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開國大典》最後的一幕應該是一九四九年中共的夫子自道和對未來的自我期許﹕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天安門廣場下午閱兵晚上放煙花，入夜後毛澤東從城樓上往下看，興奮不已的農民高呼「毛主席萬歲」，正值盛年的毛以濃厚的湖南口音官話揚手回喊「人民萬歲」。全片大部分時間都平平無奇的導演李前寬在這裏以相對粗糙的平行剪接（cross cutting），把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當晚的紀錄片和一九八九年重拍的場景交錯對接，在這一分鐘內把歷史的真實與導演主觀視角下的虛幻糅合在一起。
中共黨史對這一時期毛澤東的言行有巨細無遺的紀錄——一九四九年四月，共軍橫掃大江南北，中共中央開始籌組中央人民政府，一次，毛澤東會見民主人士張瀾，之前遍找不一件像樣的衣服，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著的《毛澤東傳——走向勝利》記載了毛澤東安慰侍衛長李銀橋，「歷來紈子弟考不出好成績，安貧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們會考出好成績」。十月一日，李銀橋憶述，從下午三時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到晚上十時煙花晚會結束，除了吃飯，毛澤東不肯坐下，始終揮手。晚會結束，毛澤東回到住處，激動地對李銀橋說，「人民喊我萬歲，我也喊人民萬歲，這才對得起人民啊」。
中共對「人民」二字和其代表的概念有巨大並近形而上的崇拜，雖然五十年代北京有一種說法﹕毛澤東懊悔沒有自稱是中華民國，因為若是這樣做，不但接過孫中山先生的革命傳統還把逃到台灣的蔣介石逼出中國歷史斷了他的法統，但最後一九四九年成立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軍隊是人民解放軍、貨幣是人民幣、《憲法》提到的政體是人民民主專政；開會的屋子叫人民大會堂，天安門廣場在中共建政後建的第一個紀念物是人民英雄紀念碑。
四九前後 中共謙遜虛心
一九四九年尤其是十月一日前後的中共是特別謙遜虛心的，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傍晚，毛澤東和政協全體代表到天安門廣場為人民英雄紀念碑舉行奠基禮，《毛澤東傳——走向勝利》﹕「毛澤東滿懷激情朗讀了由他撰寫的碑文『……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鬥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這段碑文是此後若干年中共唯一可以獲得人民確認的遺產（legacy），人民英雄紀念碑更因它的歷史跨度，成為中共政權之下「人民」概念的彰顯。
建政前後的中共決心帶來新氣象，大批農村出來的幹部，比起國民政府出身美英名牌大學的要員無疑是有先天性的缺憾，但中共幹部的熱誠卻絕不是顢頇無能的國府官員所能企及。北京今天滿朝盡帶黃金甲的中國崛起強勢心態難以想像的是，建政年間的中共竟是那樣的低姿勢，李銀橋在《在毛澤東身邊十五年》說，毛澤東對滿口稱善的同鄉皺眉，「不要這個樣子，我們是私交，這個樣子不好」。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政協選舉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為副主席，黨外人士佔了一半；翌日中央人民政府通過政務院成員，二十一個個政府部長，十個是黨外。
建政後滿是底氣的毛澤東萬千讚頌在一身，但還未至於個人崇拜。然而在這建政之後的黃金十年，即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九年，中共在朝鮮戰場與世界第一強國美國打成平手、國民經濟漸見起色、台灣島上的蔣介石日薄西山無力竄擾大陸沿海；也是在這十年，毛澤東從人民領袖變成騎在人民頭上的皇帝，倫敦大學教授施拉姆（Stuart R.Schram）在其極負盛名的研究《Party Leader or True Ruler？Foundations and Significance of Mao Zedong's Personal Power 》一針見血指出，毛澤東在一九五五年中共有關合作化的會議上，開始顯露「非常自信唯有他才能洞察歷史發展進程，縱然他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是正確的，但此事助長了他那種自信」。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澤東在成都一次會議上說的話，可以作為個人崇拜興起的註腳，「一個人若代表真理，則對他個人崇拜是正確的」；跟有人附和說，「相信毛主席要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到盲從的程度」。
