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城巿

星期五早上讀着公民黨和社民連五個立法會議員即將參與總辭的新聞，習習寒風的冬日清晨在決戰前夕更形肅殺——香港從八十年代推動代議政制直至今天，加起來最少有好幾十萬人次的遊行示威，目的地從灣仔皇后大道東新華社轉到如今的中區政府總部，可是普選的承諾卻一個接一個跳票。有人說，五位議員是戰爭邊緣策略，以退為進逼出普選云云。我不懂得回答，只想到我們都已是預科以上學歷佔社會人口主流、文盲率幾乎等於零的城巿；香港巿民是智力正常的族群，為什麼不配早就有普選？

文安裕

那五張立法會議員面目讓人憶起清末革命黨被割下的頭顱掛在北京城牆的發黃歷史照片，時空切換，令人想到中國百年而來的歷史總要悲劇結局才能算是完整一頁。從星期三唐英年在立法會公布政改諮詢文件到星期六我都在想這個問題：為什麼回歸十二年，說到二○一七二○二○還要用迹近啞謎的字眼小心套說，「可以有普選」。漢文字在這裏被狎弄得迹近輪姦， 「可以有普選」固然可解說「你們會有普選」，然而這裏頭卻加了但書——「可以」是一種期待更是一種由上而下的允許，就等於小孩子想出去遊樂場玩，父母會說， 「你可以，不過……」。這種天威難測的父權統治本質，從家裏一直伸延到企業管治到特區政治到北京如何對待香港，三清歸一炁。

玩弄文字的遊戲我們老祖宗早已有之，但放在現代政治卻是小學生，所以很熱中，不時拿出來把玩。這是有歷史背景的：一九七二年尼克遜訪華，中共極想在台灣問題強按美國人承諾，基辛格很厲害，在「美國認知中華人民共和國擁有對台灣的主權」這句耍了花招， 他用的字眼是acknowledge （ 認知） 而不是recognize（承認）；對於台灣獨立的立場，他聲稱美國不能說「不允許（not allow）台灣獨立」，於是文件變成「不鼓勵（discourage）台灣獨立」。這兩個字眼從此成為三十多年來北京無法在台灣問題逮住美國的主因，尋且是中共處理外交事務的最痛。不過，就是當年吃了文字圈套大虧，才有今天香港「可以」有普選這一句埋伏。

香港為什麼不配馬上有普選?

猶抱琵琶半遮臉的「可以」有普選引起的質問，是香港為什麼不配馬上有普選。香港巿民或外國提出類似的質疑，曾經令許家屯敲着眼鏡說「不按本子辦事」、末代港督彭定康遭圍剿成為Sinner for 1000 Years；為了不讓香港早些有普選，北京官員不惜撕破面皮漲紅了臉大拍桌子。有解說是北京不放心香港，有說是由於北京不能保證自己人在選舉必勝於是不放心，雖然沒有誰有證據說這是哪一個原因令致北京推倒承諾，但人人都知道，北京就是不願意。

這是七百萬巿民眾所周知的殘酷現實，也是我間中替特區官員感到難堪的由來：要那些擁有英國大律師資格、美國名牌大學從學士念到博士、在英國人統治年代成長獲得爵士勳銜的官員，忽然公開說同意香港不適合馬上有普選硬吞中共橫蠻一套的，確實很困難，但他們都做出來了。我極不情願跟隨鄭經翰指罵這些人是狗官，但客觀上他們是連一點點要替港人爭取的能力也沒有，連一點點的勇氣也付之厥如。這是十年來香港最大的無力感，到了最近幾個星期，這種無力感終於找到了根源：大氣候之下的小氣候，香港就是這樣子，只能待着被宰。

六四事件之後，中共內部浮現一個字眼：大氣候。在那些年的政治背景而言，這是指共產主義國家一個接一個倒下的宏觀政治氣候；幾乎同一時間，另一個詞「蘇東波」和「大氣候」同樣佔據了中共的意識形態平台。當時中共的解說是，西方以美國為首的意識形態是大氣候，不能和它硬碰，這才有鄧小平的「穩住陣腳，沉着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絕不當頭，有所作為」所謂二十四字大方向。二十年後，美國在金融海嘯衝擊節節敗退，中國卻因為改革開放一躍成為美國的最大債主。國際象棋有一條法則，小兵匐伏而行爬到對方底線即能變身車馬象后，今天的中共，就是昨天的小兵、今天的皇后。

