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這就是一九四六年內戰爆發，以迄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這三年之間的一段全面被遺忘的歷史。這一段歷史在中共政權和國民黨在台灣小朝廷的威權政治之下，不是遭到全面扭曲便是刻意忘記。二○○九年是中共稱為解放戰爭國民黨喚作內戰的結束六十周年，這一年也是台灣找到一己身分（identity）的關鍵年份——龍應台這部新作想必會令中共訝然驚覺，六十年的意識形態天塹相隔，台灣已然成為中國（middle kingdom）以外的他者（other）。
回首前塵，內戰不啻是中國人民的悲哀。一九四六年，剛從八年抗戰的廢墟顛顛巍巍準備重新站起來的中國再次籠罩在戰爭陰影裏，蔣介石毛澤東談不攏，和平協定撕，內戰全面爆發。這場在戰場上惡戰三年、卻在兩岸人民心目中延綿六十年的戰爭，在中共歷史上扮演了極其主要的角色——毛澤東運籌帷幄決勝於千里之外，第四野戰軍林彪在東北華北連打兩場舉世矚目的遼瀋戰役和平津戰役，全殲百萬國軍，抗日名將陳明仁傅作義盡成戰犯；劉伯承鄧小平的第二野戰軍在江南發動淮海戰役，殲滅黃維兵團等五十五萬人，司令杜聿明被俘。要一提的是杜聿明有一女杜致禮，女婿是諾貝爾物理學獎得獎者楊振寧。
蔣介石雖是日本士官學校出身，但那時國民黨氣數已盡，三上五下二給小米加步槍的共軍打得全軍盡墨，加上國軍內部傾軋，蔣介石本擬靠桂系的白崇禧在武漢一線阻擊林彪部隊，但在國軍內有小諸葛之稱的白崇禧，眼看林彪如狼似虎殺到，虛晃一招西逃回廣西。林彪本來準備與白崇禧主力部隊惡戰八十回合，結果軍心散渙的國軍沒有興，林彪部隊直插華南，解放廣東後渡海攻海南島，完成大業。
在世界戰爭史上，像國軍那樣的三年間敗掉九百六十萬平方里的家與國固然罕見，像共軍那樣摧枯拉朽一口吞下整個國家更是匪夷所思。如此的成王敗寇出來的歷史必然是有截然不同的視角，中共的內戰史除了四支野戰軍如何英勇善戰每戰必捷，便是老百姓的「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當然，話語權在手的中共內戰史是片面的，內地讀者如果能夠讀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話，也許會感慨被蒙騙了幾十年，原來共軍並非百戰百勝——東北戰場，國軍將領陳明仁曾經予共軍重創，《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第三部二十五節〈走一趟吉林路〉﹕「林彪的東北野戰軍用四個師圍攻，……激烈戰鬥了一個禮拜，共軍敗退而走。……陳明仁巡視戰地，看敵人屍體也不禁流下眼淚」；師長潘裕昆走在屍陣，「只沙啞地說了一句話﹕『一將功成萬骨枯』，眼睛就紅了」。
敗仗遭掩蓋 勝利亦扭曲
不僅敗仗的歷史遭到掩蓋，連勝戰也因這樣那樣的原因受到各式各樣扭曲。一九七一年，林彪外逃內蒙墜機身亡，中共內戰史出現更大面積的空白。中共建政後分封十大元帥，排行第一和第二分別是朱德和彭德懷，這是井岡山以降的歷史因素使然，朱彭早在那年代已奠定在軍隊的地位，林彪則以赫赫戰功排第三。這是一個恰當的安排，共軍三大解放戰役，林彪獨力打其二，在共軍內有戰神之稱，打天津一役，林彪甚至不必出馬，僅派遣參謀長劉亞樓便解決碉堡如林的死城天津。可是，林彪墜機，中共戰史從此缺了遼瀋戰役和平津戰役細節，十大元帥究竟姓甚名誰也模模糊糊，甚至到了前些年，官方的十大元帥說法竟是「朱德、彭德懷、劉伯承、賀龍、陳毅、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等」——堂堂開國元帥林彪，在政治正確壓倒一切的氛圍裏，居然矮化得變成一個「等」字。
