翻地覆慨而慷」的解放全國大潮裏都沒想過收回港澳,為的不是這丁點土地的主權,而是這兩塊地方的政治作用。香港巿民應記得八十年代中英有關香問題前途談判,當時香港社會的說法是「中國收回香港」,但新華社新聞稿卻是「收回主權」。中共治下把漢文字弄得一團糟,可這「收回主權」四字卻有其深意——治權二字提都沒提,其實便是客觀承認治理香港的權力一直在英國人手裏。

香港 窺伺世界南風窗

香港的政治作用在一九四九年中共掌權後一直未衰,到底是毛澤東雄才大略還是精通心計的周恩來看到中共必然受到英美包圍、香港這活眼是中共撩起帷幔一角窺伺世界的南風窗,至今仍無正式紀錄可考。從周恩來主要智囊廖承志的文集和書信裏,涉及港澳的具體政策亦不多見,然而,中共對香港在政治上的角色卻在廖承志書信字裏行間看得出究竟﹕一九七九年四月十三日及十四日,廖承志連發兩信給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王匡,兩函俱提及香港商人查濟民,說的是查到內地投資之事。信寫得很短,三言兩語交代任務——「查濟民的那事不能不管,也不能撒手不管,我們必須堅持支持到底,我們給予他們的原則,一條也不改變……這件事搞好,同其他問題都連在一起,大嶼山也可以有所鼓勵……」(《廖承志文集》八六一、八六二頁);「對於這件事,我們必須支持,就是排除萬難,以求幹成。千方百計,盡力籌款,第一年四百萬,第二年再四百萬,把事情辦好。財源是有辦法的,你盡量去奔走,借高利貸也可以……」(《廖承志文集》,八六三頁)。

這兩封信是《廖承志文集》少數觸及港人的信件。第一封的下令無論如何要成事,第二封的就算借貴利也要辦好此事,改革開放初期外匯只有一億六千七百萬美元的中共雖是一貧如洗,但卻對香港出動駐港最高領導人拉線,明顯是政治任務高於一切。中共通過香港獲取政治及經濟利益不是新聞,五十年代副食品來港,六十年代東江之水越山來,七十年代再窮也保障輸港貨品質量不缺。於當時中共外貿政策而言,經香港出口打破美國圍堵換取寶貴外匯固然是東方之珠的作用,但香港更是竹幕後的中共與西方打交道的要塞——當中有良性互動的第一次握手﹕美國駐港領事到舊中國銀行大廈參加毛澤東周恩來追悼會是當時駐港外交界的大事;越戰期間中共派人到港觀察美艦動靜;中央情報局天天到紅磡火車站細心檢查南下大陸貨卡的編號及鋼輪上的印痕,從而推斷這些車從何而來、曾載何物。

九七回歸,香港的政治角色更形重要,不僅是實踐「一國兩制」構思的場地,更是向台灣招安納降的樣板。香港巿民應當記得,談及中港關係,中共曾說過「井水不犯河水」;九七前夕,所有中共大官小官皆對香港避而不談,無他,一國兩制耳。但設若細想,掩嘴不說或面對記者拱手為禮不發一言,與其說是不便談論港事,毋寧說這是另一種政治姿態也許更恰當——香港從英國作家Richard Huges一九六八年成書的《香港﹕借來的土地、借來的時間》(Hong Kong,borrowed place,borrowed time),到一九九七年變成中國的土地、中國的時間,以中共有權不用逾期無效的政治慓悍,若不是為了在國際舞台的顏面和對台灣工作,哪可能踟躕得如此?

○三七一後 打造經濟香港
這種政治香港的論述框架,到了二○○三年七一大遊行後出現根本變化。五十萬人上街險些當天就推倒特區政府管治權威,中共察覺到香港過於「政治化」,於是開始逐小調整這一方向,把政治香港扭轉成經濟香港。這種做法有迹可尋,六四慘案後,中共在國際社會飽受批評,當時中共因着如山鐵證如海人證,無法在開槍屠城這一事實退下來,於是想出所謂吃飯人權論,誑稱中國人民的生存權是先吃上飽飯,並以此在聯合國上再三推銷。今天看來,這種推銷手法和所推銷的俱似曾相識,可不是麼,董建華曾蔭權每談及六四,除了吞吞吐吐言不及義,便是念出早已準備的「國家這些年經濟突發猛進,我們都以國家的發展為榮」,接着呼籲巿民「向前看」。這種悖論周而復此樂此不疲,加上中國經濟確是起飛,當美國仍為復蘇搔破頭皮之際,北京公告世人今年保八成功,客觀上建構成現實裏的虛妄——講經濟勝於講政治,講政治的沒飯吃。

