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

白先勇、唐飛、高希均、徐立之、陳履安、傅建中、林懷民、朱經武、錢鋼、周陽山、初安民、朱建華、程祖鉞、阮大仁、上官百成……這是我從《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第四百三十二頁龍應台的二百一十六個被訪者感謝名單信手抄下來的。與近二十年在香港迹近氾濫的中產味道濃烈的孩子名字相比，這些相對土氣了些的姓名後面隱藏（hidden）的是中國人民對家國純樸企盼——《中國時報》華盛頓特派員傅建中是「建設中國」， 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肯定是「心懷吾民」，《印刻文學生活誌》總編輯初安民不言而喻是「安民樂道」，前行政院長唐飛是在空中迎頭痛擊日本侵略者「振翅高飛」。準確一點說，這些名字的由來，是他們的父執輩以至自身對家國的忠心耿耿（loyalty）彰顯，也是中國人民在傳統天地君臣父子權力關係結構下的卑微。

四百四十頁的書不僅是轉徙天地間的流離失所，不盡是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激戰連場，字裏行間是一幕幕的忠肝義膽——人民對家國的不離不棄，父母對子女的捨身相救，朋友對摯友的相濡以沫。這是中國人民的美德，歷史學者許倬雲被問到「抗戰意義何在？」時剛直有力地回答「中國人九死一生，幾乎亡國，而不肯投降，只為了打出一個國格」。旨哉斯言，可是在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的三年內戰裏，忠義是單向而不是雙向，是一毛錢可以買三打的便宜貨﹕國家領袖負了國人、戰場司令負了戰士，還有是美國蘇聯負了他們各自的盟友國民政府和中共。那是一次又一次情何以堪的背信棄義（betrayal）。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令人感念的原因，是它表率中國人民在領袖「雄圖大計」前的無償犧牲。書中七十三節〈兩個小男孩〉是令我長噓不已的一頁，我上中學後開始看王曉波的書，想不到王先生一九四三年出生江西後，四九年與憲兵父親來到台中，「有一天，爸爸沒有回家，媽也不見了，家中一片恐怖的凌亂。外婆哭着跟曉波解釋﹕深夜裏，憲兵來抄家了，把媽媽帶走了……這個二十九歲的年輕女性，在一九五三年八月十八日執行槍決，曉波再見媽媽，只是一罈骨灰，營長父親因為知匪不報，判處七年徒刑。十歲的男孩王曉波，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台灣，突然成為孤兒」。

王曉波是七、八十年代台灣民主運動健將，那是國民黨隻手遮天的日子，在美國圍堵共產主義的高牆扮演磚瓦小腳色。為了向主子獻媚，國民黨當局全力整肅所有懷疑親共或親台獨的民眾，包括王曉波。「讀書的整個過程裏，除了捱餓之外，這男孩要小心翼翼地不讓同學發現他的『匪諜』身世，但是，老師們都知道。一犯錯，老師很容易一面打一面就脫口而出，『王曉波站起來，你這個匪諜的兒子』。」王曉波後來在台灣大學哲學系任教時成為整肅對象，警總約談，偵訊員直接了當說，「你不要像你母親一樣，子彈穿進胸膛的滋味是不好受的」。




蔣介石的「美國友人」

國民黨從大陸到台灣後，蔣介石感到唯一可以託附的是「美國友人」。因為，他認為當年在大陸和共軍鏖戰三年，美援從來不缺，美國友人是他的忠實戰友，也是他「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光復河山寄望。美國五十年代掀起「誰失去了中國」狂飈，參議員麥卡錫在國會非美委員會上作威作福，說要把美國國內的共產黨同路人揪出來。蔣介石自詡為美國忠實盟友，哪有不亦步亦趨之理，高壓政策大棒子統統都學到手。那年頭美國右派當道，况且正值東西方冷戰高峰，難得有人自告奮勇加入「自由世界」陣營而又高舉反共旗幟，在保守主義氣氛濃烈得化不開的五十年代，對迹近窮途的蔣介石來說倒是一條活路。

