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無聲處聽驚雷

「是不是經濟搞得好，就可以不承認殺人！？」

五月十四日，香港立法會議員吳靄儀在特首答問大會上的這句質問，把困頓在經濟唯上一元化氛圍裏的香港社會喚醒過來，也把中共二十年來苦心建構的六四說詞一下子戳破，在萬馬齊瘖的六四二十周年前夕猶如春雷乍響，久久不散，遠遠飄揚。

可以這樣說，今年香港紀念六四的活動，從五月十四日下午吳靄儀的質問後已經開始。

吳靄儀在香港及中國大陸以經濟成功與否的尺度作為社會價值計量的今天，捅穿皇帝的新衣式假話，是六四鎮壓來到二十周年的最具階段性轉折關鍵，也是翻過中共自詡難以攻破高牆的致命一擊。二十年來，中共以「成績是主要的」這一說詞框架，用「經濟連續二十年增長」來迴避掩蓋一九八九年至二○○九年從屠殺到社會矛盾以至豆腐渣工程的種種缺失。這種說法在大陸有市場，是因為半推半逼強要人民照單全收。不幸的是，香港也全盤硬吞這一套，董建華年代已是如此，我翻查過董在任時每被質詰六四鎮壓，都以「我們必須向前看，國家在這些年間有巨大進步」扯開。這一傳統到曾蔭權上台後蕭規曹隨，照跟不誤，鸚鵡學舌搬字過紙。多少年來，在立法會答問環節上，我不止一次見過負責政制官員和保皇派議員，為着這幾句話能夠岔開民主派的質問而沾沾自喜。

六四官方說詞香港有市場

這套幾乎可以肯定是來自中央的解說，在日漸向北望的香港是有其市場，類似的邏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是起着作用的，尤其是我們社會自英治時代以降便被灌輸香港不是政治城市的觀念。很大程度上，我們今天過着的仍然是民國初年老舍先生《茶館》那樣的莫談國是，從藝人自言「我唔識政治」生怕搞砸大陸市場，到歷史教科書少談文革禍首是誰少談大躍進是人禍少談六四屠殺是什麼，比比皆是。

龍門主義造史盲

或曰，藝人搵食有他們的考慮，這也算了，最痛心的是我們的下一代被訓練成為只懂得歷史片段的史盲，他們只會讀syllabus 裏的所謂知識，一旦syllabus 不包括六四事件，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到六月四日，北京城震驚世界的這五十天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在現代龍門主義之下，我們下一代對此的認知將如一張白紙。

中共對「成績是主要的」這句話操作嫻熟，這套說詞在一九四九年之後成為中共遮醜的主要工具。對毛澤東的評價，也有人說「成績是主要的」，只提毛在解放戰爭的調兵遣將戰功和創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推倒人民頭上三座大山，絕口不提毛自己成為人民頭上新的大山，餓死三千萬的大躍進以及死傷千萬的文化大革命只是口耳相傳的野史。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由於一些地區的過度開發，以致出現環境嚴重污染，人畜俱滅，但一句「成績是主要的」便捂住一切。近者如四川大地震一周年，胡錦濤在汶川的講話更是「成績是唯一的」，通篇都是表揚抗震成效而沒有一字講到豆腐渣工程。這種刻意的人為政治弱視，對中國人民來說是巨大的侮辱，無視於人民可以通過以史為鑑免於災難，為的是構建一套有利中共的歷史文本。

曾蔭權在答問大會上提出「國家在各方面的發展都得到驕人的成就，亦為香港帶來經濟的繁榮」，其實這就是「成績是主要的」香港版。類似的主調在其他的領域也曾出現，親中系統和個別被統戰者最常用的是「中國出現飛躍變化，是自從康熙以來最盛的時期」，言下之意是不要再提六四事件，倘是追究下去，中國就會失去良機，就不可能重現唐宗宋祖以還的華夏盛世。近兩年， 「成績是主要的」開始在本土政治流行，明的暗的辯護士通過文字專欄到印刷傳媒專訪到電子媒介，為特區政府文過飾非。比起舶來品的spinning，祖國的胭脂水粉看來更頂用。

原來我們沒有忘記

在「要錢抑或要民主」的策略下，香港社會要求平反並追究六四鎮壓的聲音遠較前微弱。土生土長的香港市民，幾乎用鼻子就能嗅出這是什麼原因；有一段很長時間，香港社會呈現出來的冷淡是令人怵然的寂靜，幾乎不能相信這塊地方在二十年前的春夏之交風雨之中一百萬人浩浩盪盪走上街頭。直至上星期四，吳靄儀漲紅着臉嘴脣顫抖質問曾蔭權那一刻，人們才放心：原來我們沒有忘記那些身死北京街頭的青年，還未淪落到一切都由錢說了算。

文安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