奧巴馬訪華是揭開這一變身的證言。作為美國民主黨東北部自由派頭面人物，一向對極權帶着批判色彩的奧巴馬和希拉里在中國訪問時，人權問題一帶而過，連拿出一份被囚人士名單向中方表示關切的都沒有。這是大氣候遽變的寒暑表：今天的美國無法對中共起着制衡作用。誠然，中國的民主進程和人權發展是中國人民的事，外部力量很難從根本上扭轉這一情勢，但以往的經驗，西方國家通常可以在一些關節眼像點穴那樣壓制整副肢體的活動。這些在阮囊羞澀的奧巴馬身上看不到，所以美國傳媒批評奧巴馬在中國空手而回而中方激讚這是一場成功的訪問，因為中美兩國對這次訪問是否「成功」理解各有不同。

美國都在人民幣之下低頭不語

連美國都在人民幣之下低頭不語，香港能在這股大氣候下做什麼？我們企圖以忍耐退讓換取更大的空間，早些時候，譚蕙芸在《星期日生活》裏討論到香港傳媒在艾曉明事件裏的空間若何。在這篇長文裏，我閱讀出作者在有限政治空間下的無奈，作者提出的後退一步，是為了未來更多的採訪發掘。我不會同意這是投降主義的彰顯，應該說這是深挖洞廣積糧的韜光養晦，留得青山在，哪怕沒柴燒。問題是，當人們向後退一步準備留下更多空間的時候，北京會任由這一空檔存活下來嗎？當奧巴馬無法在面對中共時談到中國人權問題、當馬英九以各樣理由推卻出席紀念六四二十周年晚會的時候，平心而論，我是悲觀的。

大路朝天，各走一邊，溫和派有溫和派的長期作戰企圖，社會上另一邊則踏上激烈抗爭的不歸路，公民黨和社民連的五區總辭名單擬定，大狀黨和街頭政治出身的梁國雄美女與野獸式結合反映了他們的急切心態（desperate）。這或許是臨時組合的短暫利益組成，但我們必須了解，這一伙伴關係折射出的政治姿態，極可能被社會解讀成殉道式的政治自我犧牲。五人總辭，黨內同志不一定能在補選時選上，這有着極大的機會成本夾纏其中，可是公民黨和社民連依然不顧一切走上這條路，明顯是準備以此喚起社會的關切和關注。當然，這不同抗戰年間大學生以自焚喚醒國人的愛國情操，也難與越戰年代僧人在順化街頭自焚成一尊朽木的悲情比擬，但畢竟這是香港政治前所未有的舉措，已然跳出「政客只識攞着數」這一普遍認知。可惜政府高官和保皇黨的反應只流於議會席位得失這一層次，未態探究一旦總辭起動對社會的影響，這或許另一個失敗（blunder）的觸媒。

香港多次在普選的歷史門檻前失諸交臂，社會上有抱怨說，這是民主派過於激進也過於曲高和寡；亦有把普選未能提早到來說成是民主派的要價過高和不諳策略。兩類怨言其實都缺了另一重視角：北京的插手干預，是造成今天香港政制發展停滯不前的唯一因素——平素大膽敢闖的香港傳媒要後退一步爭取在中國採訪的空間、民選議員準備以辭職抗議政改牛步的政治自戕——七百萬巿民在剌骨寒風裏念及的是難以名狀的悲情。

PS挖苦法國

亨利一手推動法國出線世界盃，全球罵聲之中，法國還有人是有良心的，說國家隊教練杜明尼治是路易十六以降的最劣教練。這句話繞了一個圈罵人，路易十六是一七九一年的事，杜明尼治是二百年來最差的教練。

法國人挖苦很有一手，一九九三年，法國失意世界盃外圍賽，無望出線九四年美國世界盃，舉國上下失望透頂。翌日，法國一份大報的頭條是「法國晉軍世界盃」，下面是小小一行字「一九九八年世界盃」。一九九八年世界盃決賽周主辦國是法國，東道主有直接參加決賽周的特權。這份報章的頭條，至今仍然傳誦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