王曉波的母親是眾多「匪諜」寃案的其中一人。這是蔣介石的機會成本，他為了要取悅美國也要保住小小一片江山幾乎是無所不用其極。這是蔣介石一貫的手段，軍警特國家機器四出作惡，當然，沒有主子的默許，嘍囉是不會如斯兇殘成性。蔣介石的美國老闆倒是知道這些的，小羅斯福總夫人Eleanor Rooosevelt在回憶錄《This I Remember》說，一九四三年，蔣介石夫人宋美齡訪問美京華盛頓，獲邀暫住白宮。小羅斯福夫人常向丈夫說宋美齡如何溫和親切，小羅斯福畢竟是一國總統，見識自然不同，但他沒有駁斥妻子。直至一天晚上吃飯時，話題轉到美國工會領袖劉易斯，小羅斯福刻意問宋美齡，「你們在中國會是如何處理像劉易斯這樣的人？」宋美齡一言不發，舉起手在脖子上劃了一下；那天夜裏回到寢室，小羅斯福問妻子，「你那溫和親切的人怎樣了？」這一夜的白宮飯局再往後推十年，宋美齡粉嫩的手是劃在台北的劉曉波母親脖子上。

龍應台的悲天憫人以及對人性光輝的歌頌貫穿全書，然而黎民百姓的付出和他們的回報比例小得不像話，因為「領袖」各有各盤算——蔣介石是準備打走共產黨後重建中國，中共的計謀是殲滅國軍創立新中國；這些是都是在枱面上的，枱下另有其人——美國和蘇聯通過他們的代理人（surrogate）國民政府和中共逐鹿全球，這倆代理人則長期處於一種隨時可被取代的狀態。當然，國民黨和共產黨都不知道。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第三十五節〈一萬多斤高粱〉﹕「對於『敵人』，國軍『仁慈』嗎？一九四七年七月，國軍整編六十四師在山東沂蒙地區與陳毅的華東野戰軍激烈爭奪領土的時候，曾經接到『上峰』的電令﹕『以東里店為中心，將縱橫二十五公里，造成絕地，限五日內完成任務，飭將該地區內所有農作物與建築物，一律焚毁，所有居民，無論男女老幼，一律格殺。前線指揮官看到最高統帥的命令，『面面相覷不知所從』。」也是在這個月的九號，美國總統杜魯門批示了一份文件，這是美國官方對中國局勢的最高指示，史丹福大學出版的《中國白皮書》（The China White Paper）第二卷有這樣的詳細記述﹕

「這是有可能採取等着瞧（wait and see）的政策，以待國民政府最終採取真正的改革……由於無可避免出現滯後效果，這一政策會令致國民政府持續瓦解。在這一瓦解的某些階段，國民政府的權力和控制會弱化並受到限制，在國民政府控制下的地區可能出現一些獨立分子的活動……美國或會對這些可能會控制這個國家一定面積、其政策亦與我國相符（whose policies would be compatible with our own）的組織提供人力或物資援助」。

說白了，這就是當國軍受命燒光殺光山東東里店一帶的人畜決心要和中共大幹一場，認為美國義無反顧支持國軍把共產黨逐出大陸時，老謀深算剛打勝了二戰的美國人卻在想別的事﹕蔣介石治國無能，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對國庫上下其手，杜魯門和幕僚推出「等着瞧」政策，其實是想找一個機會把蔣介石掃地出門。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成書於一九七六年著作《美國和中國》（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的觀察也和官方的看法接近﹕「一九四七年之後，我們除了從介入中國內戰上退卻，別無他途」（We had no alternative after 1947 but to abstain from intervention in the Chinese civil war）。一九四七年，也就是國共三大戰役一仗也未打、國民黨準備把中共炸得從地球上消失的時候，原來美國已暗下決心準備放棄蔣介石；蔣卻仍一廂情願與共軍苦纏下去，因為他相信，美國友人決不會離他而去。


最大的背信

歷史證明蔣介石錯了。民主黨自由派出身的杜魯門對蔣介石和他的皇親國戚極之厭惡，杜魯門接受記者Merle Miller訪問時破口大罵「他們都是賊，個個都他媽的是賊。他們從我們給蔣的幾十億美元裏偷了七億五千萬。他們是偷了。他們投資在聖保羅和紐約這裏的房地產上」（They're thieves, every damn one of them.They stole $750 million out of the billions that we sent to Chiang. They stole it, and it's invested in real estate down in Sao Paolo and some right here in New York）。