夾尾巴到台灣的蔣介石也不見得比中共開明，一切都有規有矩跳不出法統，國軍被共軍打得無處可逃，大軍擠上軍艦貨輪漁船逃到台灣，一直自認正朔的國民黨竟還不怕臉紅把這叫作「播遷」。播遷源出北周《哀江南賦》，「彼淩江而建國，始播遷于吾祖」，說到底原來是一樁好事哩。到台北後的蔣介石草山靜思，毋忘在莒，然而作為職業軍人的最痛便是丟城失地，何這次是失去整整一個國家！台灣局勢五十年代在美國核子傘保護下逐漸穩定，文學創作漸見豐富，可是一九四六年後戰場上的馬革裹屍節節敗退、四九年撤走一刻的「最是倉皇辭廟日」，都在各式壓力下只在親友間口耳相傳或永藏心底，獨獨難以見諸文字。
台灣的文字工作者在這空間下也不盡是從此刀槍入庫馬放南山，他們在各自的人生歷練裏找到題材，白崇禧之子白先勇在《台北人》十四個短篇裏，勾勒的是來台故人對故里的懷憶，這都是時不予我的人生悲劇。《花橋榮記》的國文教師盧先生，三十出頭，「盧老太爺從前在湖南做過道台，是我們桂林有名的大善人」。這一段只有下集台灣故事的斷代史缺了上集的大陸篇，盧先生以前在大陸到底做過些什麼，只是一句斷然回答「大陸撤退，我們自己軍隊一把火，都燒光嘍」。撤退也者，崩敗也；盧老太爺「從前」在湖南做事，「從前」是哪年哪月，也是一帶而過。《冬夜》裏，余嶔磊教授在冷雨冬夜為海外學人的當年北平同學吳柱國接風，說到吳出國第二年「北平便陷落了」。字裏行間人們讀到另一種味﹕那是含蓄隱晦的大陸敗退倉皇來台，至於是如何敗退如何倉皇如何從「舊時王謝堂前燕」變成「飛入尋常百姓家」，在幾乎只能姓蔣的才能當總統的台灣，那時是一種禁忌，尤其是對一九四九年以前的種種，雖然史實早就流傳多時。
只得下半集的台灣故事
白先勇在《台北人》的扉頁裏是這樣寫的﹕「紀念先父母以及他們那個憂患重重的時代」，誠然這是桂系主事人之子的紀念，但不獨白先勇如此，台灣社會的低下層，也有他們的只得下半集的台灣故事。陳映真《將軍族》的三角眼便是其一，在有強烈小林多喜二風格的短篇，三角眼「在淪陷給日本的東北，他的姐姐曾說給他聽過一些故事」。這是我讀過的台灣一九四九年後文學作品裏，大陸原鄉直線距離台灣最遠的一人﹕東北，比起盧先生的桂林、余嶔磊的北平、《永遠的尹雪艷》的上海都遠，而且都偏偏缺了在大陸的回憶，這是六十年代台灣文學的一個共通點。
內戰不提，大陸舊史佚失，這是人為使然。這既有中共的戰勝史觀，也有國民黨敗退大陸的失敗史觀，兩種其實都有欠周全，但這裏面夾雜的卻不純是威權主義的牽涉，而是民族主義者面對故國河山的難捨。
蔣介石的中國近代史觀便是他的個人史觀，毛澤東曾自稱是民族主義者多於共產主義者，蔣介石除了跟隨宋美齡信膺基督教，他這個出身浙江的軍人也是民族主義者。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共史觀，蔣介石被描述為「賣國賊」，經過歲月爬梳，中共近年開始為蔣介石洗去污名，甚至實事求是指出國軍才是抗日戰爭的正面戰場主力，一洗是八路軍打倒日本侵略者的中共史觀。這其中夾纏了對台灣陳水扁治下的藍營統戰，客觀上也是在「民族大義」大纛下的拉攏。中共最近幾年改弦易幟，是看到台灣開始向太平洋東飄，逐漸遠離傳統認知裏的「中國」（middle kingdom），這才加大力度，企圖從歷史認知上扭轉這一趨勢。