這一中心思想過去六年源源不絕隨着各種有利香港經濟的政策跨越深圳河進入特區,造成既成事實﹕董落曾上意味「香港巿民厭倦了政治;董建華下台代表政治香港隱入歷史,曾蔭權上台是經濟香港的來臨」。這套說法在大量中央利港政策,例如自由行、CEPA、人民幣國債以及幾乎開拔的港股直通車保駕護航之下,在一千平方公里的海港城巿上空盤纏不去。

香港從來都是政治城市

然而,中共作為唯物主義的追隨者,應當知道事物發展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香港仍是如假包換的政治城巿,香港從不缺政治議題亦從不愁政治動作。追本溯源,政治香港在九七年之後實係由中共一手打造,每年十一當晚的文藝晚會(光是文藝晚會這四字便完全是中國政治特色)、忽然親共者大量現身(這票傢伙每到六四前夕便以理性為說詞招搖過巿)、部分左派人士破土而出吐氣揚眉(民政局長曾德成在立法會出言譏諷陳方安生), 誰還會說香港不是政治城巿?誰還會說香港上下對政治冷漠?

所不同的,是中共及其同路人所說的政治香港有極強的可操作性,天天奢言香港不必馬上普選是為了香港好,這種官方接納的政治口徑是受到確認的;但只要把這條線移到議會移到社會,馬上變成「香港社會太政治化」。這種誰掌握話語權誰便有空間的設定,把香港更進一步推向政治香港而不是經濟香港,為所謂政治香港論述的大崩敗埋下伏筆。

曾蔭權的慳電膽事件和家人的雷曼產品事件,詳細底蘊還要待進一步調查,但從他被圍攻二十天卻沒有戰友出來擋駕,像譚耀宗這樣的老左派還來一記撩陰腿從下而上,曾蔭權今天確實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局。本來,以中共的經濟香港思考出發,金融海嘯後失業率首次止跌回升、股巿反覆而上再穿二萬一千點、樓價不止是比天高而是高於天,這些在香港社會傳統智慧都是利好消息,可是社會似乎都視而不見,或者說,沒有人把這些好景和曾蔭權政府連結起來。這是一種相當不可思議(weird)的現象,一洗過往自麥理浩年代大蓋公屋以堵社會悠悠諸口、以迄近年施政報告再三送糖帶來的社會順境。

是香港巿民不要經濟甜頭?是香港巿民吃撐了不要錢?都不是。我城仍是貪婪之城,人人俱為五斗米而折腰。然而,就像一枚銅幣的兩面,飯固然要吃,但本來應該屬於我們的各樣物事也是缺一不可,這包括政治上的透明社會裏的正義。也許,寫到這裏,會有人說這是英國人臨走前設下的一個局。這或許對或許不對,但都不打緊,反正是少一個都不可。對此,北京一些人說不能理解,下亞厘畢道某些人稱不會明白,這早在預料之中﹕一個只懂馬恩列毛的中共官員,一個緊跟只懂馬恩列毛中共官員的香港官僚,哪裏知道《管子》裏有「衣食足而後知榮辱」這句話。這八個字,太深奧了。

ps

將會傳染的懷舊
再一次推薦《官僚們的夏天》。城山三郎的原著和電視劇版本就是不同﹕電視劇是這樣介紹力推日本汽車國產化的通產省官員風越信吾出場的﹕好鬥、好辯、好強。城山三郎在小說是這樣描寫風越的出現——「兩條手臂在身旁大幅擺動,翻開大步而去。那堂堂的樣子,就像他便是大臣辦公室的主人。然而,風越不是大臣,也不是次官,更不是局長。風越的身分,是大臣官房秘書長。」文字把風越的強悍風格勾勒得黑白分明。

日本近年把五十年代的小說開拍又翻拍,《官僚們的夏天》是其中之一,即將上映的松本清張作品《零的焦點》更是日本四島的焦點。網上有《零的焦點》這齣戲的宣傳片,廣末涼子一身洋裝,在電話機上說,丈夫出門去了,「但是連電報也沒有」。甫聽,腦裏一呆,電報?時空交錯之間我們身處忘了什麼是電報的先進年代,忘了根本也忘了胼手胝足的日子。

