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母親： 只要不死都會堅持

20 年前一陣突如其來的槍聲，奪走了她們年輕兒女鮮活的生命，打碎了她們原本幸福的家庭，並一直折磨她們的身心直至今天。六四遇難者家屬組織「天安門母親」的數名成員，近日向本報再度訴說當年觸目驚心的經歷，重新咀嚼痛苦，意在提醒世人不要遺忘、繼續抗爭。她們娓娓訴說中，處處展現中國女性柔中帶剛的一面，她們把仇恨的種子深埋心中，在悲痛過後仍然擔起相夫教子、縫衣煮飯的母親職責，卻同時不忘自己亦身為鬥士，只要一息尚存，便會堅持到底。文、圖：明報記者「女人（哭）這個本事，我沒有。」今年69 歲、滿頭銀髮的譚淑琴端坐在記者面前，一身牛仔服、挎着腰包，一副幹練的樣子。其他受訪者講起過去時，往往禁不住哽咽落淚，譚淑琴一直神情嚴肅，但見她並無任何悲傷神色，卻是一字一頓地說： 「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君子報仇，十年不晚。」譚淑琴的大女兒奚桂茹遇難時25 歲，她與弟弟一起經過復興門附近時肩部中彈，由於是「炸子兒」（擊中目標後會爆炸的子彈），奚桂茹胸前一片血肉模糊，因大動脈出血過多失救。譚淑琴說，當時人民醫院開具的死亡證上寫的是「流血過多」，在她再三堅持之下才改成「槍傷」。「我一直尊重和相信共產黨，但沒想到我孩子死在共產黨手上。」從此之後，仇恨的種子便永遠種在譚淑琴的心裏，逢年過節時，別人家的女兒回娘家探望母親，她的女兒卻永遠不再

回來了……

自幼喪母的譚淑琴十分堅強，事發後未流過一滴眼淚。1989 年9 月，她離開原來任職的展覽館，自己開了一家服裝店， 「我當時如果瘋了、傻了，就沒辦法等到機會去找途徑來解決這個問題，那就等於全完了，我要保住自己，就是想等待。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這個事自有後人評論，我們好做個證明。」抱着這種心態，她的服裝店一開便是6 年，之後又幫兒子打理餐館，但要為女兒討回公道的念頭一直不滅。

譚淑琴還提到一件事：當年曾有一輛軍車駛上她店前的空地， 「你下去！」她指着軍車大喝，軍車司機表示要借地掉頭， 「我這兒不許掉！你叫鄧小平來了，我這兒也不許掉！」軍車唯有離去。譚淑琴說，當時一見到軍車就「氣不打一處來」（形容氣得厲害），見到車上坐着的士兵就想到開槍的情景。

奚桂茹死時留下年僅1 歲3 個月的兒子，尚未斷奶，後來丈夫王琳續弦，卻一直向孩子隱瞞生母身世。譚淑琴說， 「一直對這孩子寄託着希望。雖然自己心裏難受，可是我從來沒對那外孫說過」。她原本計劃在外孫大學畢業、有一定閱歷後告知他真相，但在2006年時，外孫讀到高三，有同學嘲笑他媽媽不是親生的，他知道後成績一落千丈。

譚淑琴見瞞不下去，便把外孫叫到跟前，拿出當年的照片，告知其生母叫奚桂茹，但仍未敢對孩子描述她被槍殺的情景，只是教他要以學業為重，且要善待從兩歲起照顧他的繼母。

現時外孫已經讀到大三，明年便畢業。譚淑琴說，屆時會與孩子的父親和養母一起對他講出真相，並會教他如何正確看待。她認為，孩子不能像她一樣只有仇恨，怕他一旦知道真相後難以理解，一時情緒波動、處事不妥當，影響到未來的學業和工作， 「有些『擰』（頑固）的孩子不為共產黨效勞，實際上我們不針對共產黨」。

領導人沒魄力膽量承擔

「這不光是母子親情問題，而是政府怎樣對待老百姓的問題。」譚淑琴認為，六四事件應該由當時的上層領導負責任，現在的領導人沒有魄力和膽量去承擔，一直不能正視問題。她說，至少應該能讓人公開評價前任的功過， 「想當初，秦檜還讓後人來評論，他是奸臣就是奸臣，他是明君就是明君」。

去年底， 「天安門母親」發起人之一張先玲找到譚淑琴，由於譚的老伴患有腦血栓後遺症，不能再受刺激，譚淑琴便瞞着家人出來與其他遇難者家屬相聚。

她每天早晨5 點多起牀，照顧老伴吃藥、為家人煮早餐等；雖然家務繁忙，她每日仍留一小時讀書，主要閱讀青少年教育的書， 「我有好幾本書，我要看看怎麽教孩子先做人後做事」。








Re：給讀者Lam 的六四書單

Dear Editor,有見近年來新聞，關於80 後及90 年代出生的青年人，對六四事件都存有與事實不符的看法。請問你們可否在《星期日生活》裏介紹一些有關六四的書籍？其實本人對六四事件的認知亦是甚微。希望可以再作深一點的認知。

