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手遮天

小時候玩過一種形式粗糙的智力急轉彎遊戲——

A童﹕世界上什麼東西最大？

B童﹕摩天大樓？

A童﹕不是。

B童﹕超級郵輪？

A童﹕也不是。

B童﹕巨型噴射機？

A童﹕都不是。

B童﹕到底是什麼？

A童﹕我的手。

接，A童把手捂在B童眼前，B童什麼都看不到，嚷「你這是什麼？」A童得意獰笑道，「什麼都不如我的手大，蓋你的眼睛，你什麼都看不見，還不是最大？」B童一呆，無以為對，多半發嗔「喲，你的手好黑好臭」。

文 安裕

四川的公安人員年幼時大概也玩過這一套，否則的話，哪會半夜三更闖進艾未未的房間、清晨說香港now電視記者藏有毒品不許出旅館半步，弄了半天為的是不讓世人看到審訊維權人士譚作人這一幕，公安的手肯定比A童的髒兮兮得多也臭得多。

譚作人案開審矚目的原因，是中共強把一個純粹是維護平民權益行動，硬是扣上「顛覆國家政權」的黑帽子。人們起初還以為這手屎棋已是中共的最後一，豈料上星期三從凌晨三時到下午一時這十個鐘頭之間，還有更加拙劣的一幕﹕先是闖進藝術界人士艾未未的房間飽以老拳，再是堵在now電視台記者黃嘉瑜居住的旅館門外，說有人舉報她房間「有違禁品」，要搜房間。這些公安既無證件又無搜令，一直拖到下午譚作人案審結，各路人員呼嘯一聲揚長而去，至於所謂毒品搜查以至艾未末右顎吃了的一記拳也就不了了之。

這些年來，特區社會極其流行一種說辭，便是「中共總的來說比起文革年間或改革開放初期來得開明進步」，認為物質會由量變而質變，積小變為大變，積小勝為大勝，於是開始認定，內地政治或社會上的種種畸怪現象，都是不識中央精神的官僚造成的，他們都違反了中央精神。這些話初聽起來倒也合符邏輯，然而時日久了，地方以至中央官僚的惡行仍然從未止息，這到底是中央政令不行，抑或中共本來便是這麼回事？

以這次公安誣稱記者藏毒阻擋外出採訪為例，明顯目的是不讓譚作人案得到更多曝光，若有人說這是四川或成都公安的處斷不當，這不免是眛於中共歷史了。《廖承志文選》第二卷有這樣的一章﹕一九八一年九月，廖承志在北京與香港親中傳媒負責人座談時說﹕「我們的愛國報紙，在宣傳安定團結形勢上不能打折扣，有利安定團結的就宣傳，不利於安定團結的不宣傳。馬克思主義新聞觀首先要問，這個新聞究竟是否對國家有利，對革命有利。」

廖承志是中共才子，英語德語都極其流利，生於東京的他，日語更是可以秀出江戶腔；曾在一段相當長時期是新華社和其前身紅中社的負責人，一九四九年建政後負責僑務和港澳事務，被視為中共統戰最高負責人之一。六十年代，廖承志主管中日關係，他處事手腕靈活，當時縱使台灣與日本有外交關係，但中共竟可通過廖承志，在日本設立類似地下使館的「LT辦事處」。這個用廖承志姓氏第一個字母L，以及日本商界人士高崎達之助姓氏第一個字母T為名的辦事處，讓中共在文革狂瀾裏亦能透過門縫看到了西方世界。作為中共第一代領導人裏最有才氣的一人，活潑開放的廖承志也有如此新聞觀，其他的官僚可思過半。所以，不讓不利國家的消息見報，絕非一般官僚擅自作主，這是由來有之的中央精神。

「以我為主」再度抬頭

中共八股行文有一句常用語「以我為主」，在譚作人採訪被阻事件可以看得清楚，不管客觀上如何難看，不論別人說三道四，我就是要以主觀意志辦事。打倒四人幫之後，隨毛澤東永躺紀念堂，這類四字詞逐漸退出歷史，可是到了近年尤其金融海嘯之後，以我為主意識再度抬頭，哪管國內外評說，硬要在電腦上加上綠壩，就是要把那挑起豆腐渣工程的譚作人打翻在地，便是要艾未未半步出不了門，讓那香港記者在審案期間擋在法院外。

對中共政權的傳統威脅早已七零八落，法輪功業被摒諸門外，疆獨藏獨鐵拳下覆巢無完卵，台獨綠營好漢這刻都削尖頭顱要渡海過來，美日經濟瀕於崩潰自顧不暇，只有維權活動日多一日。從中共六十年來的治術看，法輪功疆獨藏獨台獨都是敵我矛盾，處理容易，維權活動卻是人民內部矛盾，就像每年三月兩會期間上訪民眾那樣。所不同的，維權人士是通過法律來與政府周旋，比起散兵游勇的上訪者來得有作用。本來，任何一個社會發展上了日程的國家都會面對維權糾紛，但中共卻視之為足以威脅其政權合法性的重大威脅，於是人們看見的是，把為身死瓦礫的地震兒童討公道的譚作人，提升到顛覆國家政權這一「高度」。

三十年來，世人認為中共已經全面改弦更張，說的也是，藍螞蟻改穿Prada，海陸空膠鞋變成Nike，車子由上海牌改到奧迪，一再聲稱中國已是巿場經濟了，可以享受美歐等國待遇。然而硬件打造容易軟件改寫困難，到了重要關頭，腦袋裏那條筋總是不聽使喚，社會主義人民專政就會蹦出來，要用手來捂住人們眼睛。這病幾十年都治不好，是中國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