講懷舊,日本人的確在行,尤其是在泡沫經濟爆破快二十年的今天;廣末涼子戲中那一口江戶腔、蒸氣火車頭的轟隆巨響,都是日本經濟起飛年代的舊事。看來,這股思念往昔好日子之風,很快也會來到香港了。

2009年10月24日 星期六

安裕周記﹕建華給蔭權的一封信




愚兄近日外遊返港,赫見吾弟再陷文字囹圄,有說吾弟惶惶然不能終日,且突外遊四天,有指吾弟「畏罪」「怕死」云云。愚兄以親身經歷,以吾弟之愛好攝影郊遊熱愛自然,又以吾弟過往屢遇大事時之精明跳脫,直如美國杜邦得弗朗化工不沾鍋技術,理應不受如此牽,實係趁金風送爽之際出行數天兼一舒胸中積壘,然否?

愚兄細閱傳媒報道,仰望長天,不禁嘆息。憶昔愚兄擔任行政長官期間,朝七晚十一,以家為辦公室,周日照舊上班,被譏為七十一特首,民間以為愚兄對工作甘之如飴,實係不才,手腳特慢,又因上恐負中央諸公,下恐累及香港巿民,詎料人非機器,以致工作流轉一拖再拖,竟成特區負累,始非所願也。及至愚兄腳痛求去若干年來,一思再思,念至在任五年,無負北京囑託,始覺釋然。及到外遊回港讀報,有指吾弟民望差於愚兄,此乃回歸十二載以來最重大發現,以愚兄之社會直覺,香港社會正激起一股不滿之風,吾弟必須有所注意,否則或重蹈愚兄○三年覆轍,追悔莫及。

吾弟天生精刮,愚兄三生不及,然世事之情,並非走精面繞左路即可得道。愚兄吾弟相親相交,際此夜闌人靜之際,愚兄斗膽以個人經過總結提出二三,盼吾弟外遊靜心之際翻閱一二,或能在紛亂混沌中對應時局有所裨益。

吾弟與愚兄係西學專才,愚兄雖習航海,然並非竟日埋首鍋爐之中,吾弟亦係出身哈佛碩士,校友不乏出將入相臥虎藏龍之輩,耳濡目染,一招半式亦固已納囊中,應知十九世紀美利堅總統Abraham Lincoln嘗言you may fool all of the people some of the time,you can even fool some of the people all of the time,but you can't fool all of the people all of the time,吾弟想必曾經一閱;愚兄管見,吾弟到任四年,一直無法踰越此一天塹,尋且沉溺此中無法自拔。愚兄自離官場,不知何故,腳痛全消,耳目清目,或係當年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如今遠望中環,妖氣天,各式詭辯盡在其內。或辯曰西方白宮亦有親君子遠小人之說,然西情華情不同,下亞厘畢道以為手操輿論,狂妄之極,倒行逆施,一再扭盡六壬以操縱民情輿情,以致巿民怨氣無處可去無法可消,表面而言歌舞昇平,實則內裏一片糜爛,吾弟初到任時種種風光,竟係一捅即破,難經考驗。




蔭權吾弟,愚兄初入官場之際,無兵無將,無氈無扇,遂延攬一眾熟人入閣,組成問責團隊,當時有指此係董家軍,愚兄不服,因所謂熟人,俱係事業有成各方才俊,有眼科名醫有金融長才有環保專家有大學教授,都屬拋卻高薪厚祿來投,緣此,縱有批駁指明益自己友,愚兄都不覺如此,蓋只消一比之前之後收入,薪酬之廉特區庫房實應厚賺有餘,所謂明益之說,不擊而破。然吾弟捨此道而弗由,以一再掀動爭議之副局長政治助理為例,滿城皆爭論,蓋動用大量公帑而無所得,並且一再出現醜聞,如某副局長名片門事件,亦有到任後如鴕鳥埋首文件中不見縱影,再加今天延聘退休高官翻閹,不見人情亦無道理,民情難怪洶湧,評說難以苟同。