美國對蔣介石的最大背信是內戰後期，杜魯門討厭的不是屢戰屢敗的蔣介石，而是政治上只懂玩手段的蔣委員長。美國轉過頭來千方百計要在「貧農裏頗得民心」（benefitted the poor peasants）的中共拉關係，東海黃海上的美國軍艦靜觀國軍連番失利，客觀造成國民政府一蹶不振而共軍氣勢如虹。這時的中華民國大勢已去，一九四九年八月，美國國務院發表《中國白皮書》，公開表示美國大使館雖隨國民政府赴台灣，但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仍留南京，其他駐大陸的總領事亦奉令留駐。美國眼見國民政府已是強弩之末，幾十億美援泡湯，認定台灣早晚會解放，擺明車馬要賴在大陸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想不到中共殺紅了眼，不察長年敵人美國的大獻殷勤，一九四九年八月二日，美國駐南京大使館在共軍圍伺降下星條旗。據說，在離開中國前夕，司徒雷登打算前往北京磋商美國承認中共政權，其後忽被召回。八月八日，新華社發布毛澤東的《別了，司徒雷登》，將他作為美國的象徵而極盡諷刺，說他是「美國侵略政策徹底失敗的象徵」。

到了台灣後的蔣介石雖有打回大陸之意，但已是時不與我，美國亦無意冒犯中共，對蔣則處處設限。丟家失國的蔣介石力求自主，其後發生孫立人事件，蔣介石和美國關係急遽惡化，奈何冷戰正盛，華府對蔣無可奈何。到了尼克遜一九七二年突訪北京，蔣介石始明白「沒有永遠的敵人，但有永遠的利益」這句金石良言。蔣介石被盟友二十年間兩度遺棄，美國人照舊睡得安穩，可憐國民政府諸君卻是「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



毛澤東的「蘇聯兄弟」

中共內戰雖然橫掃千軍，但也難逃蔣介石的被出賣的命運，險被老大哥蘇聯擺了一道。一九四九年，共軍經捲了半個中國，大軍在長江以北會師，準備揮軍過江。以當時共軍實力，江南一帶國軍防守兵力一敲即碎，殺雞焉用牛刀。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毛澤東突發表《將革命進行到底》長文，說一九四九年是重要的一年，要取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偉大的勝利。毛澤東此舉正令人納罕的當兒，蘇聯領袖斯大林發來電報，說國民政府要求英美蘇三國斡旋局勢，意欲求和。中共眼看全國解放在望，婉拒斯大林和議，隨即強行渡江，解放南京，這才有毛澤東的七律「宜將剩勇追窮寇」之句。多年之後，老毛餘怒未清，說斯大林對中國「作了一些錯事」，指摘蘇聯要中國出現隔江而治的南北朝局面。

中蘇不和從此潛伏，到五十年代末中蘇共大論戰後全面爆發，昔日甜蜜關係變酸，蘇聯撤走所有援助，要在三年困難期間的中共還清所有貸款。昔日的國際主義同志加兄弟情誼，中共建政之初盡遣精英參與韓戰死傷五十萬，從此一刀切斷，言簡意賅的毛澤東丟下一句「蘇修亡我之心不死」。一九六九年，中蘇在珍寶島血戰，蘇聯調動百萬大軍壓境，中共發出一號命令，全國高幹疏散農村。直至一九七一年一場乒乓外交，中共與美國拉上關係，才出現國際政治學者所說的大三角外交。

中國近代史上，外國而非中國一直扮演主要角色，如孫中山先生與英國的關係，倘無業師康德黎教授，孫先生也許早陷囹圄，沒有後來的辛亥革命了；孫先生其後提出聯俄容共，蘇俄勢力在沙皇年代後再次君臨中國；蔣介石與美國澳洲關係密切，美援金元之外，蔣的顧問端納是澳洲人，西安事變便是由端納陪宋美齡去西安；日本也是這段兵燹頻繁之年的主角，滿洲國偽政權是日本，汪精衛也是日本，何應欽和日本的關係令蔣介石寢食難安。

沒有人能從文化上解釋，乾隆康熙年代富甲全球的中國何以淪落至見洋人即渾身發軟，民間傳統智慧說這是中國裏有一些人患了軟骨症。是耶非耶，要起蔣介石和毛澤東於地下才能知曉，不過，從遺傳病學來說，這種發軟症大概是有傳統的﹕六十年前，蔣介石毛澤東都吃過美蘇的虧，交足學費吃足排頭，然而到今天還是照吃不誤——美國仍在兩岸之間頤指氣使；俄國一樣在中共頭上繞來繞去——日本雖小，一個釣魚台就要夠十億人口大國無可奈何。《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描述的內戰死傷至少八百萬國軍，陣亡的是妻子的丈夫、弟弟的哥哥、孩子的父親，其實，還有國人的忠貞，包括對內和對外的。又是金秋十月，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此之謂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