施拉姆認為，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後來推到極致的其中一個主要因素是中共內部的盲從，一九五九年軍委會會議，國家主席劉少奇說﹕「我這個人，歷來是積極地提倡個人崇拜的，也可以說個人崇拜這個名詞不大妥當，我是說提高毛主席的威信。我在很長時間就在搞這個事情。……現在我還要搞，還要搞林彪同志的、小平同志的的個人崇拜，他們不贊成我搞，我也要搞」。十年後，劉少奇在文革狂濤中遭逼害致死，成為他極力維護的「領導威信」的犧牲品。廬山會議之後，毛澤東對批評他的視之為叛逆，「對膽敢如此放肆的人，一定嚴加懲處」。
唯上思想至今未滅毛最大遺害
毛澤東對中國的最大災害，是至今未滅的唯上思想，而在這其中受創最大最深的便是知識分子，其傷害一直到今天文革三十年後依然在淌血。毛澤東發動文革，主要目的是打倒劉少奇，但要發動涵蓋全國的巨大政治運動，必須有一個清晰目標，若一開始便以劉少奇為打擊對象，就無法策動群眾進行長時間的「革命」。於是毛澤東選中了知識分子，裴毅然在《文革狂濤中的知識分子》指出，在文化程度偏低的中國，「打擊知識分子」的訴求容易動員民眾，毛澤東說過，「我們沒有大學教授、中學教員、小學教員，全部用國民黨的，是他們在那裏統治。文化大革命就是從他們那裏開始」。
知識分子在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壓和肢體衝突中頹然倒下，老舍等一大批人含冤自盡，留下緊跟中央的郭沫若和馮友蘭。平心而論，郭沫若對《楚辭》的研究無人出其右，馮友蘭的《中國哲學簡史》更是公認的研究中國哲學史的必讀，可是他們都為毛澤東諱，他們得到了安穩人生和飯碗，卻完全失去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風骨——郭沫若的「機艙內外兩個太陽」之語被恥笑到他去世三十年的今天，馮友蘭向毛澤東輸誠而毛回以「老實態度」，令馮一舉名列「四大不要臉」之首，與郭沫若「平分春色」。
對於毛澤東由人而魔，中共內部一直沒有正面鞭撻，勉其而言只有鄧小平大權在握下，於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大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表面上是對毛澤東等一系列問題作出結論，可是，中共勇於發動文革，極左派勇於整人打人殺人，葉劍英在一九七八年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報告可以作為參考﹕文革死了二千萬人、整了一億人，佔全人口的九分之一，面對如此重大人禍，中共中央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卻只在第二十節導言有這一段——「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這些論點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的估計，是完全錯誤的。」第二十二節則是不痛不癢總結毛澤東的錯誤，「對於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但是，毛澤東同志的錯誤終究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
中共中央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帶出一個極其錯誤的訊息，那便是縱然發動如文革般的巨大災難，但在「一分為二」的指導思想下，毛澤東竟還有「功六過四」的六四開評價，這為以後中共兜兜轉轉無法擺脫極左思潮埋下禍根——寧左勿右——右傾是機會主義、是本質上的問題，比起左傾的僅是認識上的錯誤嚴重得多。這條尾巴禍延至今，三十年來，中共內部若干大爭論，從精神文明污染到姓資姓社，到最近新疆西藏等民族問題的處理之道，以至國慶前北京保安水潑不進，核心都是左毒未清。
中共在這黃金三十年間浪費了寶貴的時間，以為左毒經已隨二萬億美元外匯存底灰飛湮滅，事實是三十年間中共荷包暴脹是全憑人民胼手胝足靠低附加值貨品換回美鈔，而不是大步走向思想現代化的明天。但中共把這扭曲說是制度上的成功，在宣傳機器口中筆下，人們看到的是施拉姆形容五十年代毛澤東的「非常自信唯有他才能洞察歷史發展進程」；今天，大國崛起還不夠，要來一個「騰飛於世界之巔」。然而正當一腔自信滿溢到杯口時，卻接二連三出現「低級錯誤」，那是有沒有二萬億美元外匯存底都避不了的民族衝突，轉眼之間，信心崩塌倒下，於是人們看到的是緊繃國慶——神經脆弱得把北京打造成鐵桶般針插不進，全城七萬的士裝上監聽器，負責公安的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說，首都穩定是「壓倒一切的任務」，通往北京的水源、電纜、油管、電話都巡查守護，保安措施要做到「每輛車、每件物、每個經過的人」。
鐵桶國慶神經衰弱
無疑這是北京六十年來最嚴格的保安措施，比起五十年代對台灣戰機潛入大陸的戒備、六十年代對美國遁進羅布泊轟炸核基地的擔憂、七十年代對蘇聯核報復的恐懼都嚴峻。可是，就這幾天國慶假日，中國的國家安全就會受到如此巨大威脅？今天的北京已經取代耶路撒冷或巴格達成為世界危城？稍為頭腦清明的都知道答案是什麼。那末，中共到底要把國慶六十周年變成一個怎麼樣的國慶？又或者，比起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晚上的火樹銀花不夜天，六十年了，還留下了些什麼？
文 安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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