有曰,吾弟自詡美利堅列根總統化外門人,一身武功俱來自列根之Great Communicator哲學,事事採取置身事外之hands off管治,遂出現大亂之中離港四日,傾軋之時遠離物外之舉。愚兄之見,吾弟若以此治港,實大謬也,蓋列根之為Great Communicator,乃其口舌便給出口成文,而列根出身演員,一顰一笑俱係職業訓練,絕非三流spin doctor可堪比擬。再者,所謂hands off管治,實是列根陣中猛將如雲,聯儲局主席Paul Volcker一力抵擋通脹,三十年後被奧巴馬延為顧問,可見功之深;又例如財長Regan為美林證券總裁,幕僚長James Baker出身頂級律師行,如此人才,始可讓列根逍遙自在。吾弟或不明所以,或以偏概全,或遭受誤導,或一知半解,貽笑大方。

愚兄在任期間,勤懇工作,不求聞達於諸候,卻遭政圈內外目為傻瓜,愚兄對此不以為忤,蓋計利應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愚兄天生笨拙,不求甚解,萬世名豈敢沾光,天下利則人同此心,然往往事與願違,如八萬五如問責制,攻擊者甚眾。對此,愚兄從無懊悔,然天可憐見,執行時有所偏差,以致一沉不起,成為愚兄被攻擊之口實。愚兄退任,對此從不辯解,無謂再揭傷疤之故也,然愚兄在此中亦有所得,政策也者,百姓喜之惡之,愚兄無法掌握,然作為父母官,愚兄向公私分明,除卻拙荊搭機A1座位事件,尚幸家人家丁自我約束甚嚴,不致無事生非,此乃愚兄官場生涯之中稍覺滿意之處。

蔭權吾弟,睽諸歷史,我國官場最忌不清不楚,更忌家丁專權,愚兄癡長多年,較多涉獵古籍,明朝初年,太祖朱元璋最恨外戚干政,皇后馬氏深明此理,從無干預朝政亦不私親族。洪武元年正月,朱元璋欲賜馬皇后家人官職,馬皇后制止曰:「國家官爵當與賢能之士,妾家親屬未必有可用之才。且聞前世外戚之家多驕淫奢縱,不守法度,有致覆敗者。」七百年前已見官家自我約束,七百年後豈能無後?或曰,一己雖不沾腥,然無法阻羶附身,持此說者,應杖打八十再逐出,蓋倘若親君子而遠小人,腥羶如何浪蝶如何俱無法逼近,一字之淺,以吾弟之聰明,毋庸釋矣。

愚兄畢竟晉身國家領導人之列,應恪守本分,不理港政,但近日香江民氣紛亂,愚兄一時不明所以,蓋金融海嘯快即成絕響,流感瘟疫亦遠不及沙士惡潮,應當舒泰始是,然而港內滿目怨氣,愚兄認為,治病須杜根,吾弟應否一清病灶,恐係未來短期之頭等大事。愚兄馬齒徒增,始終心繫家國,午夜夢迴念及世事紛紜,無法成眠,始坐言起行,揮筆疾書。吾弟軍機事忙,愚兄不便打擾,然見香港巿內種種歪風,北望神州事事亂來,心痛之極,心痛之極,心痛之極。

愚兄

建華





ps

禮物

肥仔聰回到公司派喜帖,無以為贈,準備燒錄一隻題為《結婚》的天碟送他,若嫌聽碟不方便,youtube上都有這些——華格納的《Lohengrin》的〈Bridal Chorus〉是首選,幾個不同樂團樂器的版本都抄了。Cliff Richard的《Congratulations》不可少;接下來是一九六四年英國女歌手Julie Rogers的《The Wedding》,方逸華後來翻唱成了國語名曲《花月佳期》,今天在無電視手執大權的方小姐唱出成熟女性的韻味。

日本歌曲關於結婚的也不少,我抄了小柳美子的《戶花嫁》和山口百惠的《秋櫻》,都是七十年代的作品。《戶花嫁》是我最喜愛的其中一首日本歌曲,說的是瀨戶內海一個女孩的出嫁心情,裊裊炊煙中說到對未來人生的期盼,揮手自茲去裏安慰哭送別的弟弟,這是一九七二年的日本歌謠大賞作品。

山口百惠一九七七年灌錄的《秋櫻》則是另一首的長青不老,近年福山雅治和德永英明都唱過,但仍以山口百惠最出色——百惠四歲時父親棄她們母女仨而去,母親帶兩個女兒由東京遷到橫須賀,獨力撫養出這位日本天后。女兒嫁人前夕對母親的難捨難離在佐田雅志的歌詞裏顯露無遺,很大程度是百惠若干年後退出舞台下嫁三浦友和的心境投射﹕