Thanks,Lam

天安門母親運動陳旭芬：

1.《八九民運》教材套（2006 年）（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香港基督徒學會聯合印製）2.《制止政府逃責——從阿根廷白頭巾運動到中國天安門母親運動》（2002 年）（天安門母親運動編輯）3. 丁子霖「六四」受難者名冊（丁子霖）

馬國明：

由於中國政府的政治鎮壓，人民無法知道全部的真相，也由於不能夠有全面的了解，可以說，沒有一部好的關於六四的書。如果要讀，可讀事件發生後寫及第一手報道的書，包括由多位香港律師為數近50 位目擊者做見證的《六四見證》（The Eyes have it），和由曾駐北京及香港的CNN 記者Mike Chinoy 寫的《China Live》。

朱耀明牧師：

我自己20 年前自五一九頒布戒嚴令後一直投入事件，5 月底至6 月3 日更身在北京，親眼見證並親身支援一場愛國運動，事後也參與接待和救援流亡的民運人士，所以我沒有多看關於六四的書。對年輕人來說，我認為可看一些附有解說的相片集，如《悲壯的民運——最和平開始、最血腥結束》（明報出版社，89年6 月出版），可能最簡單直接。

公園仔：

尋找史料，應該要找第一手，建議先去公共圖書館，找當日的《文匯報》那個開天窗的頭版來看看。

現在的年輕人沒有經歷過六四，就像我沒有親身經歷過文革，我們都是道聽塗說。我親耳聽過我認識的Lolita 小妹妹說，她以為文革就是六四。曾特首也以為口誅筆伐就叫做「文革式批鬥」。一名中產會計師也說，我們現在是「文革式批鬥」港大的陳一諤同學。其實真正的文革批鬥，不會是口誅筆伐那樣和諧，是充滿着肢體暴力、身心虐待和人性出賣。

六四第一手讀物香港不缺，至於文革的，我推介嚴家其與高皋合著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增訂版。現在掌握着這個國家最大權力和影響力的壯年人，都是在文革中活過來的人。如章詒和的文人學者可以寫自家文革史賺人熱淚，嚴氏夫婦的蒐集民間史料寫成，當中卻有百姓蒼生的故事。我讀此書的時候，六四剛過，年紀比陳一諤同學還要小一點，嚴氏兩人已流亡海外。讀完此書，得出的結論不是當權的還是反動的，什麼的要付上多少百分比的責任，而是深深體會到，在缺乏反對派制衡（也不要癡說反對黨了）的政權下，推動着悲劇的，不單只是昏君和貪官，而是有你有我的平民百姓。

王雅雋：

我初到香港後，自己在YouTube 上找《天安門》（1995， Carma Hinton &Richard Gordon: The Gate of HeavenlyPeace）來看。原來對於那場事件我只是模糊地覺得「那是一群熱血沸騰的年輕人為理想做了一些激烈的事」，既有點好奇又有點崇拜；看完紀錄片以後，我的心就變得更加冷漠現實，想： 「還是頭腦冷靜點，站開些，不要被人利用了才好。」這片子在大陸被禁實在荒唐，我看了不是得出個政府喜歡的態度來了嗎？

後來我偶然結識了一位當時在天安門參加了那場事件的外國人，她那時在北大，因那事件被北京當局遣返回國。由於她與幾個核心人物比較接近，又是作為活躍分子參與其中，對那場事件很有些經歷和反思。我從她處聽說了一些橋段，也印證了紀錄片裏的一些觀點。心情相當沮喪，不為別的，為的是為什麼每當我多知道一點關於那場事件的事情，心裏就會冒出一句麥兜校長的拖長音： 「冇得搞啦！」不過歸根結柢，作為一個從小沒有受過什麼民主教育，並且仍然持一本中國護照的80 後人，每當遇到這種討論我就覺得自己「先天不足，後天失調」——既不懂說，亦不敢說。我父母自我來香港起就時時提醒我「不要在外面亂說話」，而我朋輩的各式「憤青」只讓我覺得他們懶惰——人云亦云何嘗不是一種「亂說話」。

結果我就變得更加無話可說了。

沈旭暉：

Dingxin Zhao, The Power of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中譯趙鼎新，國家．社會關係與八九北京學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7）這是嚴謹的學術著作，作者趙鼎新是六四後冒起的華人學者，原來是昆蟲學博士，正是受六四事件影響才轉行，再念社會學博士，現任教於芝加哥大學，並為英文學術期刊《當代中國》主編，學術成就驕人。全書的核心問題，是「為什麼雖然大部分學運積極分子、知識精英和政府領導人，都努力在抗議者和政府之間尋求一個妥協之策，但運動最終卻以悲劇收場」。

他的解釋是使用「國家．社會關係理論」，集中探討中國威權政體下，國家與學運的互動模式、運動的動員結構、運動參與者的話語權、以及媒體和輿論的角色，超越了只強調高層權力鬥爭或歸咎學生領袖為「逃兵」等見樹不見林的視角，建議陳一諤同學閱讀。