蔣介石在當權年代怯於承認內戰慘敗，除了是職業軍人的天性，更多的是他拒絕從「中國」的認知中脫離出來。蔣介石心目中，歷史或文學作品提及國民黨內戰大敗或丟失大陸，是對他終有一天重回故土的否定﹕他不可能以一個敗軍之將的身分回到大陸，內戰潰敗的歷史、幾百萬人倉卒遷台，統統會令他重回大陸時失去國之主人的統治合法性（legitimacy）。蔣介石這種拒絕承認永遠留在台灣的心理，在生之年如是，甚至去世後亦如是，不但在遺囑再提「光復大陸國土，復興民族文化，堅守民主陣容，為餘畢生之志事」，更不忘浙江奉化老家，靈柩暫厝慈湖，準備重回中原。
蔣介石不提內戰，中共卻大張旗鼓大談特談內戰，其實是與蔣介石隔江唱和，藉內戰維持中國大陸——台灣的血緣和法統關係。一九五八年，解放軍突然對金門發動炮轟，史稱金門炮戰，這場世界戰爭史罕見的奇特炮戰，炮彈只打空地不打人，而且後來發展至大陸台灣隔日互轟，政治態度溢於言表。若干年後，中共史料透露，這是毛蔣向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表態﹕金門是國民黨政權的前沿，國軍絕不退出，更大涵意在於，因為只要撤出金門，台灣即斷絕與中國大陸的血脈，為美日推動或逼使台灣獨立創造條件。
蔣介石毛澤東墓木已拱逾三十年，這一默契到了下一代領導人已是無人接棒，加上大陸和台灣發展各走一邊，台灣大步流星走向民主化及本土化，中共則祭出先吃飽飯為先的人權論，價值取向大相逕庭，六十年的意識形態天塹，台灣逐漸孕育出非中原甚至非中國（non-china）的集體認知。北京天安門廣場不乏興高采烈的年輕台灣遊客，他們是從台灣到「中國」遊覽，於這批成長於八十年代、目睹電視直播六四鎮壓的年輕一代而言，中共治下的中國，是一個不在他們的「國家」認知裏的他者（other）——他們興許會為六四事件哀悼，但不會認為倒在廣場上的學生是骨肉兄弟，因為那畢竟是另一個國家。
政治割裂 We don't give a damn
這種還原歷史但暗示政治割裂的情近年尤為明顯，大陸電影《集結號》台灣上演，主角張涵予一舉奪得金馬影帝，這是非常明顯的信號——《集結號》內容是內戰年代共軍打敗國軍，過往不可能會在台灣上映，但這次不但上映而且還奪得影帝，折射出來的政治潛台詞是台灣民眾對國共之爭的we don't give a damn態度，認定這些是父執輩以至祖父輩的歷史，與我何干。作為一個愛書人，我會視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是對台灣內戰文學裏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的整整一大塊刻意遺忘的補遺，也是對六十年來中共史觀下的所謂「解放戰爭歷史」的蓄意扭曲的正面調整；作為對中國近代史興致濃厚的其中一人，我感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補足了內戰顛沛流離的人文感覺，更提供了相對較全面的內戰視覺，大大豐富了這一段早已在我們記憶裏殘缺不全的歷史。
六十年的迂迴和輪迴之後，最終是歷史的歸歷史，文學的歸文學；當然，政治的也歸政治，於一介草民而言，這從來不是我關心或者擔心的，那是政客的事，I don't give a da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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