「淡紅的秋櫻

在秋日平淡陽光中若無其事搖曳

此刻 變得易哭的母親

在花園中輕咳一聲……」

秋櫻是大波斯菊的日語叫法,有意思的是,寫出這樣優美歌詞的不是女孩而是男子漢佐田雅志,這位愛以日語假名姓名示人的創作人心思細膩,和《戶花嫁》作詞的山上路夫都是雄赳赳大丈夫,卻都能在筆下勾勒少女心事,可說異數。

這份禮物,肥仔聰要與不要都必須收下的。不過,我準備送他一份更大的厚禮﹕You'll Never Walk Alone,肥仔,你一定會知道,就在今夜。

2009年10月10日 星期六

香港人有福了




一邊聽甘乃威在李慧玲的《左右大局》裏哽咽解說,我一邊在msn給小雲寫了這麼的一段﹕what the hell is it all about?男人大丈夫,做得出唔怕認,and, wtf is public interest?

 my goodness ,they are all adults.

 這是接全國山河一片紅的六十周年之後一個最震撼人心場面﹕多少年了,

 香港沒有公開問訊這種事,也許人們記憶裏最近的一次應該是八十年代X先生的黃腳雞案。

 今天,另一場轟轟烈烈的道德審判來到我們面前——香港人,就像《聖經》那樣說,

 你們有福了,sex,lies and videotapes這回一下子都齊了。

 甘乃威事件的核心是他有沒有濫用公帑,但到底他與誰交往而那人以前做過些什麼和究竟甘乃威太太會作何感想,這些都干卿底事。涉及事件的俱是早在上世紀已經更換成人身分證的人,而這片土地雖然叫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畢竟仍在深圳河以南,港九新界十八個區議會縱然如何不濟,還不至於搖身變成街道委員,戴臂章要剌探人家的機密,包括房事。我不準備在這裏譴責那些以偷窺眼光看待甘乃威事件、轉過頭來暗下以甘乃威的言行量度自己有多少像甘乃威的男女;我也不打算研究為什麼傳媒一擁而上精研「表達好感」和「求愛」的理性因素和線性邏輯;我甚至連語意分析甘乃威是否說謊的興趣都沒有。我只想了解,為什麼甘乃威事件會吵翻天。

 沒有像樣的新聞

 甘乃威事件迅速發酵成為二十一世紀男歡女愛的自我檢視藍本,既有時效因素,也因我們的八卦本質。只要翻閱報紙或上網查找,球季馬季歇暑之後,香港壓根兒沒有發生過一樁像樣的新聞,去年這段時間,好歹有北京奧運和金融海嘯這兩樁先喜後悲的落差極大事件,但今年夏秋之交卻一點都沒有,若是有人認為酷熱天氣警告和颱風襲港也算大新聞的話,今天的討論可以到此為止。讀到這裏,有朋友一定不服氣﹕你忘了國慶六十周年,這還不算大事?

 毫無疑問,在一些心繫祖國的香港同胞心裏,六十周年是大事,但「一些同胞」究竟是多少,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質疑。先不要用「整個港島東路旁都插上慶祝國慶旗幟」這些話唬我,如果這也算四海歸心薄海同歡,七十年代整個九龍到了雙十都是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海、報章頭版當天必定是幾百個社團祝賀中華民國華誕,香港早就回到自由中國懷抱並且成為毋忘在莒反攻大陸的橋頭堡了。今年十一前後,香港社會流露出來的是一股懨悶之氣,全城只有一個話題﹕國慶,從黃金周長假期到十一當天的電視節目,甚至來自北歐的大型家具商場都氾濫這些氛圍,那是一種近填鴨的強制歡慶。不要以為電影院的漆黑空間有助逃避這種儀式(ritual),華語電影只有《建國大業》,那天我看了一場,戲院中央一大片座位幾乎都給耆英包了下來,在坐得偏到要扭頸看戲的兩個多小時裏,身旁的年輕人待劉德華飾演的俞濟時出場時才精神一振,然後離座奪門而去。

 平常人的搪塞

 渾噩假期結束後,甘乃威事件捅了出來,港人迅速離棄國慶轉進最愛的八卦世界,這猶如運動員經過高原訓練重返平地、環境差別造就世界紀錄那樣的原理;禮失求諸野,港人抓住了活力無限的城巿焦點。這是香港這個海港城巿的本質——我們不是政治動物,確切來說只是日求兩餐夜求一宿的過客,今天是十月十一日,不妨飲茶灌水之際自問自答,今年十一國慶至今還記得什麼,是胡錦濤高喊「為人民服務」,抑或是九九型主戰坦克殲十戰機特種部隊滅音衝鋒槍。答不出?但我肯定你一定對甘乃威的自白有獨特看法。

 除了已然成為城巿話題(talk of the town)的主觀原因,客觀上,甘乃威事件迤邐不去的另一因素,是他無法以政客(politician)身分對待事件。甘乃威和民主黨的巨大自尊心,使得這宗本是成年人之間談話的事件變成了社會焦點,然而這卻是我在觀察事件的過程中感到一絲安慰的最大因由——我們之中相當部分的一些人,會認為甘乃威賣相不佳從而對他印象大打折扣,或認定他的「求愛」和「表達好感」解說笨拙得無以復加。但在實際操作而言,甘乃威在這兩方面都是以一個平常人(ordinary people)的思考水平來搪塞回應,在這一點,港人確是有福的——十年前的一個深夜,我和一位長輩細閱美國國會調查克林頓總統是否濫權的《斯塔爾報告》(Starr Report),克林頓是耶魯大學法學院高材生,有近先天的能言善辯本能,他對檢察官說與萊溫斯基「口交不算是性交」;長輩邊看報告邊搖頭一幕至今不忘。克林頓這些巧言令色,和他上台前被質疑是否曾經吸食大麻時回應「我沒有吸入」(When I was in England, I experimented with marijuana a time or two, and I didn't like it. I didn't inhale and never tried it again.) 是如出一轍的油腔滑調滿嘴謊言。

 甘乃威事件曝光後,香港冒現一些奇腔怪調,說民主黨太不懂得危機管理,才讓事情出糗人前;又有人說,不僅民主黨不懂,民建聯自由黨公民黨都不懂spinning,言下之意,spinning至少可以把一些傳媒弄昏了頭,更甚最好是像十一那樣把所有人都弄昏了頭。這些話近幾年很有巿場,不少政治人物行必稱師從Dick Morris。我讀了這些必定乾笑三聲﹕假設有一天,甘乃威有克林頓的一半水平還懂得自嘲,曉得像美國作家Linda Hutcheon在《Irony's Edge》裏所言,把自貶(self-deprecating)作為自己保護的一種手法及以此逢迎質疑,從而幫助自己從詰難解脫出來。在電視新聞的videotape裏,這些令人會心微笑的講話無疑是sexy sound-bite,更是印刷傳媒用來作為A1標題的哄動文字,但關鍵是甘乃威在笑聲裏與受眾取得共同認知,從而淡化事件的核心本質。事實上,近期甘乃威事件的發展已漸漸朝這一方向移近,社會對他的質問,已開始從公職人員濫權轉向「表達好感」和「示愛」的微觀解構,必須指出的是,這是極為危險的捨本逐末。

 PS

 這是今年十一之後在網上看到最令人打從心底笑出來的一張帖子﹕

 致交警的一封信﹕

 交警同志,向你反映一個情,二○○九年十月一日上午十時許,一輛牌號為京V02009的紅旗牌小轎車,從天安門中華門開出,壓雙實線,違規掉頭,沿長安街逆向行駛,車內人員還將半身探出車外,並在公共場合大聲喧嘩,希望嚴肅處理。

 這是上集,馬上就有人貼出下集。

 您好,同志:

 經我局同志調查核實,對方人太多,飛機大炮坦克都帶來了,手下有全球最大的社團,本所內部也大部分都是該社團人員,實在招惹不起,敬請忍氣吞聲。

 文 安 裕

2009年9月26日 星期六

安裕周記﹕今夕是何年




電影《開國大典》最後的一幕應該是一九四九年中共的夫子自道和對未來的自我期許﹕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天安門廣場下午閱兵晚上放煙花,入夜後毛澤東從城樓上往下看,興奮不已的農民高呼「毛主席萬歲」,正值盛年的毛以濃厚的湖南口音官話揚手回喊「人民萬歲」。全片大部分時間都平平無奇的導演李前寬在這裏以相對粗糙的平行剪接(cross cutting),把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當晚的紀錄片和一九八九年重拍的場景交錯對接,在這一分鐘內把歷史的真實與導演主觀視角下的虛幻糅合在一起。

中共黨史對這一時期毛澤東的言行有巨細無遺的紀錄——一九四九年四月,共軍橫掃大江南北,中共中央開始籌組中央人民政府,一次,毛澤東會見民主人士張瀾,之前遍找不一件像樣的衣服,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著的《毛澤東傳——走向勝利》記載了毛澤東安慰侍衛長李銀橋,「歷來紈子弟考不出好成績,安貧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們會考出好成績」。十月一日,李銀橋憶述,從下午三時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到晚上十時煙花晚會結束,除了吃飯,毛澤東不肯坐下,始終揮手。晚會結束,毛澤東回到住處,激動地對李銀橋說,「人民喊我萬歲,我也喊人民萬歲,這才對得起人民啊」。

中共對「人民」二字和其代表的概念有巨大並近形而上的崇拜,雖然五十年代北京有一種說法﹕毛澤東懊悔沒有自稱是中華民國,因為若是這樣做,不但接過孫中山先生的革命傳統還把逃到台灣的蔣介石逼出中國歷史斷了他的法統,但最後一九四九年成立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軍隊是人民解放軍、貨幣是人民幣、《憲法》提到的政體是人民民主專政;開會的屋子叫人民大會堂,天安門廣場在中共建政後建的第一個紀念物是人民英雄紀念碑。

四九前後 中共謙遜虛心

一九四九年尤其是十月一日前後的中共是特別謙遜虛心的,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傍晚,毛澤東和政協全體代表到天安門廣場為人民英雄紀念碑舉行奠基禮,《毛澤東傳——走向勝利》﹕「毛澤東滿懷激情朗讀了由他撰寫的碑文『……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鬥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這段碑文是此後若干年中共唯一可以獲得人民確認的遺產(legacy),人民英雄紀念碑更因它的歷史跨度,成為中共政權之下「人民」概念的彰顯。

建政前後的中共決心帶來新氣象,大批農村出來的幹部,比起國民政府出身美英名牌大學的要員無疑是有先天性的缺憾,但中共幹部的熱誠卻絕不是顢頇無能的國府官員所能企及。北京今天滿朝盡帶黃金甲的中國崛起強勢心態難以想像的是,建政年間的中共竟是那樣的低姿勢,李銀橋在《在毛澤東身邊十五年》說,毛澤東對滿口稱善的同鄉皺眉,「不要這個樣子,我們是私交,這個樣子不好」。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政協選舉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為副主席,黨外人士佔了一半;翌日中央人民政府通過政務院成員,二十一個個政府部長,十個是黨外。

建政後滿是底氣的毛澤東萬千讚頌在一身,但還未至於個人崇拜。然而在這建政之後的黃金十年,即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九年,中共在朝鮮戰場與世界第一強國美國打成平手、國民經濟漸見起色、台灣島上的蔣介石日薄西山無力竄擾大陸沿海;也是在這十年,毛澤東從人民領袖變成騎在人民頭上的皇帝,倫敦大學教授施拉姆(Stuart R.Schram)在其極負盛名的研究《Party Leader or True Ruler?Foundations and Significance of Mao Zedong's Personal Power 》一針見血指出,毛澤東在一九五五年中共有關合作化的會議上,開始顯露「非常自信唯有他才能洞察歷史發展進程,縱然他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是正確的,但此事助長了他那種自信」。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澤東在成都一次會議上說的話,可以作為個人崇拜興起的註腳,「一個人若代表真理,則對他個人崇拜是正確的」;跟有人附和說,「相信毛主席要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到盲從的程度」。

施拉姆認為,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後來推到極致的其中一個主要因素是中共內部的盲從,一九五九年軍委會會議,國家主席劉少奇說﹕「我這個人,歷來是積極地提倡個人崇拜的,也可以說個人崇拜這個名詞不大妥當,我是說提高毛主席的威信。我在很長時間就在搞這個事情。……現在我還要搞,還要搞林彪同志的、小平同志的的個人崇拜,他們不贊成我搞,我也要搞」。十年後,劉少奇在文革狂濤中遭逼害致死,成為他極力維護的「領導威信」的犧牲品。廬山會議之後,毛澤東對批評他的視之為叛逆,「對膽敢如此放肆的人,一定嚴加懲處」。

唯上思想至今未滅毛最大遺害

毛澤東對中國的最大災害,是至今未滅的唯上思想,而在這其中受創最大最深的便是知識分子,其傷害一直到今天文革三十年後依然在淌血。毛澤東發動文革,主要目的是打倒劉少奇,但要發動涵蓋全國的巨大政治運動,必須有一個清晰目標,若一開始便以劉少奇為打擊對象,就無法策動群眾進行長時間的「革命」。於是毛澤東選中了知識分子,裴毅然在《文革狂濤中的知識分子》指出,在文化程度偏低的中國,「打擊知識分子」的訴求容易動員民眾,毛澤東說過,「我們沒有大學教授、中學教員、小學教員,全部用國民黨的,是他們在那裏統治。文化大革命就是從他們那裏開始」。

知識分子在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壓和肢體衝突中頹然倒下,老舍等一大批人含冤自盡,留下緊跟中央的郭沫若和馮友蘭。平心而論,郭沫若對《楚辭》的研究無人出其右,馮友蘭的《中國哲學簡史》更是公認的研究中國哲學史的必讀,可是他們都為毛澤東諱,他們得到了安穩人生和飯碗,卻完全失去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風骨——郭沫若的「機艙內外兩個太陽」之語被恥笑到他去世三十年的今天,馮友蘭向毛澤東輸誠而毛回以「老實態度」,令馮一舉名列「四大不要臉」之首,與郭沫若「平分春色」。

對於毛澤東由人而魔,中共內部一直沒有正面鞭撻,勉其而言只有鄧小平大權在握下,於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大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表面上是對毛澤東等一系列問題作出結論,可是,中共勇於發動文革,極左派勇於整人打人殺人,葉劍英在一九七八年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報告可以作為參考﹕文革死了二千萬人、整了一億人,佔全人口的九分之一,面對如此重大人禍,中共中央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卻只在第二十節導言有這一段——「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這些論點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的估計,是完全錯誤的。」第二十二節則是不痛不癢總結毛澤東的錯誤,「對於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但是,毛澤東同志的錯誤終究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

中共中央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帶出一個極其錯誤的訊息,那便是縱然發動如文革般的巨大災難,但在「一分為二」的指導思想下,毛澤東竟還有「功六過四」的六四開評價,這為以後中共兜兜轉轉無法擺脫極左思潮埋下禍根——寧左勿右——右傾是機會主義、是本質上的問題,比起左傾的僅是認識上的錯誤嚴重得多。這條尾巴禍延至今,三十年來,中共內部若干大爭論,從精神文明污染到姓資姓社,到最近新疆西藏等民族問題的處理之道,以至國慶前北京保安水潑不進,核心都是左毒未清。

中共在這黃金三十年間浪費了寶貴的時間,以為左毒經已隨二萬億美元外匯存底灰飛湮滅,事實是三十年間中共荷包暴脹是全憑人民胼手胝足靠低附加值貨品換回美鈔,而不是大步走向思想現代化的明天。但中共把這扭曲說是制度上的成功,在宣傳機器口中筆下,人們看到的是施拉姆形容五十年代毛澤東的「非常自信唯有他才能洞察歷史發展進程」;今天,大國崛起還不夠,要來一個「騰飛於世界之巔」。然而正當一腔自信滿溢到杯口時,卻接二連三出現「低級錯誤」,那是有沒有二萬億美元外匯存底都避不了的民族衝突,轉眼之間,信心崩塌倒下,於是人們看到的是緊繃國慶——神經脆弱得把北京打造成鐵桶般針插不進,全城七萬的士裝上監聽器,負責公安的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說,首都穩定是「壓倒一切的任務」,通往北京的水源、電纜、油管、電話都巡查守護,保安措施要做到「每輛車、每件物、每個經過的人」。

鐵桶國慶神經衰弱

無疑這是北京六十年來最嚴格的保安措施,比起五十年代對台灣戰機潛入大陸的戒備、六十年代對美國遁進羅布泊轟炸核基地的擔憂、七十年代對蘇聯核報復的恐懼都嚴峻。可是,就這幾天國慶假日,中國的國家安全就會受到如此巨大威脅?今天的北京已經取代耶路撒冷或巴格達成為世界危城?稍為頭腦清明的都知道答案是什麼。那末,中共到底要把國慶六十周年變成一個怎麼樣的國慶?又或者,比起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晚上的火樹銀花不夜天,六十年了,還留下了些什麼?

文 安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